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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伟大民族精神的壮歌 ——读李尔重《新战争与和平》札记（四） 郑熙亭 作家从哲学和文化层面揭示人物的性格，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 性：正面和副面，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当共产党的红军被围剿在井冈山、被追击在长征路上、被围困在陕北高原的时候，《新战争与和平》用了足够的篇幅，描绘了长城内外军民自发抗战的血肉防线，奏出一曲又一曲壮烈的悲歌，塑造了冯玉祥、吉鸿昌大义凛然、抱恨终天的悲剧形象，塑造了傅作义智勇兼备、威严凝重的大将形象， 塑造了义勇军首领邓铁梅的英雄形象。写了冯玉祥收复多伦、傅作义奇袭百灵庙的重大胜利。在这一系列的描写中，作者着墨最多的还是少帅张学良， 他是旧军阀中爱国将领的杰出代表人物。从第一章开始就埋下伏笔并逐次展开，其形象的最后完成是在“西安事变”这一章。“西安事变”举世皆知，数十年来众多作家艺术家以小说、戏剧、电 影、电视各种文学的艺术的形式，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已经作了充分的表现和反复的咏叹，资料就那么些，挖掘就那么深，其人物一个个似曾相识，有些作家在无可奈何之下开始“戏说”或“传奇”，开始在赵四小姐身上作文章了。然而《新战争与和平》不落俗套，唯求深厚，高人一筹，独步天下， 借一句内行话就是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环境，写出了社会深度；人物，写出了思想深度。环境是舞台，人物是演员，有了舞台和演员， 作家便导演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事变发生在西安，事情联系到中外。作家先写日本一方。战争的首恶者天皇裕仁“急于第一步先把华北拿到手”，日军攻占热河，进兵绥远张家口，华北危急！中国一方，先写蒋介石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何梅协定” 之后又演出了“东北自治”的丑剧，进而写“华北自治”，从而激起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再写红军东渡黄河，欲渡未渡，毛泽东作书傅作义等抗日将领，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再写张学良一方受命“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蒋介石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紧进剿陕北红军，还要 “撒大网，捉大鱼”，调集兵力，“来一个第六次围剿”，并亲自督战，终于把张学良逼进了绝地。这些都是“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外部环境和大势，这是事变的外因；事变的内因和根据，则在张学良身上，环境围着人物转，天下大势推动着张学良一步一步的前进，去完成历史赋与他的使命。我曾经疑问，发动“西安事变”的，为什么是张学良而不是别人？读 完这部小说后我找到了答案：发动“西安事变”的，只能是张学良而不能是别人。这正是张学良的个性，历史的本来面目，即小说成功之所在。张学良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对“亡国奴”的滋味，对不抵抗将军的屈侮，有着切肤之痛，这是人们共知也是其他作品多见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其它作品没有交待清。原来张学良在蒋冯阎大战中，拥兵入关，抄了阎冯的后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战争平息之后，蒋介石给了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进驻北平，统管华北事宜。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这样的背景，虽是杂牌军，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张学良对他也忠心不二、唯命是从。“九·一八”事变，给张学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三个字，小说写道：“这是一把锋利的刀子，一下子把东北三省从中国地图上割掉了，一下子把三千万同胞的生存权利割掉了，一下子把祖国的长城割倒了，一下子把日寇 的侵略野心放大了，一下子把千万颗爱国心割碎了。这把刀子是蒋介石铸出来的，却是经过张学良手扔出去的。”我们看到了张学良见到《中央日报》 报道“日军于昨晨突占领沈阳”的消息后，是痛哭、忏悔、愧疚、派人飞往南京请示机宜，得到的回答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张学良只是“颓然坐下”，一句怨言也没有。这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确是绝对相信和绝对服从的。紧接着丢了山海关和热河。张学良要求戴罪立功，固守长城一线，蒋介石舍车保帅，让他“上船”，下野出洋考察，张学良也无条件服从了。张 学良和赵四有一段对话： 张：“当今中国，我不是头领，真正的统领是蒋先生。我跟他走，力量就大。”