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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文论诞生在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首先应该基于历史文化语境的知识论维度的考察，即考察当代西方文论在知识话语层面上的特性，其次要深入到方法论层面上，辨析当代西方文论旅行的有效性及其弊端。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探究“西方”如何作为方法问题既是理论反思研究的目标，也是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核心问题。当我们建立起有效的反思研究的方法与路径的时候，理论话语的反思研究就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策略，这种策略的意义体现在有效把握中西文论研究的不同语境以及理论范式上的特征，从而起到跨越中西文论阐释间隔及其理论模式间的理解应用差异的作用。中国文论建构需要在“作为‘方法’的西方”与“‘西方’作为方法”所提供的路径上，在参照借鉴的过程中走向理论建构和体系建设，最终锤炼出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西方”如何作为方法 ——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维度与方法论立场 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文论以“语言学转向”和“俄苏形式主义”等文论的崛起为标志，开启了理论发展与转型的过程。在各种理论观念与方法的轮番登场中，文学批评理论异常繁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雷纳·韦勒克总结为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则形容，“那一阵子，理论研究乘风破浪，让人觉得活得滋润”。从宏观角度看，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确实成果斐然，批评理论流派不断涌现，各种新的理论观念不断抛出，甚至各种批评明星频繁出场。但是，经过了20世纪晚期以来近20年的发展，所谓“批评的时代”给当代文论发展留下的并非完全是取之不尽的话语资源和百试不爽的批评利器。首先，20世纪以来的批评理论尽管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但真正涉及批评实践的内容不多，迄今为止，在实质性的批评层面有所建树的理论观念，特别是对当下批评实践能够产生持续有效影响的方法、观念仍然很有限。其次，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文论话语系统中使所谓的“理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但也产生了“理论之争”，并为当代西方文论中“大理论”的迅速退潮埋下了伏笔，所谓“光环散去，克里斯马式的魅力也归于习常，理论成为为数不少的人日日教授和学习的材料”，“理论”本身的这种遭遇与它当初产生的原生缺陷与不足有密切的关系。最后，所谓“理论”的繁荣仍然面临着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以及理论有效性的检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传播与接受等方面还没有出现令人可以期待的方向。 “理论的过去表明理论是有未来的”，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上述问题开展的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不断升温，相关理论成果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与建设很有启发，但也有进一步深化讨论之必要。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既要清理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历史与现状，更主要的还是要回到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让理论反思研究成为新的话语建构的生长点与理论建设的有效参照。本文从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知识论维度与方法论立场出发，提出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如何将“西方”作为方法的问题，以期为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论建构的讨论提供一种参照的角度。 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是中国当代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更成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中的核心议题。综合来看，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基本上是在文论研究的西/中理论思维模式及其话语张力中展开的，其主要的反思研究倾向和理论路径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反思“西方”，即强调大范围的西方文论的引入导致了中国当代文论知识生产与话语应用的困局，西方文论占据了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的核心话语层面，产生了对西方文论话语的严重依赖；另一个是指向本土，认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引用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有效表达，文学理论批评大量应用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理论观念，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设与发展。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倾向，却是互为因果地存在，在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可以说相互映衬，共同指向的是中国当代文论在把握当代批评经验方面的疲弱以及西方文论影响下的阐释偏差。 