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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史诗是人文史与精神史的合璧” 诗人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中英文对照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张智中翻译，著名诗歌评论家霍俊明作序，并收有著名诗歌评论家李犁、吴投文的专论。《沉船》被誉为“人类前行的精神简史”、“高原上的诗魂”“民族精神的诗歌化石”、“不断淬炼的精神升阶书”等。《沉船》从我国少数民族撒拉族的历史出发，抒写了一个民族800年的迁徙史、苦难史和民族性格的生成史。诗人对撒拉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挣扎、迁徙、繁衍的历史境遇与苦难命运的抒写，是一个民族苍凉悲歌的绝响，构成了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的生存史和心灵史的历史画卷，从这个意义上说，《沉船》是当下汉语诗歌创作中一部具有准史诗品格的长诗，在中国的长诗写作版图中具有启示录的价值和意义。从语言上看，《沉船》的语言苍凉、沉郁，极具质感与个性；从精神向度上看，诗集对历史的反思与诘问令人发聩，彰显了一位诗人的诗学主张、精神立场与人文情怀；从艺术手法上看，诗人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命运的触角对历史进行纵横切割，为当代汉语诗歌深入历史与存在，从容地处理历史经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与借鉴。《沉船》全诗共有56节。《沉船》运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多重手段，结构成集理想、美学与批判为一体的诗意外化物，从民族传统的审美和思想两个角度考察，这部《沉船》在进行着“史诗是人文史与精神史的合璧”的探索。诗人李犁评价道：这是一条从远古驶来的大船。船体已经破旧，有些零件也发生了故障。它拉载的是一个民族，穿过了黑夜和蒙昧，终于获得了自由和文明。这个民族本身就是一条大船，有着沧桑和苦难，光荣和梦想，但到了今天，遇到了前所未发现有的危机和迷茫。这是一部悲天悯人的大诗。作者用自己充沛的元气和大气吟唱它所经历的黑暗与光明、死亡与诞生、野蛮与文明、屈辱与尊严、流血与和平，还有未来与期待。作为撒拉尔的后裔，翼人主动用他的英雄气质为这个民族奏一曲磅薄的史诗。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也是更多民族、国家，甚至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缓缓前行的简史。所以它的意义越过诗歌本身，进入到对人类的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和诘问。诗人、作家及评论家沙克认为，沉重、悲壮、热血、迷狂，是《沉船》追索永在之物的集中表达。当宏大抱负的含量大于一件文本，诗歌题旨便显得沉重，成为深厚的基础；当文化寻根的途径过于艰险，诗歌意象便显得悲壮，成为精神的图腾；当求达彼岸的心愿特别迫切，诗歌情绪便显得热血，成为献祭的奠仪；当信仰程度强于艺术表现，诗歌书写便显得迷狂。《沉船》运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多重手段，结构成集理想、美学与批判为一体的诗意外化物，从民族传统的审美和思想两个角度考察，这部《沉船》在进行着“史诗是人文史与精神史的合璧”的探索。《沉船》的出版，为当代诗坛提供了“民族书写与个性书写相结合”的一份经验，同时也呈现了史诗性实验的一份样本。 沉船_《沉船》 -长诗《沉船》- 内容提要： 无论在现代诗的主题，还是在现代诗形的创造上，阿尔丁夫·翼人都是卓越独异的探索者。他钟情于长诗，他的长诗犹如屹立的长城、流动的黄河，涌动着1个中国民族诗人身上的史诗血脉。他的诗歌浩瀚辽远，波谲云诡，通过整体的象征造成1种诗歌意象与意境上的神秘和尊贵，这使他的诗篇犹如面对人间的“神示”，散布着宗教般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此岸与彼岸。在翼人那里，时间和空间、存在和哲理、生命和死亡、瞬间与永恒、自我与他者……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他的诗歌里，构成了一幅原始与现代、颓废与新生、激情与忧郁、敞开与内敛、明亮与晦暗……不同元素对抗着的充满张力的画面。在他的诗歌里，至今充溢着罕见的诗歌热情。是的，他是一位足以令我们感到骄傲的诗人，但他更属于整个人类。 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作者简历 阿尔丁夫-翼人，撒拉族，又名容畅、马毅。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穆斯林著名作家，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立马昆仑的神秘主义诗人。1962年出生，祖籍青海循化。曾先后毕业于青海教育学院英语专业、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现任世界伊斯兰诗歌研究院中国分院院长、国际汉语诗歌协会秘书长、《大昆仑》杂志主编、青海大昆仑书画院院长、青海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等。代表性作品有史诗性长篇诗歌《飘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沉船》，《致伊朗》、《河流：我的青铜塑像》以及《苍茫瞬间：播种时间的美》、《荒魂：在时间的河流中穿梭》、《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等。