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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与游牧对生存空间争夺的激烈化，始于战国中期北方的秦、赵、燕。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土壤易于耕作、水资源丰富，率先进入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阶段。灌溉技术的出现，使农业走上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的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促使较强大的政权开始扩张活动区域及势力范围。 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之后，废弃拆毁了一些诸侯国之间相互防御的长城，维修战国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北方防御游牧民族的长城，并且新建了阴山一带的长城。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万里长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起来。 汉朝结束秦末战乱，再次统一全国后修建了秦始皇时期的部分长城。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征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再次较大规模地修建长城。特别是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向西修建长城防御体系，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长城是中国历史上，在北部边疆地区修建的最长的一条长城。  秦汉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秦汉长城作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类型和文化分界线的同时，也是当时这两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汇线。秦汉长城脚下的关市，诚如西汉贾谊所说“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已不得已许之大市……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关市使“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秦汉以来至明清确定北部农耕和游牧分界线之后，基本上将农牧交错地带适宜农业种植的地方，都圈在了长城以里。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政权，在力量强大了之后都积极南下寻求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对长城以内的农耕社会，便构成巨大的威胁。保障长城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安全，自然成为历代农耕王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以农耕社会为本体，游牧社会多处于客体的地位。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的关系，虽是边疆史研究重点之一，但也多是站在农耕政权和文化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这样一来，中国古代社会就逐渐形成了“贵华夏”“贱夷狄”的传统思想观念。所谓的“贱夷狄”，既包括经济和民族层面也包括文化层面。 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都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作出过重大贡献。只是由于游牧文化的资料既散又少，所以作为长城的研究者能够查到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农耕政权记载下来的。历代农耕政权的修史者，对游牧政权及其文化的记述，又多有讹传或偏见。所以，了解游牧文化及其历史的作用方面，长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问题，一个是讲游牧经济是落后的经济，另一个是讲游牧政权对农耕地区侵扰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早有学者做过论述，如专业化的农业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畜牧经济高度专业化的产物，二者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中国的边疆问题源于汉地社会的农业文明和草原社会的游牧文明的交汇、碰撞与冲突。二者的之间发生的冲突，既有农耕政权的向北扩展，也有游牧政权的南下。  农耕文明自产生之后，就向外有选择地扩张。特别是在力量强大之后的向北扩张，极大地挤压了以游牧经济类型生存族群的生存空间。只有农耕经济向北扩张，遇到不适宜农耕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时，才会停下继续扩张的努力。并大规模地修建长城，将已经获得并变成了耕地的土地保护起来。 如果说农耕与游牧之间有优劣之分的话，也只是有生存环境的优劣之分。拉铁摩尔也认为“汉族以农业发达的河谷及平原为根据地，少数民族则以农业较差，不能灌溉或者需要高度技术才能灌溉的山地为根据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生存环境的优劣差异，也是游牧民族政权强大之后不断寻求向长城以南地区发展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代长城，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线路。为实现长城防御的有效性，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始终在长城地区反复的拉锯中寻找双方在势力空间上的均衡点。长城在一些朝代向南退缩，在另一些朝代又向北推进，这些变化因双方的利益与力量的变化而变化。 长城修建位置的南北变化，还与不同政权建设长城防御层次性的战略安排有关。长城防御线的变化，也表现了长城地区政权空间格局的状况。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控制范围的变化，促使长城防线南北推移客观上还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促进了农耕与游牧社会的文化交流。 这方面陈寅恪曾有过很著名的论述，他在《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也就是说，没有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也就不可能有唐朝的盛世。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两种文化类型，彼此之间的相互碰撞、互补及融合的过程，也就是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长城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起到了规范彼此之间秩序的作用。同样在这个过程中，长城也成为一种跨越农耕与游牧的文化汇聚线。 （中国长城史稿八） 中国文物报 2016年2月23日第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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