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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8 08:35:50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1期 摘 要：周德是诸王“功业”与“德政”的结合体，其核心是一以贯之的“为民”思想，其内容就是德业。从大雅中可以看到：周始祖后稷开创农业，解决了部落建立之初民众的生存问题。公刘与亶父继承后稷之业，在农业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了建筑、交通等方面更为有利的生存条件，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政治体系和宗庙文化，并在两次迁徙中摆脱了戎狄之患，为周的进一步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季历继承先王功业，后人自此提炼出治国为政之德，是周先王的“功业”向“德业”转变的标志。文王与武王则通过自身的德政实践和对外征伐使周德得到发展并最终定型。 关键词：《诗经·大雅》 周王 功业 德业 周德 一、概论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周语上》）a；“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左传·隐公十一年》）b；“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c，等等。从以上关于“周德”的表述中可见，“周德”包含有“德行”这一内容，但并非仅止于“德行”，而更接近于上承天命的、伴随诸位先周之王的王业而渐渐成型的“功业”与“德行”结合的“德业”。 周人在面对朝代更迭的无常时，将其归于天命，并因此认识到天命不是与生俱来且不会改变的，又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天命转移的原因和保有天命的方法，形成了周所特有的“敬天保民”的天命观。因此，上承天命而来的周德，其核心精神原则就是“为民”。在原始部落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首先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因此先周前中期的王致力于发展农业及在农业基础之上不断创造更为有利的生存条件。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的部落发展中后期，通过王在为政治国上的具体实践，政治文化制度进一步完善，而功业也开始具有了“德”这一外化特点，转化为德业。 《诗经·大雅》共存诗31首，记载了周民族从部落发展至王朝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通过探究诗人们对先王事迹的选择与叙述，可以得知周人眼中的周德是如何建立发展的。 二、农业基础上的功业 （一）农业与祭祀的开创 周始祖名弃，《大雅·生民》中主要记载了弃在稼穑方面的贡献。《生民》第五章详细讲述了弃稼穑的方法：“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弃又称后稷，“稷”是古代的农官，朱熹有云：“言后稷之穑如此，故尧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邰。”d正是因为弃之稼穑“有相之道”，于是得以“即有邰家室”——即受封于邰这个地方，这也是周部落的雏形所在。 《生民》末章有“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肇祀”即首创祭祀。此处祭祀并非祭祀人鬼，而是一种酬天的行为，即通过献祭上天以表达对于上天赐给作物的感谢，并祈愿来日能够继续获得丰收。上古时期，主祭者一般由王承担，这与王“巫君合一”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只有王具有沟通神、人之间的能力，因此也只有王能够承担酬谢上天的责任。诗中专写弃祭祀上天，一方面是突出其作为部落首领王权、神权合一的身份，一方面也突出了其“在其位而尽其责”，正是因为弃对上天丰盛虔诚的祭祀，周部落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得以“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弃在农业方面的贡献，决定了周民族能够通过农耕获得生存资料，以农业为生使部落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固定的居处也免去了频繁迁徙可能带来的意外和损失，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获得长远稳定的发展。此外，对于后代周人来说，弃具有一种精神符号的意义，他象征着周民族的开创与天命所归。 （二）复修与发展农业 弃子为不窋，据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e。公刘重新修治后稷的事业，致力于耕种，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行事，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定居。这一次迁徙详细记载于《大雅·公刘》中。 以农业作为生存基础，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而选择迁徙，环境对于周部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豳地的环境，《公刘》中并没有明确记載，但参考《豳风·七月》中出现了“桑”“蘩”“貉”“狐狸”“豵”“豜”“郁及薁”“葵及菽”“枣”“稻”“瓜”“壶”“苴”“荼”“樗”“黍稷重穋”“禾麻菽麦”“羔羊”等丰富的动植物，可推断豳地的确是物产丰富且适宜耕作的。