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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神的虔诚度与自身的主体性成反比，通过这样的常识化解读，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地理解政治、宗教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哲学关联，所以希望大家进一步了解，所谓的西方民主，不是谁的赏赐，只是由科技进步所提供的物理自由远超人的精神自由的反作用。 用常识化视角看这种反作用，则不难理解，既然西方哲学不能主动解放人的全部主体性，那么与人无度感性欲望交织的人的理性却不能永远被蒙蔽，随着经验积累所必然导致的科技进步所形成的生产力进步，结果就是日益提升的物理自由必然要反向催逼政治放松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束缚，因为被压迫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可能被无限压抑，因为他们的反抗成本也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所以压迫者在被压迫者的整体愚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适当放松对被压迫者的管制，就是双赢的明智之举。只是技术进步的无限可能，使被压迫者的整体愚昧归零，成为理论上可预期的结果。但在终极哲学没出现之前，这种反向催逼的主动性并不明确，所以阶段性革命斗争的结果总是不达终极预期，所以一贯保守的政治才能反复复辟，结果导致民主释放的周期长、节奏慢。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局部成功，却也没有避免被局部复辟的命运，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够常识化，所以导致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所以我们就可以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可知论一样不成熟，能预见政治消失的必然性，却无法确定论证其消失的具体过程。用常识化转向理论表述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就是马克思和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只能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论述这种必然性，却无法在本体论层面论述这种必然性，因为西方哲学根本没人真懂本体论，而社会主义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贯有未名为本体论，但足够自圆其说的本体论思想，而我不过中通过中西方哲学的正确互译，用重新解读的本体论找到了促进中西方哲学同步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途径而已。这样我们再反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内容，但这种本体论表述与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只能在旧理论体系内，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不可终极调和的对立中进行一厢情愿的表述，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凡能被载入哲学史的，其理论创新不触及本体论内容，却单纯搞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很难。前面我已经常识化表述过，政治是人性恶的一面儿的向上集成，哲学是人性善的一面儿的向上集成。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常识化理解，无论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向上集成，都不是绝对单纯的善与恶的向上集成，而是善恶交织着向上集成，所以这既是政治无道德的理论基础，又是哲学必须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抗中获得艰难进步的现实基础。在人类历史当中，通过政治总能与自己喜欢的哲学思想共进退来看，政治的组织形式一直在随着阶级对立关系在变，也就是说，从管理的权威性角度，政治的控制力一直呈现弱化发展的趋势。 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解释这其中的原因，就又回到我所谓哲学的知行合一性上来，因为政治是全体世人行为形而上集成的结果，所以也与人的行为一样，具有知行合一性。因为哲学集中代表人性善的向上集成，所以随着哲学所代表的人类整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增强，代表人性恶的向上集成的政治只能反向趋弱，直到可知论者所乐观预见的被终极压抑到彻底消失。这样我们再以整体一致性视角反观人类整体哲学思想，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自圆其说的未名为本体论的本体论思想，在具有终极形而上学意义的本体论上，实现终极理论创新无望的西方哲学界，只能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高明，于是只能形而下地寻求科学技术方法上的突破，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反向催逼政治释放人的主体性。正因为西方文明诱变了现代科学，所以这恰是《道德经》所谓物极必反规律作用的最好例证，但其实，在人类社会当中，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现象与规律共同理解成，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被不可知论无限压制的结果，所以由最野蛮、最保守的西方文明，用科学技术创新实现对其他文明的野蛮反超，体现的，也是物极必反规律中所隐含的偶然中的必然。这其中的野蛮反超，是相对于中华文明在具备相应实力的情况下，并没开展殖民全球的侵略扩张而言的。比较之下，自然不难理解，只有中华文明独具的知行合一性才能让中国人变得足够内敛，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只能将其从本体论层面归于自圆其说水平最高的道家思想。反观欧洲文明，在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不但不主动追求理论上的终极自圆其说，反而在野蛮地实现全球扩张之后，至今依然在卖弄自己的本体论冲突，丝毫没有内敛的反思迹象，这就是对人性之善的认识不充分的结果，所以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述，只能呈现管中窥豹的局部性，只能在欺世盗名和沽名钓誉中展现自己的虚伪。以上种种现象，用形式逻辑根本解释不了，只能用辩证逻辑解释。这样的野蛮反超，因为仍未从民众的主体性角度形成相对于中华文明的实质超越，因为在同样的资源垄断情况下，中国的资源掌控者历来注重民重君轻，而西方文明的资源掌控者，则只用一个原罪概念，就把所有底层民众彻底绑缚成奴隶至今。 通过技术革命触发的近现代民主制变革，虽然使这种人的主体性的政治绑缚变得相对宽松，但除了中产阶级因生产方式进步而必然增多之外，西方世界底层民众自生自灭的属性未变，因为他们害怕天下大同，不敢说军民鱼水一家亲，所以我才斗胆说，西方文明因虚伪而无法实现对中华文明的绝对反超。 那些极端利己主义者会基于中西方社会福利差异而否定我，只可惜他们不知道，这种基于盲目立场的否定，其实根本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无效。比如欧洲文明并不打算让所有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和他们一样多。忽略这样的前提就敢否定我，这就是不懂知行合一性的文明的悲哀，其实只是本体论终极理论突破不能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前面我讲了形式民主对于知行合一水平低的民众不具有主体性方面的实质意义，大家可以再想一想，政治难道不也是一套具有高度知行合一性的运作机制吗？！考虑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对于自圆其说水平不高的民众来说，他们能控制好指导政治运行的思想吗？显然不能，所以谁控制了指导政治运行的思想的解释权，那么谁就是整体苟且运行的社会的领导者，也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常识化解读，大家已经明白，只有既得终极本体论的突破，才能代表可知论对不可知论的绝对理论优势，只有终极本体论才能终极瓦解不可知论，然后人类才能终极建构天人合一的主体地位。因为这种主体地位必须表现为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人皆终极自圆其说的结果，就是人类立场的绝对统一，也就是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与人类社会整体一致性的知行合一的实现。只是这种理想的实现，必以一种能够事实取代一贯保守的传统政治的政治出现，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则为这种政治出现的前提，可惜马克思主义建构于不可知论主导的哲学体系中，所以至今仍未在本体论方面取得实质终极创新，所以在认清旧人类思想体系内没人真懂本体论的情况下，我才能提出可促哲学实现常识化转向的双重本体论，通过用辩证逻辑的正本清源式认知，帮全人类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代表的人之为人的全部主体性。这样我就不得不再重申一遍，如果想否定我的思想，你首先要在主体性方面，具备比我更具可行性的全人类立场，您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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