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被誉为中国18世纪的百科全书，内容涵盖清代鼎盛时期上流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诸多章节叙及书画，金、玉、铜、瓷器等古董文玩。作者通过描述纷繁多样的物品，以显示权贵阶层的等级差异，同时运用谐音、双关等手法，借物喻人，托物言情，呈现出亦真亦幻的红楼境象，透露其所“隐”之真事。然而这部分文字虽引起部分红学家的关注，但无论是考证、索引还是探佚，各派学者多从文学、艺术、风俗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加以解读，并未破译其中所有的“密码”。书中看似无关宏旨的书画、玩器等细节描写，并非闲笔，而是与诗、词、曲赋、灯谜、牙牌令、花签诗等文字同样重要，值得玩味，其中暗藏玄机，亦如“脂砚斋”所言，有“深意存焉”。在书的前八十回曹雪芹为宝玉、金陵十二钗等人物及家族的命运所埋下的伏笔，有待从鉴藏的角度做系统深入的分析，以便进一步认识这部巨著的精神内涵。《红楼梦》叙事状物，时常牵涉物用器玩，关于赏鉴、收藏的内容，往往与故事情节的推演，人物关系的交代交织在一起，“赏鉴”一词出现在书中至关重要的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宝玉赴荔香园探望宝钗，宝钗提出：“成日家说你的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过，我今儿倒要瞧瞧。”由此展开了对“通灵宝玉”和“金锁”的细致描写，直接关乎“金玉良缘”，作者不仅描述了“玉”“金”的具体质地、尺寸、形态、纹理、纹饰、文字等，还将通灵玉按图画于后，金锁按饰画下形象，并述其缘由，不吝笔墨，于此可知作者的用心。这番赏鉴导引出宝、黛、钗等众多红楼人物的悲欢离合，“赏鉴”蕴涵的深意不难明了。《红楼梦》中不仅用“赏鉴”一词，还在第二十一回、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九回、第五十回出现“赏玩”一词，这是明清时期惯常的用法，不同于现代常用的“鉴赏”。晚明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曾论述“赏鉴收藏画幅”的具体细则；清初李玉所写的戏剧《一捧雪》不仅出现赏鉴，还有“赏鉴家”[1]的说法。《红楼梦》中对“通灵宝玉”带有多重寓意，其象征性十分显著，但作者对通灵玉所镌文字及宝钗金锁的刻画，却有生活依据，是清代康雍乾时期金玉配饰的真实写照。
《红楼梦》的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关于鉴藏的描写至关重要：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宝玉道：“我这么逛去，城里城外大廊大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总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器，没处撂的古董儿；再么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谁要那些作什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儿，竹子根儿挖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子儿，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的，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儿似的抢了去了。”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几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探春道：“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我带几件来。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工夫，如何呢？”[2] 这段对话见于“宝钗扑蝶”“ 黛玉葬花”两段故事情节的过场，容易为一般读者忽略，是作者精心的设计，意在塑造探春的形象，并表现她与宝玉之间的兄妹情谊，也有助于了解大观园中贵族多姿多彩的生活，仅就鉴藏而言，这一段透露出多方面的信息。除涉及都城市场的分布区域、经营品种、销售价格外，还显示了像宝玉、探春这样的公子、小姐，也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艺术品交易。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赏鉴观念。探春要“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表明她对这类艺术品的偏好。贾府的四位小姐元、迎、探、惜，除谐音对应原应叹息，还巧借她们的侍女对应琴棋书画[3]。探春的大丫鬟名侍书，她首先要“好字画”，至于“好轻巧玩意儿”，宝玉不明所指，才说出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但探春实际指宝玉此前为她所买的物品，显示出兄妹二人有共同的审美趣味。“他们都爱上了”，语指大观园中的众姐妹们，也喜爱柳编、竹雕、泥塑等民间工艺品。探春不让小厮去买而信任宝玉，还说明公子、小姐们的眼光，非小厮等仆人可比。探春明言要“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一语道破了其精神诉求，这也是曹雪芹借探春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思想。