作品入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诗人诗选》、《2010世界诗歌之窗》（波斯英语双语版）、《2012世界诗人诗选》、《21世纪中国诗歌排行榜》、《诗刊社2011年度诗选》、《中国当代诗歌导读·2010卷》、《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经典赏析》、《2011年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当代十家杰出民族诗人诗选》、《2012中国诗选》《印度尼西亚与一位中国诗人》、《母语之外的母语》、《中韩作家作品选》、《中国新诗300首》（1917——2012）、《世界诗人诗选》等。出版诗集《被神祇放逐的誓文》、《沉船》（英汉对照版），主编有《中国西部诗选》、《撒拉尔的传人》（第一、第二辑）等。诗作已被译成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孟加拉国语、德语、韩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马其顿语、印度语等多种文字发表和出版。作品曾先后荣获“中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10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奖”“国际最佳诗人奖”及“第十一届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等。2010年他应伊朗国家文化部邀请参加“德黑兰首届国际诗歌节”，受到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的亲切接见；历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11年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2012年9月赴以色列参加“第32届世界诗人大会”。 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作品评价 不断淬炼的精神升阶书 ——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代序）霍俊明 长诗无疑属于更有难度的诗歌写作类型，而中国又是自古至今都缺乏长诗（史诗）写作的传统。自海子之后中国诗人的史诗情结多少显得荒凉、青黄不接，而写作长诗甚至“史诗”一直是从“今天”诗派、第三代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以来当代汉语诗歌噬心的主题，甚至在海子之后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敢于尝试长诗的写作，其成就也是寥寥。因为写作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而言都是1种近乎残酷的挑战，长诗对1个诗人的语言、智性、想像力、感受力、选择力、判断力甚至包括耐力都是1种最彻底和全面的考验。在笔者看来“长诗”显然是一个中性的词，而对中国当代诗坛谈论“史诗”一词我觉得尚嫌草率，甚至包括海子在内的长诗写作，“史诗”无疑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多元化的书写和命名，而这是对诗人甚至时代的极其严格甚至残酷的筛选的过程。在1个工业化的时代会产生重要的长诗，但是“史诗”的完成还需要时日甚至契机。在笔者看来“大诗”正是介于“长诗”和“史诗”之间的1个过渡形态。说到当代的“长诗”不能不提到几位重要的诗人，洛夫、昌耀、海子、杨炼、江河、欧阳江河、廖亦武、梁平、于坚、阿尔丁夫·翼人、大解、李岱松（李青松）以及江非等更为年轻的诗人。我从不敢轻易将当代诗人包括海子的长诗看作是史诗，我们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史诗，我更愿意使用中性的词“大诗”。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宗教感、现实感的信仰式的诗歌写作成了缺席的显豁事实。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版图上，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写作具有启示录的价值和意义。但似乎有很多专业研究者对他以及他多年来的长诗写作缺乏必备的了解。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阿尔丁夫·翼人大量的长诗写作，如《沉船》、《神秘的光环》、《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以及《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放浪之歌》、《古栈道上的魂》、《西部：我的绿色庄园》、《撒拉尔：情系黑色的河流》、《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遥望：盛秋的麦穗》等都秉承了一以贯之的对宗教、语言、传统、民族、人性、时间、生命以及时代的神秘而伟大元素的纯粹的致敬和对话，这种致敬和对话方式在当下暧昧而又强横的后工业时代无疑是重要的也是令人敬畏的，“子不予怪力乱神/——撒拉尔/在这前定的道上/壮行独美八百年/而这道啊！注定/以尕勒莽阿合莽的名义/铸造黄金般的誓言/灵魂像风奔跑在美的光影里”（《灵魂像风奔跑在美的光影里》）。阿尔丁夫·翼人的这种带有明显的民族和诗歌的双重“记忆”的不乏玄学思考的诗歌写作方式和征候不能不让我们联系到海子当年的长诗写作。但是海子的长诗在最大的程度上祛除了个人的现世关怀和俗世经验，这就使海子的长诗拒绝了和其他个体的对话和交流并也最终导致了在无限向上的高蹈中的眩晕和分裂。而可贵的是阿尔丁夫·翼人多年以来的长诗写作是同时在宗教、哲理、玄学、文化和生命、当下、时代和生存的两条血脉上同时完成的，这就避免了其中任何1个维度的单一和耽溺，从而更具有打开和容留的开放性质地和更为宽广深邃的诗学空间。