按时间顺序来看，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大致形成了三次理论高潮，分别是“文论失语症”“理论过剩论”和“强制阐释论”。“文论失语症”于20世纪90年代由曹顺庆最早提出，他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继之而起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和修正，开始强调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进行发掘整理，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他的思路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并认为“这一操作与一般的传统文论范畴研究的重要差别之一，就是它不满足于在概念的表面做文章，不愿意再用一套未经反思的思维工具来重新切割传统概念，而是在整个研究工作中都贯穿着明确的‘返回家园’的意识”。由此形成了从“文论失语症”到“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再到“话语重建”的策略。 当代文论研究中的“理论过剩论”的提出，在时间上稍晚于“文论失语症”，大概在2005年左右，在理论观念上比“文论失语症”提出的问题更加具体。“理论过剩论”强调西方理论话语的大量涌入导致了文论话语的“拥堵”乃至“理论过剩”。“过剩”的理论概念、范畴充斥当代文论，导致理论分析过多，经验阐释不够，批评实践缺失，普遍存在“理论过剩而经验匮乏的倾向”，“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正在被批评家用理论术语自我演绎生成的意义所湮没。当诸如此类的批评越来越热闹的时候，批评的原始对象——作品本身却越来越远离了这种批评活动”。有的研究者认为“理论过剩”体现了社会思想生产中的一种批判和超越的态度，认为“理论过剩的实质乃是理论生产与运用上的过度”，是一种“越界的可能”。“理论过剩论”后来还与“文艺学危机论”联系起来，其内在的逻辑是认为在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下，文艺学研究出现了边界的位移，偏离了文学研究的初衷与愿望，从而产生了学科危机。 “强制阐释论”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文论话语反思研究的又一理论高潮。“强制阐释论”最早由张江提出，他认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特征与缺陷是“强制阐释”，其主要表现在于“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他呼吁“面对任何外来理论，必须捍卫自我的主体意识，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必要的辨析。既不能迷失自我、盲目追随，更不能以引进和移植代替自我建设”，并且强调，“实现与西方平等对话的途径，一定是在积极吸纳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土，坚持以我为主，坚持中国特色，积极打造彰显民族精神、散发民族气息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强制阐释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论，而是努力寻求本土语境下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理论支点。“强制阐释论”积极倡导重返本土语境的文本阐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论域和批判实践过程提供了阐释分析框架，从而将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反思的问题从一种批判性观念上升为文本阐释的理论建构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就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来看，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是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就开始出现了，此后不断走向深入。这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一种现实上的关联特性，即西方文论在中国是短时间大量引入的，但其中消化吸收的过程是比较短的，反思研究与理论接受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这种短时间融入同时短时间反思批判的特征自然影响了反思研究的效果与方式，所以才会出现反思“西方”与指向本土的反思研究意识相辅相成的过程。从理论的层面上看，无论是“文论失语症”还是“理论过剩论”以及“强制阐释论”，实质上都是不断加剧的西方文论“中国旅行”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的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三次理论高潮在将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引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再次提出了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论的有效经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一种共识性的判断，即反思研究并不是否定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目的在于在西方文论话语与中国语境的相关性上建立有效的联系，进而实现理论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当我们建立起有效的反思研究的方法与路径的时候，理论话语的反思研究就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意义体现在有效把握中西文论研究的不同语境以及理论范式上的特征，从而起到跨越中西文论阐释间隔及其理论模式间的理解应用差异的作用，这既是反思研究的起点，同时更是反思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反思什么：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起点与知识论路径 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说我们的理论研究“言必称西方”。