实际上《红楼梦》开篇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作者就通过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表明了他的主张。“石头笑答到：'……但我想历来野史……，莫若我这不惜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石头所言的“新奇别致”是针对《石头记》这部小说而言，而落实到探春所要的字画玩意则要“新奇精致”，一字之差，异趣相同。作者运用曲笔言：“……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只愿他们……把此一玩”。“称奇道妙”与“新奇别致”“新奇精致”一理，“把此一玩”与第五回作者写太虚幻境册籍的“令彼熟玩”均透露出深谙赏鉴。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赏古、鉴古、玩古、把玩等语较为常见，流行于热衷鉴藏的上层社会中。作者的赏鉴理念在书中其他章节也得以体现，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宝玉与众姐妹作菊花诗。李纨等推黛玉的《咏菊》为魁：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李纨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宝玉笑道：“我又落第……。”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4] “新巧”与探春所说的“直而不拙”的观点相近。明清之际，从雅俗、巧拙两方面品评诗文、书画及其它艺术品较为盛行，探春反对俗，宝玉亦然。在第十七回，贾政带领宝玉与清客们一同为大观园各处景点题匾额、对联。面对一处水亭，贾政提出借用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泻”字，一清客说出“泻玉”，宝玉不以为然，说道：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籍含蓄者……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5]这处描写旨在表现宝玉的才情，也反映了作者的追求，关键在于他反对“粗漏不雅”，而追求“蕴籍含蓄”的新雅。在第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针对贾母花厅陈设的描写十分详备，作者还着重刻画了一件刺绣屏风并述其原委：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因他亦是书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书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并非市卖之物。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6]这是《红楼梦》中围绕一件物品叙述的最为细致的段落，形象地传达出作品的面貌和制作者的意趣，还反映了曹雪芹对唐宋元明名家绘画的欣赏。这一回所说的“从雅”与第十七回的“新雅”相呼应，重在“雅”字，这也与第二十七回的“朴而不俗”意涵相通，更进一步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思想。无论是对待书画、古董文玩，还是诗词歌赋、园林建筑，审美对象务求巧、雅，其思想一以贯之，在小说角色塑造、环境渲染等方面也得以体现。不应忽视的是，追求“巧”和“雅”是以“朴”和“直”为前提，巧而得体，雅而合宜，即如宝玉在第十七回与清客们论辩中所言“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对自然的认识，宝玉与贾政及其门客的看法存在分歧，面对大观园中稻香村一景，他们持不同的态度：引人步入茆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为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即百般精而终不相宜……”[7] 宝玉还对“天然”二字加以论说，主张园林要宛若“天然图画”“要不伤于穿凿”，反对“人力穿凿扭捏”。这与第三十八回李纨评论菊花诗时所说的“不输于堆砌生硬”的见解一致，体现了老庄思想对宝玉的影响。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宝玉曾读庄子的《南华经》而有所悟，抒发感慨。其思想根源由此可见，曹雪芹在多个章回分别借探春、宝玉、李纨之口表达了他的观念。赏鉴品种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风尚以及其个人的赏鉴观念相关，《红楼梦》所写的大多数书画器玩体现了清代中期贵族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如前文所引第二十七回宝玉与探春的对话中，可以看到曹雪芹提纲挈领似的表述，所涉及的艺术品既有宝玉所说的“金玉铜瓷器”等古董，又有探春喜爱的竹根雕、泥塑一类的“轻巧玩意儿”，反映了当时市场流通状况以及豪门赏鉴的主要品类。《红楼梦》其他章回也多叙及古董玩器，特别是在第三回黛玉初进荣国府、第五回宝玉游宁国府、第六回刘姥姥初进荣国府、第十七回大观园题对额，第十八回元春省亲、第四十回刘姥姥游大观园、第五十三回贾母元宵开夜宴、第七十二回贾母庆生辰等，对贾府鉴藏品有较为集中的描述。除着重写“通灵宝玉” “金锁”“金麒麟”等带有特殊寓意的物品外，还刻画了大到屏风、什锦格[8]，小到香袋、鼻烟盒等形形色色的玩好之物，写作手法既有意笔、简笔，又有工笔、细笔，轻描淡写地勾画与浓墨重彩的渲染兼备。作者在第四十回对探春所居秋爽斋的描写最为全面，将室内陈设尽收眼底，娓娓道来：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那板儿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锤子要击，丫鬟们忙拦住他。他又要佛手吃，探春拣了一个与他说：“顽罢，吃不得的。”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9] 此处作者刻意铺陈，着力渲染探春生活环境，与其对潇湘馆、蘅芜苑等斋馆陈设的描写形成鲜明 。