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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举之战是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由吴王阖闾率领的3万吴国军队深入楚国，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市境内，一说湖北汉川北）击败楚军20万主力、继而占领楚都的远程进攻战。在柏举之战，吴国大军虽然只有3万人，却是孙武一手训练的精锐之师，而且还有伍子胥、夫概等优秀的将领进行指挥。在战争中，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而取胜。 对此，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柏举之战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成功战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柏举之战中，虽然楚国被吴国打败，都城也被攻占，可谓快要灭国了，但是，在这场战役的后期，秦国选择出兵救援楚国，再加上楚国各地的残余势力，从而击退吴军，成功复国。那么，问题来了，楚国被吴国打败，快要灭国的时候，秦国为何要帮助楚国复国？ 首先，在柏举之战中，秦国之所以出手相救楚国，直接原因就是申包胥感动了秦哀公。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 公元前505年，吴国大军攻陷楚国都城，楚国已经到了快要灭国的时候。对此，楚国大夫申包胥千里迢迢来到秦国求救，但是，秦哀公一开始不愿意理睬。对此，申包胥在秦国宫门外赖着不走，日日夜夜痛哭，竟哭了七天七夜。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申包胥的诚心打动了秦哀公，后者表示：“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 于是为之赋《无衣》，发兵救楚，击败了吴军，吴王阖闾收兵回国，楚昭王得以复国。 当然，秦哀公之所以出兵，显然不会不止楚国大夫申包胥感动了他这一个原因。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愿意为另一个诸侯国出兵，往往和姻亲关系存在一定的关系。比如秦晋之好时，秦穆公就出兵帮助公子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同样的道理，在春秋后期，秦国也和楚国形成了姻亲关系。从亲缘关系上来看，楚国当时在位的君主——楚昭王，他的母亲孟嬴是秦景公的女儿，而秦哀公则是秦景公之子。不过，也有说法认为楚昭王的母亲孟嬴是秦哀公的女儿。 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秦楚两国存在姻亲关系。在春秋时期，姻亲关系的存在，为秦国出兵提供了非常合理的借口。彼时，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讲究“出师有名”的，比如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五霸对外用兵，往往就打着“尊王攘夷” 的旗号，以此让自己的出兵名正言顺。当然，到了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基本上就不太讲究这些了。 由此，对于秦哀公来说，帮助楚国的直接原因和理由都有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以利益作为导向。对于秦国来说，之所以帮助楚国复国，根本原因还是晋楚争霸的春秋格局存在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争霸中原，是主要的历史事件。在晋国和楚国争霸的时候，秦国一开始是支持晋国的，但是，秦穆公发现支持晋文公称霸，并不利于秦国东进中原。 于是，自崤之战后，秦国和晋国正式决裂，前者选择联合楚国，以此抗衡强大的晋国。当然，对于晋国来说，也不是没有盟友，在春秋后期，为了牵制楚国，晋国选择扶持楚国东边的吴国（晋国和吴国都是姬姓诸侯国），这也是吴国能够在春秋末期崛起的重要原因。 《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吴卒。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春，柏举之战正式爆发的前夕，应蔡国之请，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18国诸侯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东）会盟，共谋伐楚。由此，非常明显的是，在柏举之战前，中原地区的众多诸侯国在晋国的组织下进行了会盟，目的就是商讨进攻楚国。虽然最后主要是由吴国来实施的话，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晋国等大国显然也会派兵协助的。因此，一旦任由吴国消灭楚国的话，那么，接下来，和楚国形成结为姻亲的秦国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进攻目标。 作为中原霸主，晋国完全可以再组织一场针对秦国的会盟，在此之前，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亲率主力及齐、鲁、宋、卫、郑、曹、邾、滕联军攻秦，深入关中，在麻隧之战中重创秦国。因此，等到楚国被吴国彻底消灭的时候，秦国无疑就自身难保了。基于此，在唇亡齿寒的关系下，秦国不能坐视楚国灭国，从地图上可以发现，吴国一旦占领楚国全境，就会和晋国形成南北包夹秦国的态势，后者的战略空间将被严重压缩。真到那个时候，秦国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公元前505年，柏举之战的后期，在秦哀公的命令下，秦国的子蒲、子虎率领战车五百辆救援楚国，最终帮助楚昭王成功复国。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里所说的“西破强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发的著名的吴楚柏举之战。 吴国是春秋晚期勃兴于南方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南方地区的强国楚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长期付诸武力，兵戎相见。从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来 之战”起，两国之间在短短的60余年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 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总的趋势是，吴国逐渐由弱变强，开始占 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它终于导致了吴楚两国决定战争胜负的“柏举之战”。 吴王阖闾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 整军经武：“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并大胆起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外来杰出军政人才，积极从事争霸大业。这时，西方的强楚，就成了吴国胜利前进道路 上的最大障碍。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在过去积小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 国，阖闾才能实现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梦想。吴楚战略决战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吉人自有天助”，楚国当时的现状，为阖闾梦想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 进入春秋以来，楚同晋国长期征战，争霸中原，搞得民疲财竭，国力中衰。同时楚国内部政治黑暗，军事无能，民众怨愤，君臣离心，也给敌国创造了可乘之机。