根据考证，公刘时期周部落活动地区以宁县城为中心，集中分布于宁县城周围的董志原、早胜原、宫河原、春荣原、西华原，总面积达1638平方公里f，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湿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公刘》第五章具体叙述了公刘对土地的考察，并根据土质情况划分出适宜种植的土地。“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即登高远望广阔的土地，根据日影确定方向，观察土地日照的情况、水源的情况，勘察地形，开垦田亩，为耕作做准备。从这一章可见公刘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较后稷时期有所进步，公刘及其民众已经掌握了土壤种类分辨、农时观测及一定的水利技术。正是因为豳地如此适宜发展，经过公刘一代人的经营后，周部落势力愈加强大，庆节由此在豳营造国都，周道至此而兴。 （三）全面兴盛格局的开创 公刘之后，历经八代至公亶父。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g周部落进行了第二次迁徙，从豳地迁至岐山，“居岐之阳，在渭之将”即迁居岐山的南面、渭水的北面，被称作周原的地方。 《大雅·绵》中前七章对迁岐一事进行了详细记录。诗首章特别提到亶父在豳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即烧土筑穴，没有地面建筑物作为居处。第二章写沿着渭水向西来到岐山之下，亶父与妻子太姜对周原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即为“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第四章至第八章详细描述了周部落在周原上营造家园的过程，其中第五章中讲述做宗庙之事。与《公刘》对比，迁居之后不再首先强调营造居处，而是特写做宗庙，这一转变体现礼仪制度的逐渐健全，即朱熹所谓“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h。而“其绳则直”“缩版以载”等描写突出的是其严格的建筑工艺；“皋门有伉”“应门将将”，说明雄壮的建筑物背后是强大的人力物力。关键之处在于，从以上建筑技术可以推测迁居到岐阳之后，居住、宗庙等建筑已经转为地面建筑了，这与在豳时“陶复陶穴”有了很大区别。一方面当然是地理环境的不同所导致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建筑技术进步的体现。这样的特写与《公刘》诗篇中对建筑的一笔带过相比，正是其周部落物质、技术进步的显现。在交通方面，“柞棫拔矣，行道兑矣”，对外交通背后必然需要强大的防御外族入侵的军事能力作为支撑。 李山先生认为“公刘之后十代为亶父，迫于戎狄而迁国于岐阳。周人至此才彻底‘贬戎狄之俗，进入较高级的文明时代”i。“凤鸣岐山”常被用以概括周民族的兴起，亶父迁岐对于周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自公亶父之后不过三代，周便取商而代之。 三、由“功业”向“德业”的转化 亶父之后，由季历继承王位。在今天可见的大雅诗中，并无对于王季（即季历）具体功业的叙述，而是记录了其在政治方面的一些品性能力，这是周人对于周德由功业转向德业的清晰认知的表现。《大雅·皇矣》中提到了王季“德行”的具体内容：“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克明”即能明察是非；“克类”即能分辨善恶好坏，使事物各得其所；“克长克君”指对家庭宗族而言能胜任长者的身份，对国家天下而言能胜任君主的身份——王季作为一家之长能够继承祖辈功业与德行、抚育培养文王，作为国君也担负起了整个周民族的兴衰。“王此大邦，克顺克比”，一方面着重强调了作为君主，王季的德行使人顺服；另一方面也含有上行下效的意思在里面，君主的德行风化于下，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民众的行为。 “功业”向“德业”的转变并非是到季历的时代一蹴而就的，而是诸位先王治国理政的实践在发展完善后逐渐走向定型的体现。对于后稷，《诗经》重点记述了他在农业和祭祀方面的贡献，这十分符合一个部落初建之时的情况，这是部落初代首领“克长克君”的表现。公刘和亶父的时代是部落发展壮大的过程：物质层面上的进步是“克长克君”的责任义务；突破发展瓶颈、解决困难、带领部落走向繁荣昌盛，则要依赖“克明克类”。两次迁徙——迁徙前的准备工作、定居地点的选定、部落营造等——都是“克明克类”的具体体现，在这两点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克顺克比”的结果。至王季这代君主，《诗经》不再赘述其事迹，一方面在于王季时代的确不如后稷、公刘、亶父时代具有开创意义和对周部落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事件出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周部落的发展基本达到了量变的顶峰，物质层面的发展不再有值得记载的事件，作为精神内核道德层面的“德”却通过一代一代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四、德业的发展与定型 （一）周德之集大成 文王是周德的集大成者，周民族后代子孙所传扬的文王德政，对内首先在于“能官人”。《文王》第三章讲述了在周的发展过程中，贤士所起到的作用。此时“士”的意义不同于后世，文王时代的“士”是指与王共商国是的宗亲贵族。“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意为周朝的贵族们世世代代有光明之德；“王国克生，维周之桢”，即周邦能够延续发展，赖于有这些贤能的“士”的支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即有众多贤能的臣工辅佐共同治理国家，使国家安宁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从而使文王也得以安宁。 