撒拉尔、清真寺、骆驼泉、先民陵墓、古兰经以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合部、黄河之畔的循化都成为诗人永远无眠的星辰和恒久的诗歌记忆，“我刚刚从两莽的墓地归来/两膝的黄土翻滚着/历史的烟云在我眼前纷飞/我斗胆以卑微的思想/想像上千年两河流域的文明/和两莽直逼中西文化的巨人的光芒”（《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红色政治年代过渡到商业化、娱乐化、物欲化、传媒化的后工业的强权时代，剧烈的时代震荡和社会转变，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和灵魂信仰的缺失都如此强烈地淤积在翼人以及同代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一些更为强烈的倾诉和抗议的愿望已不可能在短诗中加以完成和淋漓尽致地呈现，只能是在长诗写作中才能逐渐完成一代人的倾诉、对话、命名和历史的焦虑，磅礴大气和温柔敦厚并存的诗歌方式成就了翼人长诗的个性。概而言之我们看到包括翼人在内的一些诗人写作长诗的努力印证了中国当代诗人写作优秀长诗的可能性，尽管其面对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这种可能性只能是由极少数的几个人来完成的，历史总是残酷的。在巨大的减法规则中，掩埋和遗忘成了历史对待我们的态度，而语言和诗歌永远比1个国家更古老，更具有生命力，一些诗人用语言创造的自我和世界最终会在历史中停留、铭记，历史在寻找这个幸运者，这个幸运者肯定也是一个在个人和时代的轨道上发现疼痛和寒冷的旅人。作为6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个性使其诗歌写作中具有强烈的文化寻根（同时具备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和民族叙事的抒写冲动。作为1个撒拉尔族人，阿尔丁夫·翼人很容易被看作少数民族诗人，因为身处青海又更易于被贴上“西部诗人”、“边地诗人”的标签。当然无论是将阿尔丁夫·翼人看作少数民族诗人还是西部诗人，这都无可厚非，甚至这种民族根性和西部的文化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写作个性，尤其是他的长诗写作谱系。但是我更愿意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看待翼人的身份和长诗的个性，因为他的长诗写作在当下的时代具有明显的诗学启示录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翼人的长诗写作就是毫无缺点和无懈可击，而是说他多年来的长诗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长诗的写作传统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而言确实具有着需要我们重新认知的埋藏着丰富矿石的地带。翼人的的长诗写作呈现的是既带有神秘的玄学又带有强烈的与现实的血肉关系的质地，无论是与诗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往事记忆、生活细节还是想像和经验中的更为驳杂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宗教性的场景、事件，这一切都在融合与勘问中呈现出当下诗人少有的整体感知、历史意识、人文情怀和宗教信仰。翼人的长诗写作在张扬出个体对自我、世界、生存、诗歌、历史、民族、宗教的经验和想像性认知的同时，也以介入和知冷知热的方式呈现出工业和城市化语境之下传统的飘忽与现实的艰难，尤其是急速前进的时代之下驳杂甚至荒芜的人性与灵魂。翼人多年来的长诗践行更像是一个个人化、历史化、生命化和寓言化的精神文本和1个诗人的灵魂升阶之书。而1990年代以来，一些诗人普遍放弃了集体或个人的乌托邦“仪式”而加入到了对日场经验和身边事物的漩涡之中。当我们普遍注意到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和日常经验的呈现时，为诗人和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诗歌的“个人化”（私人化）风格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生性和集体性。在一定程度上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和相应的诗歌写作语境的巨大转换，诗歌写作对以往时间神话、乌托邦幻想以及“伪抒情”、“伪乡土写作”的反拨意义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这种反拨的后果是产生了新一轮的话语权力，即对“日常经验”的崇拜。确实“日常经验”在使诗歌写作拥有强大的“胃”成为容留的诗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漩涡，1种泛滥的无深度的影像仿写开始弥漫。基于此，翼人不能不在诗歌写作中形成这样的体认，即对于大多数诗人而言，应该迫使自己的写作速度慢下来并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对现实与历史的强大的穿透力和反观能力，从而最终达到与生存与时代相契合的精准而真实的联系和见证意义，“或许我们本不该再次久留/本不该扶你送上祭坛/周围的一切都在蒙昧的花园里/投去鄙视的目光扼杀或挫败/无与伦比的梦幻在世界的中心旋转”（《神秘的光环》）。对于在诗路跋涉、探询、挖掘的翼人而言，在黑夜的明灭闪烁的火光中揭开诗歌漂流瓶，在物欲、金钱、权利和疯狂幻象围拢、挤迫的黑暗中沉潜下来，倾听来自语言、民族、宗教以及遥远而本真的灵魂独语或对话的神秘召唤是1种不能放弃的责任与担当情怀。这一切无疑是良知的体现，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从“诗”的造字含义上就含有记忆和“怀抱”以及宗教的精神维度。正是在此意义上翼人的长诗写作真正回到了诗歌的源头。他制造的诗歌漂流瓶盛满了集体的记忆积淀，而那明灭闪烁的火光中本真的宁静与自足闪现就是必须的，是倾尽一生之力追问和挖掘的高贵姿态。巴什拉尔说“哪里有烛火，哪里就有回忆”，是的，哪里有倾听，哪里就有回忆。基于此，翼人在“深入当代”与“深入灵魂”的噬心主题的独标真知的吁求中彰显出执著的诗学禀赋和富有良知的个性立场，以诗歌语言、想像力和独创的手艺承担了历史和人性的记忆。翼人的长诗中持续不断的是诗人对天空、河流、土地、山脉、彼岸和精神乌托邦世界（当然也是个人化的）的长久浩叹与追问，这种源自于诗人身份和民族记忆的对诗意的精神故乡的追寻几已成为他诗歌写作的1种显豁的思想特征甚至征候。