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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选集与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夏梓言 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当今众多作家用他们的笔来反映生活在当代的女性的思想状态及生存的状态。本文对《鲁迅小说选集》与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里面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来深入剖析女性形象描述特点，进而来论述本课题。试图以女性主义视角来观照《鲁迅小说选集》与《喜福会》的女性形象书写，分析作品中女性形象，解读作家思想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形象；；思想状态；塑造 目 录 鲁迅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很多作品都以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控诉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压迫。纵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女性的刻画并不多，可谓屈指可数，但是从过从仅有的这几位女性角色来看，鲁迅先生对那些在封建制度下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的妇女，一边“哀其不幸”一边又“怒其不争”。与他不同的是，《喜福会》是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是根据她的祖母和母亲的故事改编的。这部小说聚焦于四位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它以章回体的形式出现。谭恩美的《喜福会》可以说是颠覆中国传统观念、重塑中国女性新形象、探索中国女性自我认同建构的代表作。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有一类女性既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但同时她们也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顺从性，她们的悲剧不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导致她们人生悲剧的外在因素就是封建制度的黑暗但她们自身也愚昧无知、趋于命运的安排。比如鲁迅先生作品《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祥林嫂其实代表了中国千万个农民女性的品质，这些农村妇女，大多本分善良、勤劳朴实。从鲁迅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品质， 鲁迅先生通过祥林嫂、单四嫂子的遭遇，揭露了夫权，父权、族权、神权这四大封建制度的信条，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压迫，对正常的农村妇女的遭遇的同情，但是同时鲁迅先生了毫不留情的抨击祥林嫂、单四嫂子的不觉悟，她们趋于命运，在遭遇到一些困难之时，从未想过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境遇，只会反复向人述说她悲惨的故事，认为自己嫁了两个男人是一种罪孽，死后要被阎罗大王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转而依赖于“土地庙”这样的神权，不得不说是可悲的。 在谭恩美看来，几千年儒家传统的影响使中国女性长期保持沉默，她们的历史和情感从未被探索过。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命运似乎使她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母亲的社会角色，放弃了外部世界，结果是注定的。 与谭恩美关系密切的祖母和母亲，以及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都具有从属性和沉默性两个显著的特征。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女性是“失语症”的典型代表。在旧中国的男权社会，从小到大，女人都被教导要服从所有的男人，不是说而是听，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喜福会》的中国女性也是如此。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曾说过，沉默是失语症的一种状态，是由于禁忌造成的缺少词语或某些话题，这可能是由于内疚、自卑、社会文化条件或语言障碍造成的。失语症患者失去了表达自己的能力，失去了被人看到和理解的机会。谭恩美深谙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成功塑造了四个失语症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面对在中国的经历，他们选择了沉默。母亲来到美国,梦想开始新的生活，不会说美国英语,其地位使得他们在美国没有权利也没有发言的机会,边缘化只能继续保持沉默。母亲所有的痛苦不想告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女儿。如果母亲保持沉默，她们在女儿眼中永远是“他者”，在西方读者眼中永远是“莲花”。 在鲁迅的笔下，也有一类女性，她们并没有趋于命运，表现出很顺从的状态，相反她们具有强烈的变革愿望和进步的新女性。比如鲁迅作品的代表《伤逝》的主角子君。子君与祥林嫂不同，她代表的不再是农村女性，而是中层阶级女性的一种代表。子君与涓生信封自由恋爱，她们在新思潮的鼓动下，勇于冲破传统社会观念，冲破家庭与世俗阻碍，子君与涓生大胆恋爱、同居，最终与涓生踏上前所未有的幸福之路。 子君与涓生的恋爱，有着“有灵魂底拥抱，更望有肉体底飞舞”“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从鲁迅先生对这些细节的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逐渐觉醒，开始寻找自己追寻幸福的权利，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深埋在人内心的腐朽意识还是存在的。所以子君和涓生的幸福必然短暂，后来被涓生解聘，子君回娘家不久死去。作者通过这种安排其实也是在点名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问题就在于，只追求个人的幸福，但是却不能对社会大环境对对旧势力作韧性斗争的弱点。当社会大环境不能改变时，个人的改变也是无力的。涓生的一张解聘书，便招致了子君的死亡。 谭恩美甚至要打破中国人的传统形象，中国女性必须首先打破沉默，书写女性的历史。因此，谭恩美打破沉默，《喜福会》的中国女性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讲述她们的故事。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普通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中国家庭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男人和女人建立家庭的主要目的是生育。