“言必称西方”的说法其实更多地是一种情绪判断，不应该成为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起点和问题，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不应该建立在这种情绪判断的基础上，理论反思研究的起点还是要回到知识论路径上来。知识论路径就是要排除情绪的、情感的“前判断”，更多回到理论研究的共识性语境中。美国批评家文森特·里奇提出，“理论是一种充满矛盾和盲点却靠着当下的现状支撑起来的社会历史建构”，在他看来，理论是时代的一部分，当代西方文论体现了对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各种话语模式的命名方式，这种命名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学批评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精神分析、政治学的分界线，以一种跨学科的形式集结于“文化研究这杆包容广泛的旗帜下”。虽然里奇的观点最终指向的是文化研究，但也包含了对当代西方文论各种复杂的理论概念、范畴以及观念的知识论生产途径的思考。这种知识论的生产途径一方面与西方既有学术建制中的学科划分、专业设置以及课程体系有密切联系，如美国学者杰弗里·J.威廉斯在《文学制度》中曾深入描述了这种学术建制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在他看来，当代西方文论各种流派的发展是由四种因素决定的，分别是：领军人物、重要文本、重大问题以及讨论整体领域的制度和方法，“形形色色由诸多先驱、文本、话题、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交错构成的微观史” 最终融汇成了一部理论史；另一方面，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生产途径还与专业的或职业的理论家的批评实践分不开。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三种类型，他比较看重“职业的批评”，认为“职业的批评”的价值在于照亮“将要遵循的艺术之路”。当代西方很多文论家可以说都是“职业批评家”，他们的批评毫无疑问都是一种“职业的批评”，当然，有些理论家还介于“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之间。作为一种“职业的批评”，当代西方文论不仅带来了批评手段和方法的更新，更在各种批评方法的更新中蕴涵了不同批评传统与理论观念的深化，这种由批评手法和方法推动开来的批评观念的深化无疑才是它最重要的知识论生产路径。 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论生产路径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经验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回到它的知识论语境是反思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方面，杰弗里·J.威廉斯所说的影响理论研究发展的“领军人物”“重要文本”“重大问题”在我们的理论反思中都有涉及，但“制度和方法”的问题所谈甚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成为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所要补充的内容。在“制度和方法”的层面上，首先需要一种与当代西方文论知识论语境对接的思路，在与“知识论”的对接上，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是反思当代西方文论中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观念适合我们，哪些不适合我们，这其中，批评方法论应该是反思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无论哲学思想，还是理论观念以及美学精神，都不能否认当代西方文论有值得借鉴之处，这种可借鉴之处当然不仅仅因为“领军人物”“重要文本”“重大问题”更胜一筹，更主要的是批评方法论的更新中所展现的批评理论思维的拓展和理论范式的更新，体现在文学理论观念切入文学研究具体问题过程中的知识论的丰富和方法论的自觉。方法论的自觉体现了理论批评观念的丰富性和深入性，当代西方文论方法论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文学研究范围、对象、边界的位移、上升以及外向拓展中所展现出的批评的“客体化”。所谓批评的“客体化”就是理论和批评的概念、范畴等不仅发生在文本与批评话语的表层，而且发生在文学发展结构的内部，理论和批评选择什么概念，使用什么范畴，概括什么问题，不是理论和批评本身说了算，而是理论和批评充分融入对象、体验和经验之中，从而使批评的“客体化”起到批评方法选择、革新和规范的作用，最终影响的是批评的哲学深度和美学高度。 批评的“客体化”可以产生各种新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可以激发许多原有的概念、范畴的新用法。在弗里·J.威廉斯《文学制度》中，詹姆斯·J.索思诺斯基曾经提出一种“理论垃圾场”的概念，他说：“批评家们一旦发现理论变得‘过于老套’，便立即将其替换掉。不过，这些旧理论跑哪儿去了呢？想必存在着理论的垃圾场——至少在我们的想象中应该如此。”他以詹姆逊的理论为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在“神秘叙事（MacicalNarratives）”一章重新应用了格雷马斯、弗莱、普洛普等人的术语，从而使那些过时的老套的理论得以回收，重新利用，重写或重读，特别是普洛普的“情节（Plot）”这一早就被丢进理论垃圾场的“过时”概念在詹姆逊的理论中重获生机。詹姆逊用这样一个概念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表示了不同的意义，所以在他看来，“理论垃圾场”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术语，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这种处于“理论垃圾场”但很快又“变废为宝”的概念、范畴数不胜数，它既体现了当代西方文论在批评的“客体化”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也是批评方法论更新的理论效果。 批评的“客体化”的另一显著表现是让很多个别性的理论观念、概念、范畴引发整体理论观念的策动，比如，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所谓“后理论”的概念。