对于优秀的诗人而言，在后工业时代语境之下坚持1种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探询和诘问是最为值得尊重的1个维度，我是在整体性上来谈论翼人与理想主义、农耕文明、宗教情怀之间的尴尬和挽留关系的。翼人自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写作，确实蕴含了1种独具个性而又相当重要的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和深入现实的精神向度。这种个人的历史想像力较之1980年代以来的带有青春期写作症候的美学想像力而言更具有1种深度和包容力。历史想像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和噬心的问题。换言之历史想像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历史想像力不仅是1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翼人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写作，有力地在历史想像力的启示下呈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诗歌史、生活史。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历史想像力在一代诗人身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展现与深入，清醒与困惑的反复纠缠，自我与外物的对称或对抗。翼人的诗句有如长长的沉重的铁链顽健地拒绝锈蚀的机会，那抖动的铮铮之声在午夜暧昧而强大的背景中呈现为十字架般的亘古的凛冽和苍凉，“哦，沉默的土地啊/那是从遥远的马背上启程的儿子/亘古未曾破译这现实时间的概念/或有更多的来者注视：存在的背后/所蕴含的哲理被轻柔的面纱遮去/或是老远望去河岸的大片风景/在绚丽的阳光照耀下步步陷入深渊”（《沉船》）。这些容留的力量、张力的冲突及其携带巨大心理能量和信仰膂力的诗句，在当下诗人的诗歌写作中是相当罕见的。这也只能说明在历史与当下共同构筑的生存迷宫和怪圈中，特殊的生存方式、想像方式和写作方式造就了一个张扬个性、凸现繁复镜像和无限文化与传统“乡愁”的诗人翼人，“在你面前我曾是一名无望的患者/使我重新确认物体的表面所蕴含的重量/远远超过草木细微的影子/或许这仅仅是传说或许我们早跟自己的影子相逢/且在光明的路上拖着尾巴/穿过大街小巷或那无尽的回忆/并把所有的梦想化为石头的训语/镌刻灵魂缄默的花树”（《神秘的光环》）。在一个信仰中断和放逐理想的年代，在一个钢铁履带碾压良知和真理的粉末状的年代，一个跋涉在精神之路上的歌手，一个不断叩问的骑手在工业的山河中与风车大战。因此，翼人的诗歌更为有力地呈现了时间的虚无和力量，换言之在具体的细节擦亮和情感的呈示中翼人的长诗更多显现的是诗人对时间和生存本身的忧虑和尴尬，在茫茫的时间暗夜这短暂的生命灯盏注定会熄灭，曾经鲜活的生命在干枯的记忆中最终模糊，“唯有你们/早晚在崇高诗篇的颂声中/平安度日再度忙碌/也不忘时刻的准点/严守时间的秘密/把最神圣的交换托付”（《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有人说谁校对时间谁就会老去，但是翼人却在苍茫的时间河流上最终发现了时间的奥义和神秘的诗篇。所以多年来翼人的长诗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语言方式、抒写特征还是想像空间上，它的基调始终是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无以言说的敬畏和探询的态度，很多诗句都通向了遥远的诗歌写作的源头。这无疑使全诗在共有的阅读参照中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种基本的情绪，关于诗歌的、语言的和经验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这种本源性质的生存整体共有的精神象征的词句不时出现在长诗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向传统、语言、诗歌的致敬和持守意味，“相信或怀疑注有标记的旗杆上走动的人群/在我的耳旁号叫、嘶鸣/但我依然守候着他们/当他们远离亲人时/吹送柔柔的清风”（《沉船》）。 精神寻根的诗性观照 —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吴投文从早期白话新诗的起步开始，长诗似乎就不断地遭遇困境，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概而言之，大概包含这样几方面：一是中国向来缺乏长诗传统，这可以看做是一种源头性的缺失，对新诗的影响甚大，但新诗研究在此方面没有做系统而深入的清理；二是长诗缺乏清晰的边界，到底多长才算长诗，一直没有定论，实际上也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这是在创作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面临的1个难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这对长诗创作无疑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后果；三是长诗在“长度”之外，都还在内涵与结构上有一些特殊要求，这又很难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有待探讨，但在新诗创作和研究中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诗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定位也往往比较模糊，不能在文学史格局中获得独立的身份认定，也就不能充分彰显自身的艺术特性，这样，长诗的美学特质也就不能凸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长诗创作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新诗史上，也不乏气象阔大的长诗杰作。