在家庭生活中，妇女在家跟随丈夫和孩子。父亲是家里的权威人物，家里的任何成员都不能得罪国王陛下。女人是顺从。然而，谭恩美这本书并不赞成西方女权主义对女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钟林冬在婆婆家庭中也有凝聚力，大小事情都由她决定，尽管对钟林东很刻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女性形象颠覆了中国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属物，没有自己的思想，受制于所有男性的习俗。 在小说中，谭恩美在封建社会塑造的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叛逆形象是四位母亲之一的钟林冬。在中国，女婴是一种赔钱的商品，钟林冬与黄太太的儿子订婚，她的父母以局外人的身份抚养她长大，并告诉她听黄家的话，不要让我们丢脸。嫁给黄家后，钟林冬在家里没有立足之地，连仆人都不如她。更可悲的是，她不能离婚，尽管在丈夫去世后，她也不能再婚。在旧中国封建社会，钟林冬被要求遵循“三德四德”，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最直接体现。 由于早期移民的英语水平较差，且大多数移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中国女性在早期美国流行文化中往往被描绘成软弱顺从的形象。在塑造这一印象的过程中，谭恩美以她的双重文化身份，通过母亲们打破沉默，捍卫自己的斗争与反抗，以及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成功地塑造了以林东为代表的聪明、勇敢、叛逆的中国女性形象。这种反抗和自我解放的形象，也是谭恩美对西方文化中中国封建女性刻板印象的反叛。 对于妇女思想的解放长久以来是封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其他作者相比，鲁迅常常站在女性的角度，思考在封建社会下，各种无形色束缚对于女性命运的影响，女性解放思想也成为鲁迅先生思想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着中国女性解放的问题，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剖析导致她们悲惨命运的原因。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不识字的祥林嫂或是知识分子子君，她们或多或少的都曾经想过和命运抗争，但最终也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获得解放。这一点，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对女性来说，除了封建制度的大环境外，女性内心深藏的奴性意识也是造成她们命运悲剧的深刻原因。 但是从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妇女解放的代表，没有一位女性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鲁迅先生曾在散文诗《希望》写到“希望,希望,用这希望之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其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认为在封建制度下实现女性的解放是不可能了，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这正体现了作为先觉者的鲁迅生当那个年代的智者的清醒和清醒者的痛苦，也蕴涵着鲁迅对女性解放前景和道路的深沉思虑。 在《喜福会》，谭恩美通过讲述中国女性的故事来描述她的中国情结。她在小说中要求中国女性打破沉默，将“他者”的形象转化为“自我”，通过讲故事将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在中西文化的影响下，重塑了中国女性的新形象。然而，谭恩美对中国女性的刻画也有其局限性。中文写作诞生于美国。受整体环境的影响，既不能回避主流社会的认知，也不能摆脱对读者市场和民族意识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因为谭恩美不会读也不会写中文，只去过中国几次，她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母亲和祖母对中国和唐人街文化的记忆。因此，在《喜福会》中，作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文化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中国和中国女性的东方主义描述。 《喜福会》的东方化倾向受到了西方“东方话语”的影响，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从“他者”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双重身份和文化心理的困惑。《喜福会》对中国和中国女性的描述趋于东方化，这一般体现在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文化误读和塑造上。所谓“女性形象”的文化误读，实际上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谭恩美在描述中国女性时倾向于东方主义。《喜福会》人物的东方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谭恩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她经常会发现一些中国的刻板印象。《喜福会》以女性角色为特色，但男性，尤其是中国男性，却不那么受欢迎，这与谭恩美自己的经历有关。小说中的男性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西方读者甚至无法看到他们完整的形象。偶尔会有一两个被阉割的男人和一个对女人没有欲望的邪恶的后宫女人。这种方法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口味，再次验证了东方男性形象中被排斥、阉割、女性化的“他者”形象。由于谭恩美并没有真正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缺乏第一手资料，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女性形象的表达或多或少存在偏见，这也意味着她在形象塑造上受到了限制。 鲁迅和谭恩美对女性形象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不仅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思想观念差异，也与两人的性别角度有关。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女性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解读这样的女性形象对我们了解女性是必不可少的。通过他们的解读也让我们充分了解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性的遭遇，以及从他们所塑造的角度来读懂一个时代的背景与发展。任何事物都有源头，作为两部经典作品，《鲁迅小说选集》与《喜福来》都拥有不朽的艺术魅力，为我们读者创造了无尽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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