其描述细致入微具体到对联的文字、纱帐的色彩及刺绣花纹，营造出儒雅、大气的空间氛围，生动的体现了探春精神世界的丰盈。从“大案”“大鼎”“斗大一个汝窑花囊”“大观窑的大盘”到“大佛手”，无不显示出荣国府的三姑娘有别于大观园其他姐妹的鲜明个性。所塑造的虽是闺阁中的小姐，实质表现了具有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士大夫形象，反映了上层社会文人的艺术趣味。探春的鉴藏远不止于这一回所写的品类，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为结诗社，探春致函宝玉，述及在其病中，宝玉“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一方面表露了兄妹二人的亲密关系，同时也显示了豪门的贵公子、小姐间的交往，不仅送鲜荔这种珍果，而且以“真卿墨迹”传情达意。加之第四十回中写秋爽斋中悬挂的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表明名家书法作品在贵族鉴藏中并不鲜见。大观园中仅秋爽斋一处的清供雅玩，就涉及书画、笔砚、青铜器、名窑瓷器、漆器、玉器、织绣以及紫檀、大理石家具等，主要是明清时期较为盛行的传统鉴藏品类，书中其他段落，除写到这类物品外，还述及其他品类，材质、工艺、形态有别，其中对贾氏宗祠、宗国府正厅荣禧堂以及贾母、王夫人、凤姐、宝玉居所的陈设着墨较多，其规格要高于秋爽斋，出现了玻璃器、珐琅器等在当时较为名贵稀缺的物品，且不乏来自域外的“洋货”。作者着意描写宝玉居住的怡红院，第十七回、第四十一回有大段文字与鉴藏相关。第十七回是以作者的眼光审视，而第四十一回则转换视角通过刘姥姥的眼睛看怡红院的豪舍，也写出了平民百姓眼中的奇器奇景：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刘姥姥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10] 这更进一步强化了处于鼎盛时期的贾府的荣华，也显示主人公宝玉对新奇精致的追求，既有翻新，又有述溯古，与宝玉第十七回、第二十七回的言论相吻合，“精巧”“新雅”在怡红院的诸多物品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怡红院中不仅有西洋画还有玻璃穿衣镜、西洋机关、自鸣钟、自行船等令刘姥姥目不暇接、称奇道秒的物品。无外乎当袭人找到刘姥姥的时候，刘姥姥感叹：“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此处“精致”与“天宫”又是作者的苦心孤诣，在《红楼梦》有关赏鉴的描写中也得以体现。曹雪芹描写法书名画、金玉宝玩、古董重器乃至西洋奇珍，无不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若是未亲历过富贵、缺乏审美品位的等闲之辈，很难对此驾轻就熟。作者写这些纷纭璀璨的景象，既是表现贾府的显赫，又是对曹家往昔荣华的追忆。据此，也可以窥探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权贵阶层的鉴藏风尚。《红楼梦》描写奇珍艺宝，其主旨并非鉴藏，但从上述所引的片段，已分明体现出世宦之家的鉴赏与收藏状况，品类多、数量大，并自成体系，鉴藏在贵族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从收藏途径入手考察权贵收藏，更能把握其实质，认清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仅就《红楼梦》中对荣国府的描写可以看出，豪门收藏主要有三种途径：家族传承、礼尚往来收受、市场购求。家族传承，是权贵收藏的基础，《红楼梦》中对此虽没有明写，但也有多处披露，这与作者的身世直接相关。曹家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富甲一方[11]，江宁织造与苏州、杭州织造为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下设机构，除负责为皇家生产丝织品，同时承担为宫廷加工玉器、漆器、金银器、铜器等高档工艺品的使命，还需定期向皇帝密报江南社会动态，其主要管理者为皇帝的亲信，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最早担任织造要职，曹玺与历任织造先后为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搜求书画及各类古董文玩入贡，在清宫档案中保存了曹玺任江宁织造期间（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进贡物品的清单[12]，包括古画九件套，书法四件套，玉器四件，铜器两件，瓷器六件，珐琅三件，漆器两件以及竹雕、文房用具、家具等工艺品二十八件（套）。其中书法包括当时备受藏家珍视的宋代《淳化阁帖》二套和宋黄庭坚、明董其昌的墨迹，绘画有五代王齐翰《高闲图》、宋李公麟《周游图》、朱锐《关山车马图》、明代沈周《归去来图》、吕纪《九思图》，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不同题材的作品，有立轴，也有手卷。值得注意的是，礼单中的六件瓷器名品，含明清深受鉴藏家爱重的定窑、哥窑、窑变等品种。这类瓷器可以与《红楼梦》中的相关描写相互映证。前八十回中有九回写到不同形态、釉彩的名窑瓷器，涉及汝窑、定窑、官窑、宣窑等珍品[13]，将这则档案与曹雪芹的家族传承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红楼梦》所写瓷器名品何以如此多姿多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喜好翰墨丹青，在任江宁织造期间，广泛结交江南文人雅士，与各地的书画家往来密切，他曾邀请张纯修、纳兰性德、恽寿平、朱彝尊、查士标等众多书画名流为纪念其父亲曹玺作《楝亭图咏》，前后持续近三十年。这件含诗、文、书、画的巨作得以传世，与曹家及其他权贵的收藏不无关联。