著名诗评家叶橹先生极有见地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1种缺憾和悲哀。”（叶橹：《呼唤长诗杰作》，为洛夫主编《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一书所写的序言，台海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页。）可以说，长诗具有精神界碑的性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长诗写作也是极富挑战性的创造工程，大概也是检验诗人才华与心智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有创作雄心的诗人往往会向长诗发起挑战，殚精竭虑地投入到长诗创作中来。实际上也是如此，在长诗创作上取得成功的诗人，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大概也是很多诗人倾注全部心力投入长诗创作的一种隐秘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撒拉族著名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也许能找到进入文本内部的某种依据，同时呈现出这部长诗的独特价值。从阿尔丁夫·翼人的写作历程来看，他成名颇早，是当代中国诗坛的一位实力派诗人，尤其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界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先后获得青海省人民政府第四届文学作品奖、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10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等重要奖项。从他的主要创作来看，长诗代表其创作成就的1个重要方面，近三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长诗创作，史诗性长诗《飘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等就是当代长诗创作有代表性的成果。他的创作路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没有被诗坛的流行色所遮掩，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从中可以发现阿尔丁夫·翼人诗歌创作寻求创新的艺术自觉和独特的艺术情思。当我们把目光聚集到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上来，就会感到有一种独特的气场笼罩着我们。这是一部在诡异的氛围中流露出深沉的悲剧意识和清醒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作品，是一部具有广阔的民族诗史视野的抒情长卷。从长诗的篇幅来看，可谓结构浩大，全诗共五十六节，每节长则二十余行，短则数行，但大多数介于十行至二十行之间，这不仅使每一节显得相对不胖不瘦，也使每一节自成精短的篇什，在环环相扣的推进中显示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从长诗的整体处理上可以看出作者用心甚深，在长诗中有一个整体性的象征框架，沉船既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又是这个整体性象征框架的核心，在长诗中被处理为1种内置性的基本元素，无处不在，但又很少直接道出，这使长诗的主题表现出某种晦暗性，也许不那么好容易把握，但又同时表现出某种开放性，让人在诗意的迷宫里对现实和人生有1种透彻的认识。在我看来，沉船之沉在这部长诗中表现为一种历史思维和神话思维的浑融化一，诗人的思考带着严峻的历史反思意识，在诗人苍劲的笔触中，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都被置于一种犀利而充满痛楚的审视之中。就此而言，这部长诗具有精神寻根的意义，诗中有1种回溯性的声音，这种声音既是作者个人的，然而个人的声音似乎又被淹没在历史的回声中，因此，在这部长诗的声音后面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磁场和空间，值得我们注意。从长诗的主题内涵来看，似乎是具有多重指向性的，尽管这里很难对此进行比较清晰的剖析，但也可以从诗中所显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中发现诗人隐秘的意向。大致而言，长诗关乎对于历史的基本理解，却又具有现实的维度；关乎灵魂的受难，尽管显得沉痛，却又并不显得完全虚无；也关乎对个人命运的理解，其中似乎纠结着一些复杂的情绪，诗人对个体在历史中的迷失似乎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又显得疑虑和困惑，诗人对个人与历史的对抗显然有所期望，但又似乎陷入很深的失落之中。因此，长诗的主题内涵并不指向1个透明的实体，这表明诗人的历史感可能是发散性的，也表明诗人对历史的某种疑虑和对现实的警惕。当然，也有一种在历史面前的无力感，毕竟历史是无形之物，也布满无物之阵，那种吞噬性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恐慌而陷入更深的困惑。长诗在历史、现实、想象、存在、神话元素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隐含着一个精神寻根的深层意义结构。