在关于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在讨论“理论之后”“后理论”的问题，美国批评家文森特·里奇认为，理论之后并不是理论的消亡，而是一种理论的终结情绪，这种理论的终结情绪在当代阶段就有了，至少以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事件为标志：“弗莱的概要式《批评的剖析》一书达到顶峰的时候”；“当法国结构主义彻底战胜了形式主义的时候”；“后结构主义被文化研究取代的时候”；“当文化研究以其经典的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形式，而不是后来的散乱无章的北美版本，在回顾中表现出一种比较有条理的政治性和规划的时候”。在他看来，“理论之后”是一种“悼念理论”，这种“悼念理论”绝不是以哪一个理论家出版了某个同名著作为标志和影响，或者哪一个理论家提出了理论走向所谓“后理论时代”为标志，而是“理论之后”这个概念与当代西方文论中某些内在的方法观念变革和知识论状况的变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内在的方法观念变革中，“理论之后”这个概念、范畴与理论研究具体对象的“客体化”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批评的“客体化”与批评方法论的同频共振，并对文艺理论观念的深化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支撑作用。这也说明，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中，知识论的拓展和方法论的革新常常与批评的客体选择相互呼应，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批评“客体化”所导致的文论研究范围和边界的变化、文学研究重心与格局的位移与拓展，类似于“理论之后”问题的反思研究就只能停留在概念和范畴层面上，其实就是在“反思什么”的问题上失去了重心。 三、作为方法的“西方”：理论的“做”与“用”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曾以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来反思日本“中国研究”的方法问题。他提出，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存在着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从而影响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及其文化表现特征的深入把握，导致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最终难以深入。所谓“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指的是日本在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将中国置于“异文化”来思考的文化混淆现象，“一方面使我们倍感亲切，另一方面又妨碍了我们对‘异’的认识”。在沟口雄三看来，这种文化混淆现象形成了“没有中国的中国阅读”传统，“其结果要么变形为以了解中国各方面的知识为目的、或以埋头于中国本身为目的的另一种追随中国的中国学，要么就是自始至终停留在个人目的消费上的另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而这两者都不能算是真正自由的中国学”。他提出要“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中国作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以中国作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沟口雄三的思考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我们也要考虑如何以“西方”作为方法。 “西方”如何作为方法？在这里，正像沟口雄三说的那样，“西方”是作为榜样和超越的目标而存在的，是以世界为目的、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当代西方文论，因此，在这里“西方”不是“他者”的西方，不是“异文化”的西方；“方法”也不完全是作为目的而存在，方法本身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常识，方法不仅仅指具体的研究方法，它还应该是理论阐释分析的内在话语特征，在方法的层面上，“理论不应该被简化为一门技巧，一门教案”。法国学者罗杰·法约尔在他的《批评：方法与历史》中曾专门从“方法历史”的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强调要用当代人文科学和批评方法所提供的理解手段来阐释文学的理论与观念，并提出“如果大学生们只是一味地使用一种词语，而没有学习理解新方法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进行的这些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可能会带来不好的作用”。在“‘西方’作为方法”的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方法是在理论剖析与定位的具体过程中起作用的，方法研究与反思体现的是方法和理论观念的同一性问题，这也是为了把反思研究真正作为研究对象和批评“客体化”的内容而考虑的。 作为方法的“西方”意味着什么？作为方法的“西方”要实现从“做”理论到“用”理论的转变，这涉及理论的功用观问题。理论的功用性是复杂的，在文学理论的层面上更加如此。一直以来，文艺学研究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说我们总是“用”很多“理论”，忽视文本，是“从理论到理论”。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文艺理论学科，各个学科都在“用”理论。按照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的说法，理论是一个共同体（哲学共同体或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规则，“共同体对各种理论进行维护、激励和批判”，他还强调：“理论是开放的，因为它具有生态依赖性，它依赖于应用它的那个经验世界。理论依靠与世界的交流而生存：它通过现实来进行新陈代谢，以便生存。”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也如此，它也是文学共同体所总结和提出的观念，既有来自文学经验方面的思考，又存在观念层面的主观创造，所以，并非“从理论到理论”就是错的。