（张学良把蒋介石看做近代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相信，只要对他忠心耿耿，以心换心，一定可以团结御侮。他忘了两次当替罪羊的教训，赵四却没有忘）赵：“你相信蒋先生？蒋先生对你相信几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就不想一想。”张：“你，大概没有读过廉颇蔺相如列传。这就是孔夫子说 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不信，我信。”赵：“我在你面前，早已是失掉个性的人了。你相信的，我还有什么不信。”（在出国考察归来蒋介石约张学良来杭一叙的时候，二人对话更有趣了）：蒋：“见过墨索里尼吗？” 张：“见过，我和他女婿齐亚诺是好朋友。” 蒋：“到德国去过吗？希特勒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张：“去过，还读过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 蒋：“我听说这是一本好书，你读后有什么心得？” 张：“摊开了一大片，一天也说不完；提起来一条线，一语道穿。” 蒋：“嗯？那么简单？” 张：“是的，俗话说，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九龙治水，非旱即涝。德意两国的办法，就是按孟子的 办法办的。‘天下乌定乎？定于一。’孟子的话，只是说了一个大一统，而希特勒墨索里尼说的则是：治国要靠一个主义——统一思想；一个政党——统一决策；一个领袖——统一指挥。”蒋：“中国本来有个领袖，中山先生，可惜他不在了。” 张：“不，不，当今时代，在中国有领袖，只是大家还没有认识。” 蒋：“谁？” 张：“委员长德高望重，谋臣如雨，兵多将广，一人系国家安危，当然是您哪。这需宣传，使大家认识，有了公认的领袖，天下人以领袖之心为心，则万众一心，何愁不自强于世界？”蒋介石连连拨弄自己的耳朵，以为把话听错了。有人称他为“领袖”， 真是破天荒第一次，蒋介石知道自己是中国最大的军阀，还没有敢想过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听了张学良这一议论，就好象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痛快。就是“这一个”张学良首先在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的人，在两年以后，竟然当面破口大骂这个“领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和张宗 昌、袁世凯有什么区别？”并断然举行兵谏，把这个“领袖”捉了起来。这 是多么大的反差，多么大的转折，多么大的跌宕跳跃呀！文似看山不喜平， 就看你是否合情合理了。张学良是军阀，但他是“少”帅，与老一代军阀不同。教养他的是孔孟儒家经典和孙中山“三民主义”。他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是“一片忠心，愿致领袖于尧舜”，鄂豫皖“剿匪”，蒋介石翻脸无情，他开始怀疑；到“剿 匪”失利，突然调到“西北剿共”，渐生芥蒂，他想的是“白山黑水英雄泪”，东北三千万同胞，蒋介石是安内剿匪、杀千吓一，这就必然形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他这时只得服从命令：“希望保住东北军这个集体、早日消灭红军，全国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协同抗日。”但是打红军吃了苦头，一一零师被歼灭，一零九师又完了，连续损兵折将，使他有切肤之痛，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个仗打不得了，不能打了。”这样就和蒋介石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使张学良大失所望：“像这样乌烟瘴 气，漆黑一团，腐败已极，国将不国，何日能收复山河？”此时他接待了三个东北老熟人来访，给他一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小说写了张学良读宣 言的情形：“这篇宣言，其中有形，珠玑跳动；其中有声，铿锵和鸣；其中有箭，簇簇穿中；其中有光，辉煌夺目。张学良醉了，因为此酒太醇；张学良醒了，因为此酒太清；张学良迷惘了，因为话出自敌方，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他要找共产党的大头头，当面谈 谈。”促进张学良找共产党的是东北军生活的惨状和阵亡将士家属孤苦无靠 的情形。他心地善良，天性仁厚，加上传统文化儒家经典给他的“仁爱”， “忠恕”之道，构成了他的人生哲理。他求领袖施仁政法治，领袖却逼他 “中国人打中国人”，他求领袖“以百姓之心为心”，领袖却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仁爱之心愈甚，疾恶之愤愈强，他想到了卞庄刺虎，“动辄得咎，前途茫茫”，抗日未遂力已折，最使英雄泪满襟。这时因一零九师覆灭，这一夜之间白了头发的师长董英斌从前线给张学良带来了毛泽东的一封信，要求他“当机立断，停止向红军的进攻，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条件”。张学良更加急着要“过河”，迫切的要找到“桥”，他用赵四之计， 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在前线建了一个指挥所。