曹寅在未到江南赴任前，曾是康熙的御前侍卫，常与在宫中南书房供职的高士奇等人切磋书画，留意鉴藏，此后往来于京师、苏州、江宁、扬州等地，也常参与文人士大夫的雅集活动，他鉴赏过的书画名作为数不少，也好收藏古籍[14]，在曹寅的诗文集中留下了他为元明两代及清初诸多书画名品所作的题诗和跋文，其中涉及王冕、徐渭、王铎、朱耷等人的作品[15]。曹寅本人有较高的书法造诣，有《行楷宿避风馆诗》《行书七律诗轴》[16]等作品传世。曹寅曾收藏过的元人周砥《宜兴小景图》，画中有曹寅鉴藏印。曹寅对于书画的偏好也影响了曹家同辈及后代子孙，曹寅的胞弟曹宣擅长绘画，也证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的情趣好恶与其家学难分难解。[17]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处描写书画，探春与惜春一长于“书”一长于“画”，宝玉也是书法妙手。前四十回曾多次写道宝玉的字在外流传，为人称道，如第八回贾府各清客赞到：“'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儿，字越发好了，多早晚儿赏我们几张贴贴。’宝玉笑道：'在哪里看见了？’众人道：'好几处都有，都称赞的了不得，还和我们寻呢。’”随后又写黛玉对宝玉所写的“绛云轩”三字大为赞赏：“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们好了？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能得到黛玉的夸奖，非同小可，表明宝玉书法确实出类拔萃，第二十三回，宝玉与众姐妹住进大观园后，“或作诗，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这段写大观园中宝玉的生活状态，透露出他多才多艺，既擅书，也能画，在这一回写宝玉作四季即世诗，被抄录出来，受到纨绔自己的追捧：“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宝玉亦发得了意，镇日家，作这些外务。”这段叙述更透露出宝玉书画兼长，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在贾母前夸赞宝玉的字和诗：“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作的诗，都好的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作者借贾府管事、买办、张道士甚至是黛玉之口说出宝玉书法的不同寻常，这一点与曹雪芹本人的才情相吻合，历史学家指出：《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自传色彩浓厚，宝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18]。这也为多数红学家认同，曹雪芹继承家学诗文书画等方面的才华，他的画学知识也在第四十二回得到充分展示，因惜春奉贾母之命画大观园，众姐妹与宝玉为其出谋划策，宝钗不仅在作画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还替惜春开了单子详略所需的工具材料[19]，表明她对绘事和画器十分在行，最后宝玉还协助惜春做大观图。第七十六回中秋夜联诗，黛玉与湘云论及凹晶馆的“凹”字用法，黛玉说到：“……《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曹雪芹通画史由此可见。曹雪芹在曹家被抄，由江宁迁回北京后，曾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一度靠卖画谋生，他的画作曾得到好友敦敏的赏识有《题芹圃画石诗》言：“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20]敦敏在《赠芹圃》也有“卖画钱来付酒家”的诗句。这些零散的史料证实了曹雪芹及其先祖的作为与《红楼梦》息息相关，因此不难理解作者笔下贾府收藏的渊源。《红楼梦》描写的鉴藏品绝大多数有现实依据，除唐宋元明名家书画以及玉器、青铜器、瓷器等古物外，还有大量清代康雍乾时期的作品，当时上层社会物用及收藏的品类，几乎在《红楼梦》中都得以呈现。作为织造世家的七十余年的累积以及作者深厚的学养、广博的见识，才使《红楼梦》呈现出千文万华的艺术大观。家族传承对于上层社会收藏的意义也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元明以来收藏已不限于权贵与士绅阶层，而整个社会蔓延开来。权贵阶层为光耀门庭、积聚财富，无不蓄藏古董器玩，希冀安享富贵、惠及子孙，《红楼梦》从多重视角叙及这一点。作者塑造妙玉这一角色时，也着意写了她的器用与收藏。第四十一回贾母携刘姥姥、宝玉等人游陇翠庵，妙玉招待贾母的茶具为“成窑五彩小盖钟”，王夫人等用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而让黛玉、宝钗、宝玉到别处喝梯己茶时，所用的茶具则更为名贵：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乔皿）”。[21] 对这几件古物的描写作者格外用心，特意写出的款识，其中“瓠瓟斝”上“晋王恺”“宋苏轼”及“秘府”，意在表明妙玉的来历非同寻常，家世显赫胜过贾府。作者明写物，暗写人。毫无疑问，妙玉的收藏来自家族传承。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对妙玉身世已有交代，她原为姑苏书香宦门之女，因故出家为尼，带发修行，建大观园时被贾府请至栊翠庵。此处写妙玉的收藏不仅是为了显示她的尊贵，更是为全书情节的推演埋下伏笔。妙玉因嫌那只成窑五彩小盖钟被刘姥姥用过，欲丢弃，宝玉说情而赏了刘姥姥，最终引发殃及贾家的祸患[22]。作者写这件茶杯煞费苦心，在四十一回、四十二回前后提到四次，从捧杯、讨杯到传杯、送杯，不厌其烦，一改其惜墨如金的写法，自有深意。早在第五回写宝玉游太虚幻境所用的茶、酒分别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窟”与“哭”，“杯”与“悲”谐音，这是作者运用象征手法。