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高中时，教我们语文课时间最长的老师是汤瑞祥。汤瑞祥老师曾经在语文课上介绍过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那年代，自然是为批判而做的介绍。但我从中受到的启发却是正面的：一个人可以靠一本书立身。我对文学的兴趣最早是缘于读到的一些文学著作。比如说，我父亲是做教师的，他所任教那所农村中学没有图书馆，但有图书室，并且一度我父母的宿舍就跟图书室合二而一。我父亲周期性的“护校”，我和我哥哥经常去玩，因此，也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图书。在学校，同学之间也相互借阅图书或者说交换图书看。就读书而言，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他对书的喜好从年轻时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我迄今还记得我母亲讲过的这样一个故事：我父母新婚之时，一些亲朋好友上门，我父亲总是要我外婆提醒，方才会从房间里出来。他在房间里做什么？读书。当然，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他之所以如此，与他的个性相对内向，不太善于也不太喜欢与人交往有相当的关系。就是在后来，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我去探望他们老两口，也是我母亲跟我的交流更多一些，而他有些时候甚至会一直坐在阳台上书桌后，一如既往地临帖或者读书——他读书在我看来，读就是目的，是生活的一种需要，如同吃饭喝水一样。 记得每年的暑假，是我们大量读书的季节。这时候我的父亲不只会从学校带回大量的图书，比如说扉页上标明“供批判之用”的《水浒》、《三国》等，他还会将《战国策》之类的图书先让我们看，然而给我们讲其中的文言虚实词，等于给我们上课。我们的图书还有一个来源：县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先在人民电影院的斜对门的总工会里面，后来则又搬到了鹤颈湾中段路东朝西的院中——这里是一幢当时小城里很少见的两层楼的建筑，楼下是报刊阅览室，楼上的借书室。图书馆借书是要办理一定手续的，最重要的是要花两块钱办一张借书证。我和我哥哥两人合办了一张借书证，登记姓名应该是我哥哥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读到了不少书籍，开阔了眼界。就文学书而言，看过的有记忆的有：讲抗美援朝时的空军英雄故事的《彝族之鹰》，讲鄂伦春人狩猎生活的《猎人一家》，文革10年红遍天，也几乎是唯一能够看到的比较像样的没有被打成“毒草”的浩然的《艳阳天》等等；就科普书来说，则有《蛇岛的秘密》、《海底世界》之类。一旦好书到手，我那时真的会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记得父亲从学校带回的《水浒》，因为第二天就要带回学校，我先是在与父母房间相通的小门上挂上布帘，以避免灯光透射过去为被其发现不让继续，后来在父亲果真发现并制止后，又将读书的地点由卧室挪到了远离父母卧室，位于院中东南角的四不靠的厨房里，在那里关上门，点上煤油灯——是那种用药瓶改制的油烟很大，亮度十分有限的油灯，一气看到天亮，并将全书终于读完。读高中时，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曲折的路》，是写在练习薄上的，还投稿了。投给了那家刊物？《人民文学》，其结果因此可想而知。即便是在后来数十年中，我虽然也写了不少小说，但是能够刊发出来的却是屈指可数。比较像样的一篇小说是1994年刊发在《中国校园文学》上的近万字的《评优课》。这是一篇以我经历的真实事件为素材的短篇小说，被这家杂志以“头题”的方式刊出，并且后来又入选了该杂志为纪念创刊十周年所出的一本选集。也正因为其素材太过真实，因此，该小说发表之后，我在周围人群中一直没敢声张，生怕某些人因为不能理解而提出异议，给自己增加麻烦。眼下我早已放弃了小说而转向其它并且收获颇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字总量大概在400万字上下。然而在我看来，作家首先应该与小说挨得更近，可今天的我却与之越走越远。所以，我才说小时候我想成为作家，纯乎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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