所以说，当时的楚国虽然貌似庞然大物，余威尚存，可其实早已是外强中干，是经不得风雨飘摇的， 吴楚柏举之战前夕，楚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 当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楚对吴还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当公元前512年阖闾第 一次提出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时，睿智的孙武即以“民劳，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劝阻。不过吴国君臣并未消极地守株待兔，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他们从不消极等待敌方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为此，它首先伐灭楚国的羽翼——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做法是，将吴军分为三 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这一措施实行了六年有余，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吴军这种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也给楚军造成错觉， 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 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年秋天，楚国大军围攻蔡国， 蔡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另外，唐国国君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唐、蔡两国虽是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谋臣武将伍子胥、伯嚭、孙武等，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战略奇袭，吴军溯淮水浩荡西进。进抵淮汭(今安徽凤台附近，一说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陆，以 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配合导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 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在今河南信阳南)，挺进到汉水东岸。取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效果。这堪称实践孙武“以迂为直”原则的杰出典范。 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军赶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隔着汉水互相对峙。 楚军中左司马沈尹戍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他针对吴军作战的特点， 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建议：由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 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 毁坏吴军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尔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议，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却又听从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战计划，采取冒进速战的方针，不待沈尹戍军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擅自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 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计，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连续与吴军交战，但结果总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军队疲惫。 孙武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湖北麻城)列阵迎战楚军。阖闾弟夫概听从了孙武的分析，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无死战之志。因此主张吴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并指出，只要吴军一进攻，楚军就必然溃逃，届时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大获全胜。但阖闾出于谨慎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便率领自己的五千部属奋勇进攻囊瓦的军队。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以主力投入交战，扩张战果，大胜楚军。囊瓦失魂落魄，弃军逃奔郑国，史皇战死沙场。 楚军主力在柏举决战遭重创后狼狈向西溃逃。吴军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 终于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涢水)追及楚军。吴军“因敌制胜”，用“半济击”的战法，再度给渡河逃命中的楚军以沉重的打击。吴军继续追击，至雍澨 (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锅造饭的楚囊瓦军残部，大破之。并与由息(今河南息 县西南)回救的楚军沈尹戍部遭遇。经过反复激烈的拼杀，楚军又被战败，主将沈尹戍 伤重身亡。至此，楚军全线崩溃，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一举攻陷郢都。楚昭王凄凄惨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往随国(今湖北随州)。柏举之战遂以吴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结。 至于吴军入郢后上下忘乎所以，纵暴郢都，内讧迭起，在秦楚联军的反击下，军事、 政治均陷于被动，最后被迫退回吴国，那已是后事了。用孙武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吴军灵活机动， 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军的取胜，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的结果。其次也是善于“伐 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的产物。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 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一是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 备；二是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袭击， 使楚军在十分被动情况下仓猝应战；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 军的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最终 顺利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楚军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于其政治腐效、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上看，则在于其疏于戒备，遭致奇袭；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 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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