再联系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所点的四出戏，被脂砚斋指出是书中的“浮线”，其中《豪宴》一出“伏贾家之败”，出自清初李玉的《一捧雪》，剧中情节围绕着一只的白玉杯——一捧雪展开。这一方面显示了明末清初收藏较为盛行，且被剧作家纳入戏曲表现的范畴，进入大众传播媒介，得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反映了家族传承的物品被受珍视，被奉为传代之宝，因此收藏者不忍割舍，《一捧雪》中的主人公莫怀古就是为保全“九世传家的一捧雪”[23]，而作伪导致抄家、亲人离散。该剧有“官乃身之宝”“杯为席上珍”的台词，杯在古代社交活动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曹雪芹以“杯”蕴“悲”，以“五彩杯”也暗指“万艳同悲”，引出贾家由盛转衰、千红一哭的悲剧。曹雪芹正是因为精通鉴藏了解家族传承与人情世故，方能有如此精心的情节设计。与妙玉的身世较为相近的黛玉，也应当有林家传承的财物，但作者对此并未明言，仅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因藏头露尾是《红楼梦》写作的一大特点。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涂瀛在《红楼梦问答》中指出：“林黛玉葬父来归，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24]当代学者又进一步加以论证[25]。如此看来，林家财产中包含收藏品，也很可能被并入荣国府。第十六回写自苏州回荣国府时的情形：“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忙着打扫卧室，安插器具，又将些纸笔等物分送宝钗、迎春、宝玉等人。”[26]这是作者的省笔，也很可能是暗写，埋下“伏笔”。书中第六十六回也涉及家族传承的物品，柳湘莲赠给尤三姐的信物——鸳鸯剑，是其祖父所遗的传家宝，他因听了一些闲言，而毁了婚约，却仍上门索回定礼，致使尤三姐持剑自刎，由此可知家族传承具有的特殊意义。第一百零九回在经历了抄家的家族变故后，贾母即将离世，她特意将“汉玉玦”传给宝玉，并说道“忽然想起一件东西来，便叫鸳鸯开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遗的一个汉玉玦，虽不及宝玉他那块玉石，挂在身上却也稀罕……这块玉还是祖爷爷给我们老太爷，老太爷疼我，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去亲手递给我的。还说：“这玉是汉时所佩的东西，很贵重，你拿着就像见了我的一样。……我见咱们家的东西也多，这算得什么，从没带过，一撂便撂了六十多年……那玉有三寸方圆，形似甜瓜，色有红晕，甚是精致。”尽管这一段叙述并非曹雪芹原著，但也说出家族传承的细节及其精神意涵。礼尚往来，是上层社会收藏的重要途径，明清时期更为普遍。《红楼梦》第十八回元春省亲、第七十一回贾母寿辰，都涉及礼尚往来，叙述甚详，既有接受皇家的赏赐，又有人情酬酢。省亲的赏单开列了所有的物品，给贾母、贾政王夫人、宝玉等主人的，也有给奴仆，厨役，优怜等的赏赐，等级分明，尊卑有别。贾府主人的赏品中，以金玉宝玩为主，而仆人的则多为银钱。书中多次写元妃的赏赐，第二十八回，端午节元妃给贾府的礼品非同寻常，宝钗所得（“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两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的不同于黛玉和其他姐妹（“单有扇子同数珠儿”），而与宝玉的是同一等级，这使宝玉也感到诧异，他怕黛玉不自在，让丫鬟把自己的那份送到潇湘馆，请黛玉拣选遭拒，可见此中大有深意。赏赐不仅起到了分高下、别尊卑的作用，也含有“潜台词”。第七十一回，贾母寿礼，作者也颇费笔墨，对礼物的叙述前详而后略：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枝，伽楠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锭一对，银锭四对，彩缎十二疋，玉杯四只。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27] 从这一回和第十八回所列的礼品可以看到金玉玩器等高档礼品必不可少。这在第五十三回也透露了相关信息，贾蓉道：“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28]这进一步表明来自皇家的赏赐无疑是权贵之家规格档次最高的收藏品。此外，王公贵族的物品也以古董珍玩为主，其等级仅次于皇家。第七十一回还写贾母在生日后留心所收的礼品：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还有粤海将军邬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29] 此处不惜笔墨，着意写贾母寿礼之丰厚，其中围屏格外受重视。作者一笔多用，还为了点明贾家与南北各地权贵之间的往来密切，所收的礼品有江南的，还有岭南的，且特意指出江南甄家的围屏最大，为“缂丝”，是“头等的”。甄家暗指任江宁织造的曹家，甄家与贾家的对应关系自不待言，第五十六回也曾记甄家进京朝贺，特意先遣人递送礼单，记“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官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30]随后，李纨“用上等封地回赏”。这段描写进一步说明礼品对维护权贵阶层的关系，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尊卑贵贱、亲疏远近也籍此得以体现。《红楼梦》不仅描述了自上而下和同一阶层之间礼尚往来，而且触及了古董珍玩自下而上的流通。