正如诗人在长诗的“题记”中这样写道：我认识一条河这便是黄河这便是撒拉尔对河流永恒的记忆和遥远的绝响精神寻根表面上看起来是退却性的，是向虚无中的逃遁，但同时也意味着寻找与皈依，是1种面向自我反思的精神形式，其中也包含着1种健全的历史理性和现实批判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精神寻根也意味着皈依与拯救，寻根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建构和精神建构的过程，表现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对纯粹诗性存在的追寻，这使长诗显露出一种深沉的现实忧思，而诗中间或出现的荒诞元素，则似乎透露出诗人内心的焦虑，同时也使诗人的忧郁得到放大和强化，也使长诗的主题意向显露出由精神寻根所带来的复杂意绪。这在长诗的推进中似乎随处可见： 出门是山紧闭是河山河哟世界的本源对于存在者而言船队横对头顶的浮云苍老地流过——任河的主人惊叹不己谁的双脚企图同时跨进同一条河流？纵有风暴袭来却依然保持一丝微笑瞧苦水包容的思想在你的腹中筑巢阿尔丁夫·翼人笔下的这一阔大场景似乎具有某种提示作用，暗示精神寻根的艰巨过程，也包含着1种豁达的理性精神。实际上，精神寻根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逃亡，而逃亡并不等同于逃避历史责任和现实担当，而是寻找救赎和希望，是在反抗的层面上落实1种健全的生命意志。同样的场景多次出现，隐喻逃亡与精神寻根的某种对应性关联：哦，河流生命的绝唱万象众生的意念世界的象征宛如血色宛如黄昏宛如废墟中长出的一枝荷花以最动人的笑脸四面捭阖呈现出无数血腥的花朵逃亡可以说是1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但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被处理为不同的文学想象。鲁迅的《野草》是作家从茫然到清醒的逃亡，又因过于清醒反而迷失于虚无中，把1种大的哀痛留给读者而显示出思想的深刻与锐利，也显露出作家面对现实难以掩抑的沉痛与矛盾心态；沈从文的《边城》是作家放逐自我的精神逃亡，出走故乡湘西固然是一种逃亡，处身都市而又在精神上退回湘西，潜心建构文学的“湘西世界”，同样是一种逃亡，边城不过是沈从文心造的幻影，他把现实中感受到的悲哀与沉痛用微笑掩抑起来，把一种似乎愉快的心情涂抹在一片桃花源式的风景中，而他自己则隐遁在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中；钱钟书的《围城》所揭示的现代人的生存悲剧与精神困境，同样是一个逃亡的主题，不管是城堡中的人，还是城堡外的人，其实都处于精神上的漂泊状态，而且由于人性固有的弱点，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封闭的城堡，不仅他人很难进入，其实自己也难以进入，因此，从本质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城堡，不仅与他人难以取得沟通，也往往游离于自己的内心，这样，人就成为自己的地狱，无法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只能永远流浪在逃亡的路上，或者在进退之间游移。在这些作家的参照下，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中的精神寻根及其伴生的逃亡意识则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也就是说，长诗《沉船》具有直视当下的问题意识，它并不是1个纯然从作者的想象中冒出来的抒情篇章，诗中似乎有1种被压抑的悲郁，既回荡着灵魂的被放逐感，又有与现实对接的忧患意识。诗人阿尔丁夫·翼人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既为历史悲歌，也为现实抒唱，既为自己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记忆，也为自我的生命打下来自现实的烙印，因此，长诗的主题意向实际上是展开性的，显示出复杂的意蕴，对于读者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应该说，作为一部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包含着很多成功的元素，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长诗创作的1个重要收获。与汉民族文学相比，西北边地的少数民族文学似乎在长诗创作上有着天然独特的优势，显示出边地少数民族特殊的艺术禀赋。对阿尔丁夫·翼人来说，他也得益于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的滋养，尤其是得益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撒拉族的艺术传统，这在《沉船》中似乎不难找到通向撒拉族艺术传统的特殊暗道。这应该是阿尔丁夫·翼人与撒拉族艺术传统的一次对话，也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次深情礼赞与致敬。同时，从《沉船》中也可以发现诗人得益于域外文学的启示，长诗中似乎游荡着西西弗斯神话的余音，长诗中的悲凉感显然与此有关，西西弗斯的巨石是苦难的源泉，既是惩罚，实际上也是重生，在长诗中则转化为1种清醒的自我发问，难道这块巨石就是周而复始的徒劳无望的命运的象征？此外，长诗所展示出来的个人视野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沉船》的创作也得益于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艾略特的《荒原》等作品的启示，阿尔丁夫·翼人大概对这些作品做过用心的研读，《沉船》中的气息显示出诗人接受域外文学启示的开放性视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沉船》的篇幅较大，可以看出诗人刻意经营的苦心，但却没有雕琢的痕迹，长诗的主线似乎与诗人情绪的推动息息相关，显示出结构上的别致。全诗可谓一气贯通，如九曲回廊，有一种沉思的静美，在九百余行的抒情咏叹中，将个人的心路历程与民族的精神寻根提炼为1个充分个性化和概括性的诗性形象，作者的艺术抱负值得称许。同时，长诗以情绪的流动和升华作为主线的结构方式，尽管有一个精神寻根的象征性构架作为支撑，但由于没有基本的情节框架作为显性的叙事标志，读者也可能一时难以理清长诗的思想脉络和主题意向。好在长诗有1种内在的音乐效果，这种结构方式也有利于增强诗歌的艺术张力。