但“从理论到理论”的说法的确折射出关于理论功用说的一种矛盾，即理论的“做”与“用”的差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有一本著作，题目就叫作《怎样做理论》。他提出，有一些理论不是像某种工具那样是可以直接加以应用的，他举例说：“现象学探讨的是作品的存在模式；阐释学理论涉及的是观察者或读者与作品接触时的自我理解；格式塔理论则聚焦在观察者的各种感知功能在作品的激发下如何发挥作用。这三种理论分别建立于不同的前提之上：现象学以描述性前提为基础，阐释学理论基于历史性前提，而格式塔则建立在操作性前提之上。三者都做出特定的假设，揭示了解读作品的独特模式，尽管这些假设并不表现某种阐释技法。因此，这些理论要用做阐释技法，必须经过改变。”他提出理论是要“做”的，所谓“做”理论，就是要把握理论的知识论内容和方法论价值，因为理论的目的是为某种知识框架打下基础，而为某种阐释技法提供工具的理论就是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他还提出“硬理论”和“软理论”的差别，认为像物理学的理论就是“硬理论”，其特性是为观察对象提供理论模式，这种理论将各种数据归入系统从而寻找一系列的结论；“软理论”则恰好相反，“软理论”是一种“试探性工作”，它不接受法则的控制，而是将被详细观察的对象通过一系列的评价实现理论的闭合，“尤其是当它们聚焦艺术时，是通过隐喻或者引入所称的‘开放式概念’来寻求闭合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一系列理论无疑是“软理论”，在知识论的层面上，这种理论是可以“做”的，但很显然，在反思研究的层面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理论的“做”，而是要体现理论的“用”，“用”理论才是“作为‘方法’的西方”提供给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启示性价值。 在作为方法的“西方”中，解决理论的“做”与“用”也是解决理论的批判与建设关系的一种方式，批判地反思就是理论的“用”，否则只能是作为一种对象研究的“做”。这种理论的功用性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层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学者卡勒认为，所谓的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宏大叙述，文学理论其实是一种思维与写作的“躯体”，文学理论是思维和写作同时进行的过程，它的作用在于“它们提出的观点或论证对那些并不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具有启发作用，或者说让它们从中获益”。显然，卡勒的这种对待理论的方式是“用”理论，“用”理论不仅要把握理论的知识论内容和方法论价值，还要突出理论的思想性和超验性，这就不是普通层面上的研究了。可以说，一直以来我们是在“‘做’理论”的层面来对待当代西方文论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从理论到理论”的指摘。破除所谓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困境就是要改变理论的功用观，实现理论的“用”，特别是要实现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共生性”，在理论和批评之间建立思想联系和精神影响。 四、“接受得怎样”：理论旅行与中国文论建构 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也是所谓“理论的旅行”问题域中的内容。“理论的旅行”是美国文论家赛义德提出的观念，在一般的意义上，“理论的旅行”观念常常被视为是贬义的，认为“理论的旅行”之后果其实就是理论的“贩卖”。但实际上，赛义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是世界范围内文论发展的普遍经验，不仅仅包括理论的“中国旅行”，而且包括理论的“世界旅行”，是一种理论发展的恒常状态。就含义来看，赛义德的“理论的旅行”内涵基本明确，指的是某种理论在其他国家和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出现的理论的增值、发展与变异的情况。在“理论的旅行”中导致理论变异的因素很多，如语言翻译的错误、理论接受的语境、理论阐释的方式、理论应用的过程与目的等等。其中，如何在“理论的旅行”中避免“误读”一直是理论接受研究中争论的焦点。尽管如布鲁姆、保罗·德·曼等人那般曾坚持理论的误读也是一种有益的修辞，但在“理论的旅行”中，“误读”常常使正常的理论的变异过程发生重要偏差，从而导致理论接受上的错误。正是由于“理论的旅行”中有“误读”情况的存在，也更加深刻地提出了理论反思研究不仅仅是探究接受的历史和现状，还要考虑“接受得怎样”。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接受得怎样”是一种深层次的追问。有的研究者提出：“我们只有将文学理论与这一时代的那些决定性力量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那些在文学理论的变迁框架中交错出现且愈发全球化的现实。”“接受得怎样”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决定和影响理论生产与变迁的社会思想力量问题，因为在“接受得怎样”的思路下自然会引发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旅行”与本土经验的调适问题，其目标就是要解决“理论的旅行”和本土化的矛盾。 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国旅行”与本土经验的调适，其问题核心是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如何有效地构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及其理论表达方式，已经成为当代文论话语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其实一直在进行，可以说，自从中国文论有意识地确立自己的理论范畴及观念开始，我们一直致力于话语体系的建设。当代以来，从反映论到实践美学，再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实践存在论、文化诗学等，这种话语体系建设一直没有中断。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上重要日程，也使中国文论建构中的西方文论话语反思与批判借鉴的问题变得更加集中，“作为‘方法’的西方”从根本上凸显了西方文论的“理论旅行”和中国文论本土化建构的联系，同时也蕴含着解决和推动这个问题的启发。 