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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1、“我从来都没有认为我离开过党”——介绍新四军老战士王鸿胪 2、王树珊:父亲接我到部队 3、调二十一军文干班、浙江军区工作——从陇海南进支队到一八八团——我的军旅生涯（46，全书连载结束） 
南京市民们在新街口庆祝南京解放
父亲接我到部队 王树珊（记述） 王 春（整理） 1948年2月，父亲从团供给处调团部任管理参谋，宋良璋调到供给处任协理员。这时，二纵从鲁中出发向苏北进军，我和宋良璋的儿子宋爱和、宋山和以及李光军团长的哥哥李老大和他一名亲戚又转到二纵留守处。我们到留守处报到，留守处负责人谢瘦石，戴眼镜，李老大告诉我们，谢瘦石曾在26团政治处当过副主任。留守处一位干部安排我和宋爱和到四队帮助工作，宋山和和我同龄，但个子小，就没有安排工作。留守处四队驻在郭家桐，四队是医疗队，有一个王医务员（相当于医师）和几位医助，其他人员就是卫生员，我和宋爱和在看护班，主要是照顾伤病人吃饭和打扫卫生。四队队长李××，腿部受过伤，走路一跛一跛的，河南口音，很严肃，他每天晚上点名，但接触后，发现实际上对人态度和善，说话通情达理。四队指导员赵霁春，是张震寰的爱人，和蔼可亲，当时张震寰是二纵炮兵团团长，师级干部，张震寰是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有一次，队里文书来找我们登记，问我和宋爱和什么时候参军的？我们俩人都说不知道。文书说：就是什么时候到部队的，就算参军。宋爱和报1944年，我报1946年3月。三四月份，伤病员大部分出院，少部分转到其他医院。我们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学习，首先赵指导员作报告，学习文件，然后大家讨论，最后诉苦。副指导员，是个男的，小个子，家贫逃荒，妹妹饿死，一边讲，一边哭，说不下去，听口音是淮阴附近人。赵指导员也上台讲，她说她是地主出生，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她自己站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有一位炊事员也上台诉苦，讲什么忘记了，只记得他表情非常痛苦。会场里大家经常呼口号，我们看护班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人上去诉苦。土改学习结束后，由于是春荒，山东又是战争重点地区，老百姓很苦，我们粮食也很紧张，领导组织我们去采洋槐树叶子交给食堂烧稀饭吃。等到小麦成熟了，我们去帮助老百姓拔麦子，这里是连根拔，不是用刀割，麦秆用来当柴烧饭，老百姓很感谢我们。这时，鲁中大部分已解放，只剩下胶济路和津浦路两旁的主要城市由国民党控制。山东部队还有九纵、七纵、十三纵等部队攻克国民党部队。大约四、五月份，七纵攻克胶济路南安丘敌据点，敌人向胶济路潍县等国民党部队集中地区逃跑，又被我军堵住，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向南面临沂方向逃跑。预计敌人逃跑路线要经过我们驻地郭家桐，我们驻地的东北一里多路是留守处本部，留守处有一个警卫排，有两挺轻机枪，已挖好工事，准备截住逃跑的敌人。而我们四队（医疗队），只有队部通讯员有一支步枪，李队长和赵指导员连手枪也没有，上级让我们头一天向东南安全地方转移，李队长、赵指导员先带我们小鬼和妇女转移，几个身强力壮的男性和带枪的通讯员第二天转移。第二天清晨，天稍有些亮，最后转移的人走到麦地附近，听到北方有情况。大家隐蔽在麦地里，不一会儿，有一人沿地间小路往南走，当经过他们附近时，通讯员举起枪说道：不要动，举起手来。那人举起手来，经询问，了解到，他是排长，还有20多人，隐蔽在北沟里，并说他去叫他的士兵投降。大家对他半信半疑，这位国民党排长带着他们向北沟走去，快到沟边，王医务员突然喊道：二排走西边，三排走东边，一排跟我冲。那位国民党排长也喊着，让那些国民党兵把枪丢在沟岸上，向解放军投降，这20多人都从沟里出来投降了。王医务员是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的，有战斗经验，虚张声势，吓住了敌人。大家带着俘虏向留守处送，走到半路，后面七纵的追兵来到，把俘虏要走了，只有一位15岁的小鬼留下，在我们看护班工作。1948年夏天，二纵进攻苏北，打了胜仗，国民党就纠集重兵反击，二纵撤到陇海路附近，伤员较多，大家听说后，都强烈要求要到前方接受伤员。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处四队到陇海边接受伤员，编为二纵卫生部四队。一段时间后，伤员经过治疗大部分出院，少部分转院。这时，我们四队编为苏北兵团卫生部直属医疗队，李队长和赵指导员都没有跟过来。至淮海战役开始，我们固定在宿迁东部一个村庄接受伤病员，住的时间较长。我从看护班调到药房工作，协助孙静的司药工作，这时，伤病员较多，不少伤员是俘虏。孙静是位女的，21岁，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在宿迁，宋爱和碰到原二十五团某干部夫人葛萍，1946年以前在宿迁读书时是同学，国民党进攻时分开，宋爱和讲葛萍现在在药房做司药工作，觉得自己和她比有差距。