就这部长诗的语言来说，作者显然是有考虑的，既没有着迷于满纸晦涩，也没有停留于直白的倾诉，而是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有坚硬的质地和饱满的张力，长诗的整体节奏与作者的内心情绪协调一致，即使读起来也有1种一气贯通的效果。诗人一方面似乎怀着忧郁，这使长诗的背景有1种冷抑的底色，另一方面又由于诗人性格上的豪放，诗中又有着内敛的激情，因而长诗的整个基调显得沉郁悲慨、苍凉浑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整体上看，长诗显示出诗人对精神寻根的独特理解，这使《沉船》成为一部具有丰富象征意蕴的作品，这也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沉船》：人类前行的精神简史 李犁 [沉船] 这是一条从远古驶来的大船。船体已经破旧，有些零件也发生了故障。它拉载的是一个民族，穿过了黑夜和蒙昧，终于获得了自由和文明。这个民族本身就是一条大船，有着沧桑和苦难，光荣和梦想，但到了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迷茫。怎么让它走出阴霾，不因为自己的肾亏和哮喘而沉没，这是船长阿尔丁夫·翼人写作此诗的目的和意义。作为诗歌显然这是一部悲天悯人的大诗。作者用自己充沛的元气和大气吟唱它所经历的黑暗与光明、死亡与诞生、野蛮与文明、屈辱与尊严、流血与和平，还有未来与期待。作为撒拉尔族的后裔，翼人主动用他的英雄气质为这个民族奏一曲磅礴的史诗。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也是更多民族、国家，甚至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缓缓前行的简史。所以它的意义越过诗歌本身，进入到对人类的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和诘问。为了让这首深奥的诗歌通晓化，本文试图从这首诗歌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入手，我暂且昵称或戏称为“词典”。 [白昼] 白昼在《沉船》前半部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与此相近的还有太阳、黎明等。它们隐喻着这条大船要驶去的方向和未来。为了黎明降临，为了让白昼更长久甚至永恒，船上的人一代代付出了血和命的代价。连我们在阅读时，心都好像被绳索拽得很紧，像走在悬崖上，小心翼翼，每一脚都要稳准狠。可见翼人在写作时是很用力的，生怕轻描淡写不能表达中它的悲壮和艰难。走向白昼，他们满含热泪，但又必须承接苦难，准备牺牲，于是他们用“一颗头颅还去另一颗头颅/去追赶一只受伤的黑鹰”，然而结果却是“而西风已过/并未露出更本质的白昼”。白昼是顽固的，但比白昼更顽强的是决心和毅力。他们把自己的灵与肉还有期待和希望一点点夯进黑夜，去兑换比金子还珍贵的光明和未来，这是1个民族繁衍生息的理由和气质。《沉船》就是以这样近乎残酷的方式表达了人类追求正义幸福和美好的愿望和行为。 [黑——] 和此颜色相关联的有黑夜、黑狼以及绝望、死亡、葬仪等等。这是和白昼相反的一组词汇和状态。它象征人类在追求光明和美好时候遇到的苦难以及必须遭受的彷徨和折磨。这是1种命运。可是经历了劫难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幸福。有的时候牺牲是无效的。然而牺牲和劫难又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不要它，它也会不请自来，只要你在船上，只要你还活着。所以人们在经历了劫难和绝望甚至死亡的考验之后，对黑暗和牺牲已经习惯，甚至是乐观：“沿着寒冷的冬天/在注定死亡的阴影下/温暖上升此刻/风暴袭击着大片沙漠却有/一对恋人苦苦地相爱/但当夜幕降临时/唯独留下一句话：‘我死就死在你的怀里’”。这起码有两层意思，一黑暗和死亡吓不倒渴望光明的人们；二爱情让人蔑视死亡并使死亡充满光辉。这就是翼人对黑暗和死亡的回答。应了那句忘记了谁写的诗句：即使大雪封住了所有的路/也有向远方出发的人。 [追寻] 这是贯穿在这部长诗中最多的1个词。是前两个关键词的结果和细化。它可以引申出牺牲、殉道者、英雄。这部长诗确实塑造了1个为了追寻敢于殉道的形象。这形象不是具体的，甚至有点琐碎和散淡，模糊着却时时感受到凛然和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气概。也许就是作者自己的1种英雄情结。但追寻什么呢？目标并不明显，也许就是生生不息繁衍下去，并且和平与美好。为了这将要遭遇更严酷的考验甚至牺牲。我眼前隐约浮现苏格拉底和屈原迎风而立的形象。为了坚持思想为了求索真理，不怕任何磨难。他们明白美好的活着是需要无数的死来奠基的，这样死就是最灿烂的美。像德国诗人哲学家西美尔说的：“死亡是最高的生命，必须以死来作献祭。”这就是让浓缩的生命达到最纯净的形式。当然它的前提是信仰，为了信仰去死就是不朽的殉道者。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牺牲是豪迈和柔情的：“如果牺牲是一部情书/它将是大家最亲密的朋友我的爱人/或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更加相依为命/不管旅途多么遥远燃烧的光焰/正在唤起众多攒动的人群/跃向最深入我的玫瑰花园”。 [生命] 由此相关的是我和人。不是敢于牺牲就不珍惜生命。生命就是我，就是人，就是尊严和世界的中心。对人的了解，对人类的关怀首先是从对生命的关切和尊重开始。但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有些生命被压制成一种标本，1种模具，甚至河里的石头，河边的蒿草。所以翼人呐喊：“成千上万的人要以生命为本/以自由为舞”。他也深情呼唤：“呈现生命的生命呦/你仁慈的爱巨大无比/令我在烛光下一次次怀想你们”。尊重生命，并让它自由，给它爱，也让它自由地爱。这其实就是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对于所有生命来说（不仅局限于人），还有比自由和爱更崇高的东西吗？自由和爱是所有信仰和宗教最终要达到的境地。这才是彻底的解放生命，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可问题是到了现在，人早已经失去了人特有的资质，人变得不是“人”了。