当张学良来到前线，双方已经停火，他会见了共产党的代表李克农，他和李克农就联合抗战基本上谈拢了，只是一字之争：是拥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其实是他心底上还有一个 阴暗的角，这一角阴暗，是周恩来这一盏智慧之灯给彻底照亮了。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延安桥儿沟的教堂里会见了周恩来。张学良快人快语，一上场 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见解：“蒋先生手中力量最大，要抗日没有他不行，没有他当领袖不行。不效法墨索里尼、希特勒不行。所以我一直主张拥蒋抗日。”周恩来一句“国恨 家仇集于一身”就使张学良眼睛湿了。周：“你出国回来，以为学习法西斯是救国之道，法西斯是什么，是不是外国的创造，这并不单是外国有，中国也有，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 中国，也失败了；蒋介石要在国难当头步他们的后尘，注定要失败的。”张：“逼蒋抗日，不是还要打内战吗？我总觉逼字不好。” 周：“蒋介石的脾气，你大概也有所认识了。他是一匹毛驴子，要他上山，前边要有人拉，后边要有人推，中间还得不断地 抽上几鞭子。这样他才可能上山——走向抗日救亡之路。只要他今天放弃内战，奋起抗日，不等明天，我就喊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周恩来一口否定应对马鸿逵“网开一面”，更使张学良相信共产党“真 有诚意”而且“正气如虹”。张学良与周恩来谈判达成了五条协议，对停止 内战实行抗日大联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回到西安后对杨虎城推心置腹地说：“现在，我明白了，共产党是力挽狂澜的中坚。民族的希望，确在他们身上。”至此，张学良的思想转折大体上完成了。李尔重并没有就此住笔，也许他以为这仍是浅尝辄止，他从哲学和文化层面上，把张学良揭示得赤条条的，彻底地完成了这个“一定的单个人”至 臻完美的英雄形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儒家思想，其人生道理、价值观念，实在是具有“两面性”，正面和副面，积极面和消极面。而这两面是胶着在一起的。要想剔剖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句话就解决的事情。张学良谨守“忠孝之道”，“忠君爱国”，但他的“愚忠”却成为爱国之累。李尔重写了他的一片至诚向蒋介石冒死进谏，阎锡山劝他他不听，杨虎城阻他他不止，他要凭“天理良心”进肺腑之言，忠谏、苦谏、死谏、憨谏。然而蒋介石是块顽石，是块由顽石筑成的南墙，张学良撞得头破血流终于清醒，最后不得已而实行“兵谏”。作家写蒋介石也十分精彩，与张学良的形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蒋介石“翻脸无情”，张学良“委屈 求全”，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好像捕鼠的猫，张学良却向他“一片忠心”，请缨抗战；蒋介石跟他耍手腕，把特务打的“小报告”直接交给他， 张学良秉性厚道，不知是“搞什么名堂”。当蒋介石已经把他当作“勾结赤匪的汉奸”，10多天之内，两到西安，亲自督战对共产党进行“第六次围 剿”，调集了260个团、约30万兵力、l00架飞机、对陕北红军构成包围之势， 同时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也构成了“包围之势”。此时的张学良仍在谏诤，在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致使蒋介石拍案大怒，把他骂了出去。而“张学良毫不畏怯”，面指蒋介石为张宗昌、袁世凯，以致蒋介石“怒目横眉”、“声震屋瓦”、“连连跺脚”，领袖的矜持也不要了，蛮不讲理地说：“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就是你张汉卿拿手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张汉卿，杨虎城，你们听着，你们不愿剿共，好办！把东北军调安徽，把十七路军调福建，剩下这点子共匪残余，我包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的张学良是一个威武不屈的血性男儿，而蒋介石则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军阀头子。于是，“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最后一谏——兵谏， 就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发生了。 “西安事变”这一幕活剧，舞台广阔，演员众多，剧情曲折、层次分 明。作家从容挥洒、铺垫、准备、酝酿，万事俱备，相机而发，捉蒋、请周、协议、送蒋，一唱三叹，层层推进。36岁的少帅张学良与杨虎城同心同德，断然发起了“事变”，把蒋介石捉了起来，把天捅了个大窟隆，补不上了。如同“豆腐掉在灰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骑虎难下”。历史逻辑的发展：请美髯公周恩来。当时“西安城刮起了东西南北风”，“一街两巷的老百姓和军人，要求杀蒋介石”，特务、亲日派、托派也跟着起哄，兴风作浪，把水搅混，周恩来一到，人们立刻有了“主心骨”。共产党“和平解决”的方针定了风向，驱散乌云，真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终于使“西安事变”化险为夷、和平解决了。如果说一波三折的话， 这就是一大折。