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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印刷厂是子虚出版社的外协单位。是一家注册资金200万元的县集体企业，现在的法人代表是姜再望。印刷厂地处城市郊区，作为一家县级印刷厂，早就被疯狂扩张的城市的高楼大厦包围。在计划体制时代，乌有印刷厂是县里独家印刷企业，属于县集体企业，不说稳定的市场和利润，就是工资也有县里直补作保障。可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印刷厂就如一叶扁舟，被推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自主航行，随时与毁灭斗争着…… 拨乱反正，真理大讨论，随之而来的言论自由，人们敢用嘴巴说话也能拉动产业经济。茶馆酒肆里不必“勿论国事”，就是大嘴无边沿，也不会有人告状。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随着复苏的启蒙文学，伤痕文学开始蔓延。社会上报纸刊物遍地是，小到百人工厂，大到委办系统，只要稍有一点实力的部门，几乎都有一张像模像样的报纸或内刊。有刊号的没有刊号的，大报小报，季刊期刊半月刊乃至周刊。思维的活跃直接就是文化的繁荣，书报刊等的繁荣，直接拉动了印刷业的阶段性兴荣，拉动了纸张价格，小型高污染的造纸厂纷纷上马，快步加入了钢铁、水泥、化工、农药等排污行列哀乐般的交响。 “要想发，干印刷”，乌有印刷厂，因为改革开放经济搞活，文化艺术持续繁荣，新闻媒体也在广开言路，印刷业务应接不暇，或者说印刷业务与县造纸厂一样生意红火，人事调动只有进入的，没有调出的。时间长了，致使印刷厂人浮于事。老厂长眼看着人们总是隔着他的家门往邢副厂长家跑，送礼的络驿不绝，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不久邢副厂长调配了别的工作。 高中毕业后，姜再望接班到印刷厂工作。印刷厂一直利润攀升，最初的厂子资产也就10来万，而今一是全县瞩目的第一大印刷厂，有书报刊的印刷资质。成了子虚出版社的外协单位。姜再望学过排版、切过纸、爽过纸。后来成了合同制工人，当上了经常与油墨、铅字打交道的胶印工，终日的满手油墨，只有借着多放洗衣粉才能把手洗净。再后来他到校对室工作。虽说这样干净了许多，每天要审阅校对文字，终于算心安理得。 老厂长见姜再望工作扎实，为人厚道，就提拔他为车间主任，然后是副厂长，位列邢副厂长之前。虽然市场行情一直很好，厂里利润攀升，可是还是因为厂里管理混乱，印刷厂几乎破产，厂里只剩了几台印刷机器。老厂长被撤职，这个时候，县委领导商讨决定，委任姜再望为厂长，原来的厂长告病回家休息，邢副厂长还是副厂长。姜再望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分派邢副厂长负责全面督查，分管考勤纪律。 他一上任，在原来的资产基础上，又到银行贷款20万元重新开业，安排了五个个得力业务员四处跑业务。“那时候，买卖好的时候，从个人手下一走就是几百万，现在想来真后怕。厂里的司机到年底要报修车费，你猜是多少？30万。这车还能开吗?”那个时代，轿车距离老百姓生活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就有所谓穷玩车子，富玩表，玩相机的是个大傻屌。“那时候，国税局的天天来玩，不早不晚，上午十点来钟，下午四五点钟。中午刚送走一桌爷爷，下午国税上又来电话了，说待会儿去厂里，我说一帮狗刚走了……可还是晚上请了另一帮，还得给人家赔不是迎笑脸。” 社会上，本县学校勤工俭学，普遍上了印刷厂，尤其是全国整治书报刊以来，这家老字号大印刷厂经营急剧萎缩萎缩。在岗的工人留下了一半发全工资，待岗的工人只发基本工资。已经两年没交工人的养老保险金了。子虚出版社的风波直接影响到了乌有印刷厂的业务，因为订单接济不上，印刷厂不得不放假三个多月。 为了摆脱困境，他亲自跑业务，到县医院到乡镇学校等单位联系业务，什么饭票了，病历了，发票了，信笺、信封了，小活小买卖都干。有时，他也怀着撞大运的心理，跟着一个社会上能说会道的大忽悠去北京考察，说是北京有好项目，能赚大钱。当时县长对‘VCD’生产线很感兴趣，那时的‘VCD’生产线相当于印钞机啊，那利润，海了！县长也鼓动他的厂子能拿下这个买卖。到北京到深圳转了一圈，五万块钱打水漂了。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那样的生产线北面是政要的儿子，南面是名人之后，哪里有草民的开壶啊！北京的某高官，现在成了副部级的，那党员干部，能吃能玩，简直黑透了。” 为了救活印刷厂，他决定铤而走险……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私印《金瓶梅》有可能被枪决，那么，多少有点知名度的书，都有相应的利益集团垄断着，私自印制肯定要触犯老牌出版集团的利益而身陷囹圄。他的一念之间，欲投机冒险赌一把，为摆脱本厂的困境。他决意出版《莺儿燕儿》，结果书页还没有胶钉，一副手铐就从外省突然来到了他的面前，他被逮捕，身陷囹圄，等待县领导的救援。 县里派人去援救，跑关系，送礼，吃喝，可还是被罚款50万。不到两个月，姜再望得了抑郁症，肝硬化也犯了。邢副厂长以为他出不来了，把厂里的财权人事权业务都拢到自己手里。本来一本书1毛3分，他9分就印，没想到厂长很快回来了，他只好另起炉灶，搞起来了彩印厂。 姜再望说：“我在莺儿燕儿上跌倒，我要在莺儿燕儿上爬起来”。他印刷删节本《莺儿燕儿》，结果，虽然几经周折免于坐牢，还是挨罚了，8万元又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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