首先，“‘西方’作为方法”所展现出来的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的视角、方法与路径会更加有效凸显西方文论发展与中国文论建构之间的理论相关性，也使所谓的“中国经验”问题有了参照互鉴的理论依据与展开方式。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学者们很容易谈到“中国经验”“中国问题”“本土性”等等这些概念，其实，这些概念都较为宽泛，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普遍经验的表达。文论上的“中国经验”是什么？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何在？“中国经验”“中国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如何比照？如果“中国经验”是比照西方文论经验而言的，那么，西方文论的反思研究有哪些与“中国经验”不相协调的内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一直缺乏知识论的拓展和方法论的提升。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论话语都各自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本土性特征，这种本土性根植在它的社会语境、哲学语境与现代性发展的历程中，体现了社会发展在文化、哲学和美学上的变革印记。也就是说，一种理论观念的生成以及一种理论形态的确立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的精神与内涵。从“‘西方’作为方法”的角度，可以在知识论上的深度把握和方法论上的细致借鉴层面展现这种中西文论参照互鉴的效果，从而在“理论旅行”与中国文论建构之间建立深刻的话语关系。 其次，“‘西方’作为方法”与“作为‘方法’的西方”的反思研究路径会让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研究，突出中国文论建构的具体问题实在性和理论可行性。中国文论建构不应该是一句口号，或者是变为一种理论阐释上的需要。中国文论建构的问题本身需要加强学理研究。在所有关于文论话语的研究中，学理研究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在西方文论发展过程中，学理性是一个贯穿批评理论发展全过程的内容。这个学理性包含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是哲学、美学与批评的学理，哲学的理论、美学的理论、批评的理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其实也是中国文论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更是“中国经验”研究在文学理论层面上需要突出的方面。文论话语的反思研究不能替代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研究，尽管反思研究是一种研究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研究充其量只能提供方法与路径，在根本上，中国文论建构还需要在“作为‘方法’的西方”与“‘西方’作为方法”所提供的方法与路径上，在参照借鉴的过程中走向理论建构和体系建设，最终锤炼出中国文论建构的学理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最后，“‘西方’作为方法”对解决中国文论建构中的西方话语依赖问题有一定的启发。现代文学理论范式的建立是从西方开始的，所以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论话语建构的“西方视角”不可避免，但是这种理论建构的西方视角不能走向西方话语的依赖，所谓“言必称西方”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研究中，上升到“‘西方’作为方法”的层面，所谓的“西方视角”就不是“言必称西方”了，而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作为‘方法’的西方”提供给中国文论的是一种思想资源，它与片面依赖西方话语不同，依赖西方话语忽视了中国文论的地方性特征和本土性实践，“作为‘方法’的西方”则在一种非排他性的知识论参照和方法论立场中强调中国文论本土话语的特性与功能，它们的差异体现在处理全球化语境与西方话语中心观的不同。全球化语境是一种客观现实，中国文论建构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文学理论的全球化进程，但一定要走出西方话语中心观。在走出西方话语中心观的过程中，中国文论建构中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的树立也不是自我封闭的，中国经验体现的是中国文论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这个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不能忽略西方文论话语经验而孤立存在，这里面有一个“话语场”的建构问题。20世纪以来的西方各类文学理论家可以说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论话语场，在这个文论话语场中，当然更多地是突出西方文学经验及其批评实践，各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基本上是基于西方话语场而构建的。在中国当代文论构建过程中，中国文论不仅要加入这个话语场，而且中国文论自己的话语场优势也亟需凸显，中国文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从中国古代文论，到中国现代文论，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各种文论概念、范畴和理论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一个非常复杂的话语场，如何进一步有效凸显这个话语场的作用及其价值，是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从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反思研究逐步深入到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具体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同时也是艰难的，但并非是不可达成的。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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