另一折是“放蒋和送蒋”，这一折最后完成了张学良的“伟 大人格”和“英雄形象”。许多作品是匆匆忙忙地处理“送蒋”的情节，有的甚至写成一种“偶然”或“贸然”行动，“只写人物怎么做，未写出为什么这样做”。李尔重不然，他事先就铺垫下了张学良为什么这样做的根据， 张学良说：“虎城，万一找不到他（蒋），或是把他打死了，请你割下我的脑袋， 由你送到南京去请罪。决不可再引起内战，内战已经把中国的元气伤得殆尽了。”“这次兵谏，我们就是豁出了身家性命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两个团体干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牺牲个人，牺牲团体、在所不惜。反悔不反悔是他的事，守信不守信是我们的事，我们昭告天下，让历史评说。”“（东北军将领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次兵谏，我是把个人生死荣辱完全置之度外了，我既然认定送蒋先生回去是对的，我也就不计个人的安危了。是的，我可能遇到意外，回不来，但有杨主任，有于孝侯，你 们可以好好团结。有我当然好，没有我一样可以干好。”赵：“你要放虎归山？” 张：“是的，有意见吗？” 赵：“放虎归山，可以。” 张：“好，所见略同。” 赵：“送虎归山则不可。” 张：“为什么？赵：“放虎归山，虎自回山，人自回家，各保平安；送虎归山，反咬一口，人被虎餐！这个英雄逞不得。”张：“历史佳话都是人创造的，他若送我回来，岂不是千古佳话？你不高兴？”赵：“我当然高兴，万一好心换来了驴肝肺，你回不来怎么办？”张：“回不来当然不好，杀我的头更不好，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悲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推动历史前进。”赵：“（低下头来，轻轻地说）那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张：“绮霞，甘蔗难得两头甜，为国忘家，古往今来，该有多少，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把酒相送，以壮行色！”引文太多了，张学良既完成了国家大事，壮志已酬，杀身成仁，在所不惜。孔孟儒学的伦理观念，铸就了张学良的伦理德性，他曾经忧心因捉蒋而造成天下大乱，我张学良就成了千古罪人，将杀身莫赎。一解此忧，再无他顾，唯一的还是为国家着想：“我们不仅要送他走，还要拥护他做抗日领袖。我们要给他留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以后好说话，好办事。”是这样吗？是的。中国的伦理精神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的德性是以伦理为尺度，蒋介石拿住张学良的只有四个字：犯上作乱。恐怕张学良内心也觉得有点“犯上”。不然为什么非亲自送他才能“使他恢复威信”。殊不知他这样做的结果恰从正面帮助了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既没有杀张学良，也没有送回张学良，而是把他幽禁终生。蒋介石固然失信义于天下，也从侧面完善了张学良的伟大人格，使他成为近世的民族英雄，与文天祥等先辈并列而无愧（尽管他没有死）。作家仅在这一章所写的人物，我粗略一点，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一个。这么多人光介绍身世和相貌就不知多少万字，李尔重绝不这样写。他别出心裁，不写形而写神。俗说“人是清风肉是泥”，这个人，就是神，精气神。有个写人的小说叫作《灵与肉》，灵性就是神，精神。中国传统的国画和诗歌都讲传神。李尔重常常是用人物的特定语言来传神。毛泽东说的“三个鸡蛋哪一个也不能踩破”。周恩来“赶着驴子上山”，蒋介石“用牛刀杀共产党”，傅作义“不说硬话，不办软事”，宋美龄“飞机是我给你们买的”， 都是一语传神。篇幅所限，不一一点到，但有个叫戴季陶的，不能不给他传传神。小说写他“初名天仇”表示与满清不共戴天；后改名“传贤”，表示是孙总理的传人；再改“季陶”，是混进上海交易所，要作“陶朱公”。此时，他支持何应钦讨逆，他堂堂皇皇地说：“板荡识诚臣，在此国家危难之际，张学良劫持统帅，实是不忠、不 孝、不仁、不义，乃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今日之事，乃有道伐无道，兵行之日，是单食壶浆以迎王师。”此时此事，周恩来也有评语：“张汉卿，对国之忠可嘉，坚毅壮志可 勉，火热真情可悯。”同是评一个人一件事，都以忠孝仁义为尺度，定语却大不相同。不管李尔重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反正他是揭示了儒学的两面性，戴季陶这个假道学正好反映了儒学虚伪的一面。时间过了六十年，再来评价“西安事变”的功过恐怕已经完全没有争论 了。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周恩来的评语已成公论。英雄一去不复返，这固令人遗恨，想来也是时势造就之必然。
郑熙亭：河北沧州人，原沧州行政公署专员，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游寻梦—苏轼传》（东方出版社出版）、《大宋河山》（海南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熙亭文存》。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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