文王德政对外则见于四方之国来服于周，这一方面是依靠文王德政的风化，如“虞芮质厥成”，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外征伐。首先，文王的征伐是具有合法性的。《史记·周本纪》载：“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j殷商册命文王为西方诸侯之首，赋予其征伐的权力，让其代为震慑西方众国。《诗经》中对伐密之战的记叙正体现了文王征伐的合法性：“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是伐密的原因，“敢距大邦”所指正是反叛殷商，反叛商朝的具体行为就是以方国身份，入侵同为方国的“阮”“共”两国。《皇矣》第六章记述了文王伐密的经过，“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是周军队就阮之后义正词严地登山誓众k，诗章最后以“万邦之方，下民之王”作为收束。文王伐密一方面展现了周的军事实力，同时更向天下展现了周作为代表商朝惩罚叛军的正义之师的身份。另一方面，文王之征伐还具有上天授命的成分，这也是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流露。《皇矣》中，由“帝谓文王……以伐崇墉”可见，伐崇在名义上是顺天之命，周民族作为上天选定的代表替天行道。 《文王》篇首句“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突出了文王德配上天，承接天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指周部落由来已久了，但到了文王的时代，因为获得了天命将走向新的发展。“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周部落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天命降临正是时候。而“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则表明了文王在天命归周中所发挥的作用——上接天，下接人，观之天意，顺其所为。 （二）周德之定型 武王即位后的第十一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l。就现实条件而言，当时的周部落对殷商王朝并无胜算。但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被远派伐东夷，朝歌兵力空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周一举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 《大明》中如此描述此次战役：“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周的战车是坚固且齐整鲜明的，周的战马是强盛的，而以智谋著称的姜子牙也放下了智谋，勇猛地面对商王朝的军队，寥寥五句勾勒出周军的强盛。末句“会朝清明”既是指会战当天的早晨天气很好，又有灭商而天下清明的象征意义。诗中并没有明写武王伐纣的结果，但就全诗来看，第一章讲述天命无常，“惟德是与”；第二至第六章分别追述王季之德、文王太姒之德，而与之相对比的是商之失德，由此天命转向周——“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可见武王伐纣成功的必然性。从结构来看，《大明》八章中六章述周德之事，仅末两章言伐纣之事，可见时人所看重和歌颂的不仅仅是“伐纣”这件事本身，更是“伐纣”取得胜利的背后必不可少的周德——周之功业与德名的综合体。在商的统治下，民不聊生，周却有能力且有心为天下人谋福祉，周德历经太王、王季、文王而愈广大，终于到武王的时代发生质变，使得周取代殷，正如《下武》中所谓的“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a 徐元誥：《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 bc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页，第672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h 〔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5页，第24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gjl 〔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第24页，第26页，第2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f 于俊德：《先周历史文化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ik 李山：《诗经注析》，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82页，第362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李山.诗经注析[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6] 于俊德.先周历史文化新探[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作 者： 钟梓瑜，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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