这是这部长诗一直挣扎和耿耿于怀的地方。那么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存在] 这是这部长诗思索质问的中心。和它关联的是现在、现状。这是诗人和哲学家思考的命题。我这里只取人的存在和现状来讨论。如果像上述词典所言，人是以自由为基本状态，那么现在人早己失去了人的特质。人在异化。现代化的副产品是让人变得程序化，人的行为基本是互相复制。人脑在萎缩，感觉在迟钝，灵性在逐渐消失。这样下来，人将不会思考，不会爱。人将不再是人。这样人类这支大船就真的要沉没了。这是翼人最担心的。所以他在这首长诗里呼唤人要像人那样活着。要感觉，要思想，要自我，要爱，要创造。没有思考的生活就是和猪和机器人一样。所以人还要认识自己，继续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像哲学家施勒格尔说:“人应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和自由来进行一场革命，最关紧要的就是人要挤出自己的全力去寻找到自己的中心。人要么就是毁灭自己，要么就是自我更新，没有第三条路。”自我更新就是将人还原为人，让世界回到最初的那种状态中去。 [时间] 这是这部长诗中让人焦灼的词汇。它相对应的是有限与无限。生命的有限与时间的无限注定了人的悲剧性。翼人直接写时间对人和生命的摧残：“我依然是我岂能画地为牢/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还有“时间如此匆忙地离开我的脑门/滑向目不所及的地方”。人是多么脆弱，不仅在存在面前无能为力，在时间面前也是手足无措。那么怎么能让有限的生命变得主动呢？那就是给时间以生命和美，时间尽管无限，但很多是无用的相当于垃圾，那么属于有效的时间就是给时间填进创造还有美和爱。这样时间就有了内容，从而生命化了。像哲学家谢林说的“当艺术把持住了人的消逝着的流年时，当艺术以完满健动的美来表现一位已把儿女抚养成人的妈妈时，艺术难道不是把非本质的东西——时间，给取消了么？完满的存在——也只有一刹那。”这就是瞬间化作永恒。因为有了艺术和意义，一刹那的时间胜过无限。 [家园] 这是翼人一直在追寻的港湾，也是这艘船离开和要抵达的原因和地方。因为故乡被打碎，所以要流浪，因为找不到新的家园，船可能就要沉没。家园是这首诗的开始也是结束。这里不是给具体生命寻找依靠，而是对“类”，就是部落和民族。“试问何处是我美丽的家园/何处是我肥沃的土地/带着阵痛和稀有金属碎裂的梦想/一跃巨人的头顶/遥想世纪末金黄的麦穗”。这就是离家漂泊的迷茫和苦涩。那么方向在哪儿呢？德国诗人生命哲学家荷尔德林晚年把人的最终归属定为“返乡”。他认为最好的家园就是故乡，是我们出生的地方。人最后的皈依就是“还乡”。荷尔德林在预感到人的不可逃避的无家可归之境的同时，也预感到人类必将重返故里，重返童贞。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返回与神灵亲近的近旁，享受那由于偎伴神灵而激起的无尽的欢乐。这就是诗化的生活，就是诗意的人生（这也是刘小枫对荷尔德林“还乡”的解释）。翼人在这部长诗里也说：“我的回答仍是天人合一”虽然不明确，但是也隐约感觉到要回到当初，拥抱自然，并认为这是最诗意的栖所。 [爱] 这是这部长诗最清楚的指向。也是翼人认为拯救沉船的药方。不论是个体的生命还是民族，都应该具有并坚持这种品格。爱是动力，也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人类与世界之间和谐剂。爱能让战争停止，能抹平仇恨，能让沉船新生：“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亲如手足”，“欢呼吧我的子民们/是你们拯救了又一个民族的精灵/看到眼前的现实风风火火/正在化为重天的丽日/我的心已得到片刻的宁静”。这就是爱的力量。在现代人普遍迷惘，甚至没有了思考思想还有信仰和方向的时候，爱就是他们的宗教和神话。爱给他们勇气和热情，爱让他们自我更新，让他们找回自我，重拾灵性。但只有爱是不够的。因为爱只是基础，是人成为人的最基本的元素，处于人的守势，属于温饱阶段。人要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意义和理念来支撑自己，来揭开人生的秘密，来给世界更大的价值。这就是理想或者信仰，就是诗歌中称之为的神，人需要有1个自己崇尚并为之愿意献身，而且对别人和世界有益的大于自我的神。 [神] 在这部长诗中，也称之为梦、理想。它是翼人写作此诗的动机和推动力。神不论是对翼人还是世界，它都是1种救赎。救赎自己的灵魂，拯救危机的世界。人不能活得太平庸，太自我，太放任，人要给自己的生命设计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人生活下去的中心和根据，这就是人心中的神。对于翼人来说这个神还是诗，因为诗高于我们的生活，犹如我们仰望的神。他用诗歌来推动锈迹斑斑的古船，用诗歌去照耀还蒙蔽还黑暗还寒冷的心灵，让诗锋利自己的感觉，让感性变得更敏锐，让人的心灵变得更伟大，也让人的胸怀更辽阔和温暖。这神有时高高在上俯视你；有时又像妈妈一样温暖，像情人一样柔情。诗人在烤热自己的同时，也用它去温暖更多人的心灵。像施勒格尔说的：“诗的任务不在于维护自由的永恒权利，去反抗外部环境的暴虐，而在使人生成为诗，去反抗生活的散文（指平庸和低俗）。追求诗，就是追求自由，诗的国度本身就是自由的国度。”这就是神的光芒和必然，也是翼人写作此诗的宗旨。 [阿尔丁夫-翼人] 一个青藏高原的汉子，一个用诗歌为民族命名的撒拉尔族诗人。他拥有大的视野大的气度。所以他对这类大而沉重题材举重若轻。这种题材很容易写得大而空，或者扑朔迷离。但翼人的品质让他把这首大歌唱得结实而低沉，甚至有点忧伤有点沙哑。前半部像唢呐吹出的江河水，在高山峡谷中或蠕动或直冲；后半部像在平原大河中扬帆，昂扬而疾速。中间还有间或的停留和修修补补。可贵的是翼人能从小的细节出发，来表现宏大的题材，这就使诗歌离我们很近，有了可把握性；同时从身边熟悉的具体的意象入手，表达神圣和神性，就使诗歌有了亲切感；而更可贵的是他的表达和抒情都是很温软甚至深情的，有时泪花闪烁，这样的方式表现悲壮，让悲壮有了温暖和人间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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