第二十九回，贾母带着凤姐、宝玉等人往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将不少金玉宝玩献给贾母：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道：“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儿的玉，实在可罕。都没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各人传道的法器，都愿意为敬贺之礼。哥儿便不希罕，只留着在房里顽耍赏人罢。”贾母听说，向盘内看时，只见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皆是珠穿宝贯，玉琢金镂，共有三五十件。[31] 这段描述作者主要是为了“金麒麟”出场做铺垫，但充分体现了张道士巴结逢迎权贵的用心。他所献的“珠穿宝贯、玉琢金镂”之物，就是第五十三回贾蓉口中的“古董玩意儿”，也是书中多次写到的“古董”（第十四回）“玩器古董”（第十七回）、“古董玩器”（第十七回）、“古董文玩”（第十八回）“古董珍玩”（第四十一回）的组成部分。权贵阶层通过各种手段收受宝玩，同时，也将所收珍品进贡皇家。第五十三回作者用较大的篇幅描写元宵节贾母花厅的陈设。细述贾母“爱如珍宝”的“璎珞”的来历，写“慧娘”“慧绣”“慧纹”：“若有一件真“慧纹”之物，价则无限。贾府之荣，也只有两三件，上年将那两件已进了上，目下只剩这一副璎珞，一共十六扇。”作者所说的“进了上”，即入贡宫廷，当时权贵阶层艺术品的流通状况亦由此可见，这也是对康雍乾时期高档织绣由江南三织造进献朝廷的真实反映。市场购求，也是贵族寻珍觅宝的途径之一。《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探春与宝玉的对话中就透露了他们在市场上购买玩赏之物。第六十七回，薛蟠往江南经商回程也购买了不少的东西给宝钗：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亲自来开。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筋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32] 这段描写，说明苏州市场商品花样繁多，除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外，还有各式“新奇精致”的“玩意儿”，既有“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又有西洋“自行人”。这类玩赏品在《红楼梦》的相关描述中时有所见。前者，与探春所要购买的“柳枝儿编的小篮子儿”等物丰神相通；后者，堪比宝玉房中的“自鸣钟”（五十一回）、鼻烟盒”（五十二回）等洋货[33]。小说其他章节，虽未如第六十七回这般细述从市场购得的玩赏品，但在有关叙述中也透露贾府遣人往江南求购大观园所需物品的信息，如园中各处陈设虽未明写是市场购得，但在第十七回贾政询问贾珍、贾琏帘幔等物是否筹备添置妥当时，已有暗示，贾珍回道：“那陈设的东西早已填了很多。”。作者时而省笔，意到笔不到，时而首尾呼应。作者有时叙事点到为止，大观园建成后，各处楼台轩馆的铺设装饰等离不开自江南采买的物品。第十六回在凤姐房中议事，明确交待，贾蔷及“买办”等被派往苏州，还提到所需用两万银两“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缦”。据此推测这次所购物品当不限于花烛之类，理应包括其他“器用玩物”。权贵阶层由不同途径获得的物品，主要根据需求的不同而采用相应的方式收藏，供赏玩品鉴、供装点门面的占较大比重，还作为财富积攒、用于人情酬酢，这两部分收藏很难严格区分。相对而言，前者多展示，后者多储存。此外，贵族购求古玩不得，常倚仗权势巧取豪夺，这在小说中也得到反映，第四十八回贾雨村为贾赦谋掠石呆子藏扇，致使倾家败产，已为红学家道及，兹不赘述。陈设是贵族收藏的主要方式，《红楼梦》第三回对荣国府正厅荣禧堂和王夫人居所室内陈设的描写，意在彰显富贵，同时也是借助青铜器、瓷器、玻璃器等古董重器，突出了主人的尊贵，也强化礼仪空间的庄严气氛。作者透过黛玉的目光看到了荣禧堂建筑“轩昂壮丽”，屋内“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台皿）”，黛玉欲拜见贾政，先后进入两处王夫人，分别描写了室内陈设，其中一处：“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痰盒等物”，这两处陈设值得格外关注，作者所写的鼎、彝、案乃至汝窑美人觚、玻璃盒，无一不是当时备受尊重的“罕物”备受贵族珍重的收藏品，姑且不论鼎彝等古董之贵重，即便玻璃器[34]和汝窑瓷器[35]亦价值不菲，这些物品在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作者还为大观园的每一位主人安排了与之身份、个性、情趣相吻合的陈设。宝玉的怡红院、探春的秋爽斋、黛玉的潇湘馆、宝钗的蘅芜苑、李纨的稻香村等斋馆的陈设自成一格，各具特色，其中怡红院的陈设形式最为独特：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且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36] 此处着力渲染怡红公子生活空间的与众不同，陈设、设计别出心裁，尽现荣华，同时也形象的诠释新巧、新雅。第四十回写蘅芜苑的室内陈设与秋爽斋、怡红院等处形成较大反差，颇为奇特，耐人寻味：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止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贾母说着，叫过鸳鸯来，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照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拿来。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37] 这段描述显示宝钗房中唯一的陈设是瓶花，瓶是土定瓶，虽然早在元明之际“土定”已成为文人雅士的鉴藏对象，曹昭的《格古要论》也有记载质粗色黄，有别于色白莹润的定窑名品“粉定”，这不符合宝钗的身份。