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战后，如何正确面对和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一个看似无解的两难问题。 首先，因为冷战中中国政治的主动妥协，使得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苏联提前获得胜利，胜利后自然需要考虑如何回报中国政府，以报答中国政府的义举。 其次，中国政治虽然向西方资本主义做了妥协，但毕竟不是彻底妥协，依然明确不放弃共产主义追求，这仍是资本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面对如此两难的选择，西方资本主义也只能以新妥协应对中国政治的旧妥协之功，这是人类政治的一贯作风，也正是中国政治所期待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高明之处，毕竟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华民族的政治哲学有这样厚重的历史积淀，反之，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哲学就不高明，过于自负的狂妄导致了他们一条道跑到黑的愚蠢。 当然，通过和平演变策略获得对苏联斗争的巨大胜利，也足以让西方资本主义有足够的政治自信，考虑到如法炮制于中国同样可以获胜的可能性，假意逢迎一下中国也符合他们自己的战略需求，于是他们放弃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策略，转而向中国敞开怀抱，希求象同化苏联一样同化中国，中国就此顺势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以平等的资格接纳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自信，这其中的宽容与大度可以证明他们是文明的，但是否是终极文明的，谁知道呢？这有待于与中国政府所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文明较量之后获得证明。 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竞争平台搭就后，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终极较量的真正开始。这是一场到底谁才是“真文明”代表的角力，最终将通过优胜劣汰决胜负。中国政府代表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开始与同样自信的资本主义文明同台竞技，大家表面上温文尔雅，实则在暗中一直比较着各自政治力量所“生产”的文明优越性。 从苏联解体至今，这种较量进行了三十年，当初自信满满的资本主义已经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了，因为中国政府治理下的日新月异不仅是前苏联所没有的，更是史无前例的，这让不想死心的西方资产阶级很是措手不及，于是只能在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中呈现举棋不定的尴尬，旧有的文化自信也大不如昨。 现实中一定有许多人基于不同立场不同意我这样描述西方资产阶级，因为人家在许多方面现实的优越与先进依旧，而我们国内仍有太多难题未解。这些我都承认，当然我也无需否定，因为我一直在谈的都是哲学问题，哲学的视角要求我不能只活在当下，我必须在认清过去和立足当下的基础上去展望未来。 文明进步的内动力是从来不止息于任何一个历史瞬间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特定立场上对文明的发展奉献自己的角色作用，或积极，或消极。其中最积极的应该是那些能用哲学积极进行自我改造的人。 相对于更多只活在当下的人，我觉得自己更积极些，因为文明的进步于世人不仅是国际间的横向比较，更重要的是贯穿整个历史的纵向比较。因为人不能仅活在当下，必须通过勇敢、理性地展望未来来展现自己的成熟。 不客气地说，如果您只会做横向比较，那么你可能真的不很成熟，因为只活在当下的人虽然很多，是社会的主流，但这种主流恰恰构成了人类文明无奈的苟且的一面，只能被动等待哲学普及化的改造。 人类的“真生活”是理想化的，从来不只是眼前的苟且，一定还有诗和远方在向我们招手。你若非要安于眼前的苟且，那是你的权利，我无权干涉，但我的诗和远方也是你所鄙视不了的。 我也知道，古往今来的苟且者都很愿意鄙视那些虚无缥缈的诗和远方，所以苟且的你尽可以鄙视我的虚无缥缈，但这绝不耽误我同情你的现实与功利，因为我知道，你的现实与功利恰恰是宗教和剥削阶级所最需要的，因为那符合他们双方利益的最大化需求，而这其中的愚与被愚的和谐恰恰是文明进步的全部阻力所在，是哲学普及的全部难点所在。 很显然，对人类文明做国与国之间表面的横向比较是直观的，相对容易些，做深入的纵向比较就很抽象，相对难很多，因为需要学习很多国内外历史的同时，还要借助许多哲学方法，非经专门学习是不能轻易掌握的。 我的写作就是试图与大家分享我通过自学哲学获得的对人类文明真相的围观经验与心得，希望借此引起更多人自学哲学的兴趣，也算为哲学普及尽一点心力，因为如果人人都能自觉用哲学改造自己，人类文明将加速进步得更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