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学，其实源出一家

我们经常用“百家争鸣”这个词描述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状况，“百家”这个词的来源是《庄子·天下篇》所言“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指的是能建立自己学说的思想家。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将其归结为九流十家，“儒家”“道家”等是“百家”的大的类别，并不是说同为儒家、同为道家的人就一定观点一致，实际上同一学派内部存在很多分歧，相互攻讦甚至超过学派之间。

尽管百家是“争鸣”的，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去审视，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之处。

首先，尽管战国的时代特点是那么明显，我们也需要看到文化上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一个众星闪耀的辉煌时代不会凭空到来，百家争鸣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各家著述后以“某家者流，盖出于某某之官”的形式提出诸子十家源于周朝官守，即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将儒墨道法等与特定的官守一一对应，至《隋书·经籍志》，更进一步将诸家与《周礼》所载官职一一对应，多出臆测，板滞无据，胡适先生《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详驳之。但是，若去掉机械对应关系，言诸子源自官学、学术下移故有百家争鸣，则本为历史的真实，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说：盖古人之学，必有所受，故相传出于王官。留心考其学术渊源，亦似如此，遂姑存其说云尔。其所举羲和之官，理官，礼官，议官，清庙之官，农稷之官，稗官云者，周礼皆无此官名，盖约略言之而不敢凿也。故其言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盖者，疑而未定之词，言其大略相近而已。不然，刘歆亲传周礼，岂不能于三百六十官中，求得其所出乎。隋志乃嫌其说之不详，必欲确指为周礼之某官，……盖既规抚汉志，又欲自出新意，而考证复未能精密，遂至进退失据如此，其言似是而实非也。（《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诸子之学不可能一下子自己发明出来，“必有所受”，虽非“述而不作”，亦必述而后作。战国时人也是这样看的，《庄子·天下篇》在分述众说之前的一大段话，透过其铺陈扬厉的文风考察之，说的其实正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官学到各自分立的私学的演变过程。

其次，诸子的思想主张都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并针对现实而发。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所以高举仁义的大旗，崇尚“王道”，希望有“仁人在位”（《滕文公》），主张君主“取于民有制”（《滕文公》）而且能保证农民有必需的生产资料，“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滕文公》）。他提出性善论，是要给仁义礼智的政治伦理范畴找到先天的依据，他喜欢引用《诗》《书》，主张“知人论世”，是要给当时的为政者提供王道政治的样板。墨家的创立者墨子面对“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列国攻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想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呼吁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再相害相贼，倡导选择贤者以为正长，甚至“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这样，在上者贤明，在下者“上同”，则上下一致，实现和平安定。他崇尚“天志”，是为了增强自己主张的说服力。他反对儒家礼乐，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消除等级隔阂。

道家的创始者老子对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治乱象非常不满，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执政者施为过多、政令过烦，人们的心机思虑也越来越复杂。战乱频仍，刑政日严的现实让老子自觉选择用“无为”“无知”“无事”“无名”“不言”等范畴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主干，主张因顺自然，反对造作，标榜“复归于朴”，甚至希望社会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庄子继承并进一步阐发老子的观点，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何谓“天”？何谓“人”？《秋水》篇：“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实庄子不是“不知人”，而是透彻地看到人们往往迷失在刻意造作的幻境中，异化为“零件”“装饰品”而不自知，还错以为那是天经地义、人性人道之所存。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在《五蠹》等篇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并批评当时统治者的治理之道，他从绝对的性恶论出发，认识到伦理道德要受到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和制约，人与人之间站在某种角度看总能看到利害关系，国家的治理所能依靠的也只能是法规制度而不是人的觉悟。从而将“法”“术”“势”熔于一炉，主张加强君主专制，实行严格的法制，奖励耕战，禁绝私学，以建立政令、思想高度统一的富强国家。

最后，诸子学派都通过教育活动传播思想、扩大影响。传说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门徒，典籍中可考的确有数十人。他去世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列传》）其中不少都以开展私家教育显于当世，如子夏执教于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等人都出自其门下，《礼记·檀弓上》记曾子说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可见子夏的声望之大几乎与其师孔子并肩。孟子一生以聚徒讲学为主，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长期执教，三为“祭酒”，成为资望最高的“老师”。墨家同样广收门徒，甚至形成了带有宗教性质的具有严密组织的团体，首领称为“巨子”，具有绝对权威。《墨子·公孟》篇记载，看到资质好的年轻人，墨子以入仕为饵诱导他入门学习，积极态度可见一斑。道家虽然主张“自隐无名”，讲学授徒的积极性其实并不比其他学派差，老子的弟子有关尹、文子、列御寇、杨朱等，孔子也曾问学于他。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杨朱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真的不求闻达，影响焉能至于此？《庄子》书中也记载了庄子率领弟子游学之事，此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外篇、杂篇分别是弟子、后学所作，能够流传后世，亦可见道家庄子学派的兴盛。

总之，百家之学皆源自商周礼乐文化传统，皆欲“以其言易天下”，针对社会现实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都以讲学授徒为思想传播的基本方式。“争鸣”背后是深刻的共性，犹如同源之水，异流并进，最终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层面上汇归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