而作者特写此瓶，“瓶中供着数只菊，并两部书……”。联系第三十八回湘云所作的《供菊》和黛玉的评说：“据我看来，头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阳忆旧游’，这句背面傅粉。'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将供菊说完，没处再说，故翻回来想到未拆未供之先，意思深透。”焉知作者不是借黛玉之口来点醒读者，“背面傅粉”。在上推至第十七回众清客为蘅芜苑所题对联，因清客所题句中有“斜阳院”，被指出“斜阳”二字不妥，便引古诗“蘼芜满手泣斜晖”[38]，众人道，“颓丧、颓丧”。曹雪芹写众人的喋喋不休，自有道理，他何以这般由外而内写蘅芜苑，实为“怀金（悲金）悼玉”。这三回重写，均道出凄凉意，作者精心埋下的伏笔，暗示着宝钗的命运，独守“空房”。贾母曾说宝钗房里 “这样素净，也忌讳”。但又让鸳鸯取来“石头盆景儿……白绫帐子”送给宝钗，毫无避讳。白色在古代社会具有特殊的象征性，第三十回金钏被逐后，作者特用金钏母亲“白老媳妇”暗示金钏将亡。第七十二回又写“红白大礼”，作者不可能不明其意涵，莫非也是暗示宝钗后来寡居早亡。对比这一回写探春的纱帐“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板儿又跑过来看，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二者间的对比何其鲜明，而写到其他小姐时，未涉及与床褥、帐幔相关的文字。这段描写曾引起部分红学家的关注，认为这是作者写宝钗的审美趣味，显示其高冷的个性，但未能指出其中的“曲笔”。《红楼梦》对主要人物的居所着墨较多，文字篇幅并不少于对人物形象及心理的刻画，其中自有深意。仅从表面叙述看，古董文玩作为礼仪和生活空间的装点，在仕宦之家已十分平常，无论是荣国府的厅堂，还是大观园中小姐的闺房，皆有所见。每逢年节，过生日等活动，贾府重要场合的陈设则更为讲究。第五十三回，元霄节夜宴，贾母花厅陈设就非比寻常，因此作者大写特写，尤其是针对那副“璎珞”，内含的“曲笔”暂且不论，仅就“贾府之荣，也只有两三件”一句，即可知晓此处陈设的特殊。这一类收藏的价值不可等闲视之。从《红楼梦》中对陈设的描述不难看到清中期权贵阶层收藏之盛，陈设维系着家族的门面，关乎贵族的尊严，这是明清之际收藏风尚使然。早在宋元时期上层社会已普遍崇尚收藏，明代中期江南地区，士绅官宦人家乃至城乡平民百姓也多热衷收藏，晚明已渗透到民俗活动中，已渗透到民俗，明末清初徽州休宁人吴其贞《书画记》中有相关论述：“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 [39]清代收藏更盛，贵族更加重视古董珍玩的陈设，这也在《红楼梦》中得以体现，第六回贾珍特打发贾蓉向凤姐央求王家的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这说明玻璃炕屏在当时异常珍贵，宁国府也没有此类物品，而要借来支撑门面，透漏出陈设在贵族的社交活动中的作用不容低估。权贵阶层藏品的数量可观，家传、收受与购买的珍玩不可能悉数陈设，储藏是必不可少的方式，《红楼梦》对贾府储藏艺术品的方式无直接描写。但在《红楼梦》第七十二回有所披露，贾母生日后，贾琏问鸳鸯：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腊油冻的佛手，因老太太爱，就即刻拿过来摆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帐上还有这一笔，却不知此时这件东西着落何方。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我两次，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40] 这段对话提到了荣国府的“古董房”“古董帐”和“古董房的人”，表明贵族有专设的库房，储存宝物，管理有专职人员和专门的账目，第八回写宝玉往荔香园看望宝钗，巧遇府中管事的，即提及“银库房”“账房”。这种设置并非贾府独有，而是现实依据生活，早在明代中后期，江南富室、士绅人家就不乏藏宝之所，如无锡华夏家的真赏斋，嘉兴项元汴天籁阁等。这在小说戏曲中也得到反映，《金瓶梅》第二十回商人西门庆家也有与收藏相关的描写：“厢成架子，搁解当库衣服、首饰、古董、书画、玩好之物。一日也当许多银子出门。”《一捧雪》中也涉及严世蕃的古董库房：“前后厢楼，号分风花雪月，这一楼是商周彝鼎，这一楼是汉宋杯环，这几间是汝定官哥，这几间是唐宋书画。”尽管文学作品带有夸张和演绎的成分，但绝非空穴来风。乾隆时期权臣和珅家也专设库房储藏各类宝物，包括玉器库、绸缎库、磁器库、洋货库等共九个专门的库房[41]。分类收储与近现代博物馆的保管手段有相似之处，值得重视。就“腊油冻佛手”的去向，也可以看出荣国府的陈设并非一成不变，而时常调换。在第五十三回，贾母元宵夜宴叙及那扇“璎珞”时，贾母“不入在请客各色陈设之内，只留在自己这边，高兴摆酒时赏玩”。还透露出荣国府各房主人有自己专属的藏品，时而陈设，时而收储，第六回贾蓉借的玻璃炕屏，既是凤姐娘家所赠的珍宝，“凤姐命平儿拿了楼房的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拿去。”这显示凤姐有专门的储物空间。《红楼梦》中所写的部分陈设品也兼具实用功能，收藏与实用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如第三十七回宝玉给探春的荔枝就是由晴雯盛在缠丝白玛瑙碟子里送去的，那碟子原是怡红院十锦格子上的陈设，晴雯说：“这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表明贵族人家的丫鬟也有较高的审美品位。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在清代中期权贵阶层已得以实现。第三十七回怡红院中桂花开了，宝玉特意取什锦格子上的联珠瓶插桂花孝敬贾母、王夫人。第四十回李纨“捧过一个大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以预备贾母簪戴，这也是贵族生活优渥与高雅的具体表现。