大概淮海战役到第二阶段，黄伯韬已消灭，我们往西行军，到津浦路西，到处看见俘虏没有吃的，捡地上大白菜叶子就生吃。淮海战役结束，我们医疗队又回到路东，住在洪泽湖附近的大李集，可能离青阳镇不远。集镇有澡堂，常去洗澡，吃的是很白很白的富强粉。一天，医疗队长（女）找我谈话，要我去卫校学习，我当然很高兴，宋爱和也到卫校学习。卫校一共三个排，宋爱和在二排任副排长，我在三排任七班长，三排九班是女生班，三排长是女的，20岁左右，个子比我高，副排长是男的，大多是苏北人。卫校校长是谁，记不清了，只记得指导员叫洪禹导，个子不高，白色面部，他上海人，有文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暴露身份，到苏北新四军处工作，讲话很有道理，工作认真，人很正派。给我们上课的是李医生（连级干部），主要讲解剖学，后来讲生理学，没有讲完，部队接到命令，往扬州方向出发，因经常换地方，就没有再上课了。这些地方是新解放区，没有地方干部，经常看到穿便衣、扛着长枪的山东人走来走去，可能是从山东过来，搞地方工作的。扬州北面有两座大庙，东西两个小山上各有一座大庙，我们都去看过。在1949年初，改编到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17医院，17医院院长是周志贤，原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卫生队长。4月份行军到扬州的长江边，为渡江做准备，在那里，进行思想纪律教育，消除战士顾虑，因为北方的战士总认为回不来了，不太愿意过江，我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我已经没有家里了，再加上刚收到父亲的来信，二十一军已到安徽准备过江，那里还有二位表哥胡启潼和胡奇坤。思想纪律教育还特别强调遵守群众纪律，违反纪律要严肃处理等。渡江前，听到南边炮声轰轰响，好长时间才停，那时可能前方部队渡过江了。4月26日我们从扬州渡江到镇江，医院住在金山寺边的水利学校里，我分配到17院三队工作，三队有队长和教导员，是个营级单位。后来我发了渡江战役纪念章，才知26日前渡江就算参加渡江战役，以后就不算。在镇江待了3个月，期间，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带一名警卫员来看望伤病员，他中等身材，面带笑容，十分慈祥。伤病员中有一位城市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收音机，他会修会弄，我们经常去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收音机。后来伤病员越来越少，没事时，我们就经常到金山寺处一座山上玩，上面有几挺高射机枪，用于防空。有一位战友，经常骑自行车出去玩，有一次回来跟我说：撞到一位老百姓，领导知道了，说违反群众纪律要处分他，他非常害怕。还有一位排级干事，拿着一只枪去打鸟，他在村的这一头打鸟，但村的另一头有一位老太婆被打死，经查是他放的枪，领导说：这事很严重，要等陈毅拿处理意见。后来听说留党察看，降为班级，据说，老太婆的儿子是乡长，非常通情达理，请求部队不要处理太重，那时部队纪律很严，军民关系很好。3个月后部队乘敞篷火车去南京，院长周志贤已早几天乘卡车去南京。到南京后，17院整编为华东军政大学直属医院，住在励志社附近的铁皮房内，这儿原来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座军营。医院整编后，我没有调出，宋爱和调出，他说去上海路待分配。后来，宋良璋找到我，问我宋爱和去哪里？我就说去上海路，上海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从我到部队，我和宋爱和一直在一起，有3年多，一直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结下很深的感情，可以说亲如兄弟，他1951年参加志愿军去了朝鲜，还给我来信，后来也失去了联系。9月底，上级通知把衣服洗干净，10月1日要穿上干净的军服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日，天还没亮，就起床，大家都挑选自己最新最干净的军装穿在身上，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一路上人山人海，因大家都是当兵的，长期在农村生活，也不知道南京的道路，就跟着队伍走，走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一晃半个多世纪已过去，当年这些人的形象和发生的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人间世故复杂，但如果渡过难关，坚强的活下来，现在的日子会过的很不错，希望他们都能健康幸福的生活着。请右上点【···】分享，右下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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