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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上海福州路上海书城偶见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名人用药与中医》一书，被其中一则历史溯源所吸引。书中说道：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率唐军征战，至安徽铜陵凤凰山时，遭受瘟疫侵袭，全军有半数人员患病不起，高热不退，神昏谵语，也就是神经错乱、抽搐、说胡话。随军大夫抓耳搔腮，束手无策。李世民仰天长叹，怨天不助。这时军中一位老卒前来献策。这位老卒入伍前是花农出身，懂得牡丹的药用功能，他见满山遍野皆生长着牡丹，便嘱众军人采集牡丹根皮，洗净后砸碎成泥，然后用山泉水搅拌药泥为浆给兵卒灌服，使众兵卒皆转危为安。全军重振雄风，所向披靡。后来李世民登基称帝，为感谢牡丹之功，就御封牡丹为“花中之王”。 这则历史溯源从何而来？编著者在书中的前言曰：“名人与名药，历代叙述颇多，但散见于各种医籍之中，查找使用，殊觉不便。有感于此，笔者遍览历代诸书，广搜博辑，斟酌筛选，汇集成这册《名人用药与中医》”。可见这则历史溯源是有来历的，应出自于“各种医籍”和“历代诸书”，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为了证明此源可信，编著者还在这则历史溯源典故的后面，介绍了中医运用牡丹花、牡丹根皮、牡丹叶的药理、功效和部分例证。 这册《名人用药与中医》约有三十余万字，介绍我们常见的中药材有二百余种，牡丹皮是其中的一种。每一种药材基本上都是名称，历史溯源，中医观点和例证等。在介绍活活血化瘀的牡丹皮时，涉及的名人是唐代帝王李世民，涉及的地方就是安徽铜陵凤凰山。最为引我们骄傲的是“牡丹乃天地之精，全花之首，艳压群芳”，被帝王李世民封为“花中之王”的背后还有我们铜陵牡丹的功劳耶！ 当然，上面的感叹仅仅是站在铜陵人角度上的一种骄傲或者讲是一种说笑而已，可不必当真。但我以为《名人用药与中医》中的这则历史溯源，对铜陵牡丹来说，其真正的意义是否可以说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证明铜陵牡丹古已有之。中国牡丹，最早是原产于我国诸多山脉的野生花卉，“今丹、延、青、越、滁、和者山中皆有”。牡丹药用，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唐代《四声本草》记载药用牡丹时说：“今出合州者佳，白者补，红者利；出和州、宣州并良”。据有关专家考证，今铜陵凤凰山和与凤凰山接壤的南陵丫山一带，在唐代均为宣州辖境。据此推算，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宣州，也就是现在的铜陵凤凰山一带曾有过野生药用牡丹分布。我国牡丹界的泰斗李嘉珏教授也曾说过，“按唐宋本草著作记载推测，安徽铜陵、宁国一带有‘凤丹’的野生分布是完全可能的。”这则历史溯源讲到李世民征战到安徽铜陵凤凰山，用过牡丹皮治疗瘟疫，我以为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二是进一步证明葛洪种植的牡丹取之于本地。铜陵史志记载东晋的道学家、化学家、医学家葛洪曾在铜陵隐居，研究道学和利用铜陵诸多的氧化铜、朱砂等原料炼丹，其间适逢民间天花流行，狂犬病肆虐，葛洪利用牡丹等中药材的药理、功能和验方，救治民众无数。铜陵史志的这些记载，同《名人用药与中医》这本书中，关于牡丹皮历史溯源讲的抗击疫情何等相似。为了治病救人，葛洪后来就在自己常住之地栽种了大量的牡丹及杏树，留下了杏山遗迹和长山“白牡丹一株，高尺余，花开两三枝，素艳绝丽”光彩形象。试问，葛洪栽培的白牡丹从何而来？从这则历史溯源看来，葛洪肯定不是从铜陵境外搬运而来，而是从本地的山野之中移植而来。古人治病“一根针、一把草”，讲究的也是就地取材。葛洪移植牡丹、栽培牡丹的其根本目的，我以为就是为了给人治病方便。 三是进一步证明铜陵牡丹名声在外。这则历史溯源是否可信，暂且不作讨论。最起码说明，铜陵牡丹闻名遐迩且由来已久。中国古籍出版社的《中草药鉴别与应用》牡丹皮小档案：“牡丹皮产于河北、山东、四川、陕西、甘肃等地，以安徽铜陵产牡丹皮质量最好，产量最高”。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张仲景50味药证（第四版）》：牡丹皮为毛茛科植物牡丹的根皮。牡丹皮以条状皮厚，粉性较足者为佳，安徽铜陵凤凰山所产者质量最佳，奉为道地药材，称为凤丹皮。化学工业出版社《中药传统的鉴定技术》牡丹皮“主产于安徽、湖南、四川、陕西、山东、河南等地。多栽培。以安徽产量最大，其中又以铜陵山产丹皮质量最优，名凤丹皮”。广东科技出版社《名贵中药材鉴别图册（下）》牡丹皮“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全国各地均有栽培。主产于安徽、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湖南、山东、贵州等地。安徽的凤丹皮质量最佳”。《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南方协作组于不久前调查：牡丹皮类药材，发现除正品牡丹外，还使用凤丹、滇牡丹和紫斑牡丹等，且凤丹为目前商品药材的主流。 作者：凌木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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