《红楼梦》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真实地记录了权贵阶层的艺术品赏鉴与收藏状况，也透露出同时期艺术市场的信息，反映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古董文玩的流通及对贵族生活的影响。《红楼梦》这部大戏，开场、过场、落幕均有古董珍玩贯穿，串起故事的千头万绪，连缀起大大小小的角色及特定场景，牵动情节的主线，使仕宦之家的浮沉、豪门的荣枯得以清晰呈现。这部小说宝、黛、钗，探春、凤姐、妙玉、贾琏、贾母、贾雨村等人皆与艺术品鉴赏、收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贵公子小姐们喜爱“新奇精致的东西”，偏好“新巧新雅之物”，“朴而不俗，直而不拙”实为作者对于艺术品的审美取向，反映了清中期权贵阶层的鉴赏观念。贵族赏玩的品种既有名家书画、金玉铜瓷等古董，又有泥塑竹雕之类民间工艺品，雅俗兼备。贾府的收藏品除家族传承外，还通过礼尚往来收受、市场购求获得，陈设、储藏是主要收藏形式，管理规范有古董房、古董账和古董房的“人”。豪门的鉴藏活动活跃与否，关乎家道盛衰和世风流变。从鉴藏这一独特的视角分析《红楼梦》，可以增进对清中期社会生活的了解，也加深了对这部文学巨著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的认识，红学研究永无止境。曹雪芹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家世经历和思想，全书在结构和细节设计上介入了古董文玩，别具匠心，并且有现实依据。只有在对明清鉴藏有基本认知的前提下，方能领会此中所存之“深意”、洞悉所“隐”之真事，作者运用春秋笔法，明写暗伏，一花一器皆耐人寻味，“其中味”仍有待进一步解读。[1][清]李玉：《一捧雪传奇》清初刻本，卷上，第19页。[2]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3]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9页。[4]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9]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红楼梦》，第537页。[11] 周汝昌：《曹雪芹小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1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页。[13] 吴明娣、常乃青：《震古烁今——清代陶瓷鉴藏及交易考略》，《中国美术》2019年02期，142-149页。[14]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33页。[15] 薛龙春：《<楝亭图咏>卷的作者、诗画与书法》，《美术研究》2017年05期，第23-44页。[16]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2019年12月20日-2020年3月19日在国家博物馆《隻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展出。[17] 许家德：《元人周砥及其<宜兴小景图>卷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80-86页。[18] （美）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19] 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20]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页。[21]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552页。[22] 周汝昌：《红楼梦的真故事》，北京：华艺出版社 , 1995年，第68页。[23] [清]李玉：《一捧雪传奇》清初刻本，卷上，第八出“伪献”，第19页。[24] 涂瀛《红楼梦论赞》，收录于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十二年(1832)刊行。[25] 陈大康：《荣国府的经济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26]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红楼梦》，第204页。[33] 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17年，第32页。[34] 根据匾额对联暗示为御笔这一点推断，此处玻璃盒来历特殊，很可能为御赐，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至苏州赐曹寅“玻璃墨年宴礼物不等”，参见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第102页。[35] 吴明娣：《中国陶瓷史专题研究》，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 2018年，第357页。[36]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红楼梦》，第927页。[39] [明]吴其贞撰，邵彦校点：《书画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页。[40] 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院校注:《红楼梦》，第996页。[41][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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