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开明，世居南京，自幼家贫，为求生计，十四岁时托亲戚在水西门陈有记理发店谋了个学徒的差事。日军攻打南京之时，他刚满二十岁，正是因为这个年龄正值壮年，因此被日军视为具备战斗能力的抗日有生力量，亲身经历日寇行凶过程。战后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揭露日本暴行，口述资料也被收录在册，留存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潘开明说：日本人没来之前，就已经满城风雨，大家都说日本人很坏，见了男人就杀，见了女人就抢，连小女娃子和老太婆子都不放过。尽管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但又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日本人就算来了，也不会兴起多大风浪，能不能攻破南京还不好说，说不定会因为不是守军的对手，自己就撤了。由于侥幸心理作怪，因此很少有人提前避祸，全都各司其职，跟正常日子没什么区别。
等到日本人真的打来了，可就乱套了。十二日（1937年12月12日）日本人的飞机开始满城轰炸，许多建筑起火，残肢断臂落得满地都是，许多人因为被炸断了腿而不能逃命，在残垣断壁中哭喊救命，人人不能自保，哪还有能力去救别人。
我孤身一人，也没有老婆孩子，于是就躲进了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的洋房里，因为洋房里面住着洋人，因此躲在里面的人都认为有洋人的保护，日本人就不敢放肆。
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刚要出门看看情况，突然跑过来三个日本兵，二话不说就把我按住，踹了几脚后，强行把我拖到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然后将我一脚踹进一间小屋里。门在外面被反锁上，屋子也没有窗户，没有逃跑的希望。
屋子里还有七八个年龄跟我相仿的人，通过跟他们对话才知道，华侨招待所原本有个洋人牧师，那个牧师阻拦日本兵进来抓人，就被日本兵带走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找洋人当靠山这招看来已经不好使了。又有人说，华侨招待所大约躲进了四百多人，有不少女人和孩子，日本兵冲进来后，见着女人就抓，当着老人和孩子的面对那些女人施暴。
在这间小屋内，一关就是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只能在屋子里解手。大家都预感到不妙，但谁也没有想过逃跑，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跑出去就免不了一死，老老实实地听话，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唉，又是侥幸心理作怪。
十六日的下午，门被打开，日本兵将我们赶出去，用绳子一个个反绑起来，押到外面时才知道路上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少说有四五百人，有平民也有残兵败将，全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有的人还被日本兵用铁丝穿透大腿和锁骨，血滴滴答答的往外冒，让人看不下去。
日本兵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和膀子连起来，接着用枪托打人，或从刺刀让人身上戳，逼着人群朝前走。
这一路上，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全是死人，好多女人的衣服都没了，身子被割得乱七八糟。到了下关，看到堆成小山的死尸，很多胳膊上带着红十字箍的人在用日本兵的监视下，用板车来来往往地运送尸体。
过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着河边的一条巷子进去，一路来到煤炭港。这时候日本兵让队伍停了下来，接着用皮鞭抽、用枪托打、用刺刀戳，把人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都架好了，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仍旧没人敢跑，就算想跑也跑不掉，膀子都绑在一块儿，有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也会倒下，根本跑不了。
突然有个日本兵“啊”地大喊了一声，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炮仗一样噼里啪啦地乱响，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在煤堆上，我糊里糊涂也倒下了，接着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黑夜了。我听听动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猜日本兵已经走了。于是想要起身，但身子动不了，我身上压着好几个死人，我满身是血，也分不清究竟是我的血，还是他们的血。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绳子弄开，爬出死人堆后，看到有人坐了起来，数了数一共八个。离着我不远的一个是个军人，我爬过去问他：“老总，你活着哩？”
他让我把他的绳子弄开，我弄了半天也弄不开，于是把他扶到铁轨边上，帮他用铁轨磨断了绳子，接着又帮着那几个人把绳子弄开。
那几个人都中了枪，虽然没有伤到要害，但受伤也都不轻，听他们的口音，有四川的，也有广东的，想必都是当兵的。我们九个人相互搀扶着来到江边，用刺骨的江水洗脸上身上的血。我四天没吃东西，浑身没有劲，走不动道，就倚着一个铁架子喘气。那几个人问我还走不走？我说我是本地人，到外地我人生地不熟，再说到处都是日本兵，再被抓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此我说我不走。他们见我固执，就丢给我一件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棉袍子，让我留着御寒，然后他们就走了。
我裹着棉袍子歇了一阵子，觉着身上有些力气了，就晃晃悠悠地朝着一排空房子走去。在空房里蜷缩到天亮，我想找点东西吃，除了找到一件印有铁路标记的大衣，一点吃得都没能找到。我见自己的衣服上沾满了血，就换上了那件大衣，跌跌撞撞地走到惠民桥时，迎面走过来四个扛着枪的日本兵。我不敢跑，我一跑他们准开枪。于是我站在桥边，对他们鞠躬。
有个日本兵会说中国话，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老百姓。有个日本兵显然不信，示意我把双手伸过去，他抓着我的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我明白他是在看我的手有没有握过枪的痕迹。好在我的手没有老茧，要不然躲不过这一劫。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撒谎说家里没粮食，我想给日本先生挑东西换口饱饭吃，边说我边做出挑担子的样子。日本兵笑了，夸我是大大的良民。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五个汉字，还有一些日本字我不认识，接着，他把这页写字的纸撕下来给了我。我哆哆嗦嗦地接过这张纸，小心翼翼地揣好，这是我的保命符，可不能弄丢。
他们不再理我，示意我快走。我朝他们鞠躬后，一直跑到察哈尔路。这一路，我没敢细看，能看到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死人，野狗一帮一伙，在死人堆里出没，眼珠子都红了。
我跑到吉林寺时，双腿已经迈不动了。有个种菜的老人发现了我，我就磕头跟他要吃的，并说出我的遭遇。他是个好心人，给我用热水泡了一大碗干饭，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我歇了一阵子，给老人磕了头后就要走。老人不让我走，要我住一天，歇足了气力再走。我在瓜棚中一直睡到傍黑天，我不想打扰老人，固执地要走。老人也不留我，还祝我一路平安。我临走之前，又要给老人磕头，老人拉住了我，说：“不用不用，咱都是中国人，应该相互帮衬。”
这时候还能听到这种话，我很感动，抹着眼泪离开了菜地，一路往水西门方向走。遇到日本人，我就把那张条子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看到条子就不再为难我。那些没有条子的人可惨了，日本兵要么毒打他们，要么就地处决。我不敢看，更不敢管，只知道快些逃回家我就安全了。路边很多建筑里面亮着灯，时不时传出来女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和日本兵叽里咕噜的说笑声，我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有老婆，也没有姐姐妹妹，但我同样为那些可怜女人的遭遇感到钻心的难受。看着一具具死尸，听着一阵阵惨叫，我不知道我站着的地方究竟是南京还是地狱！
文章参考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潘开明的口述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