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八）  前面我们提到过很多次，由于被包括桐柏山和淮阳山在内的大别山系所阻隔，中国的南北在历史上一直就交通不畅，加上东部河网密布和西部襄阳城防卫体系，中原人甚至有宁可向西域发展也不愿向南进军的想法。但这事也一直在慢慢改善，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对南方不断开发，南方的富庶让日渐拥挤的北方人垂涎欲滴，加上政治上的北风南渐，尤其是游牧民族造成中原人大举南迁之后，南北通道终究成为历史重大课题。人们最终还是在合肥一线周边找到了不少可以让军队通过的路线，大别山就再也不是不可逾越的天险，于是淮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淮河到长江一线就被称为淮南，是江南的重要缓冲地带。由于桐柏山后面的随栆走廊限制以及东部水网密布以及淮阳山系偏小（小了其实更不好过）的特征，加上淮河在武胜关到寿春一线水量尚小，大别山主干山区山高沟大，这条线路往往就成了北方人向南方进攻的主要线路，而南方人北伐则往往以东部的寿春到徐州一带出发。南宋把寿春以西一直到光州、蕲州这一段叫做淮南西路，简称淮西，一直是南北战争的主战场。 （我小时候受苻坚投鞭断流豪言的影响，总错误地认为淝水之战是马上直接要涉及东晋生死存亡问题的，后来才知道，淝水之战的发生地在寿春一带，还在今天淮南市附近，连曹操当年控制的合肥都不到，即使是东晋在淝水输了，合肥、六安、安庆、巢湖、采石、和州、凤阳、滁州以及更远一点的扬州等城市离前沿阵地还有山重水远的距离，长江也不是苻坚随随便便就可以够着下手投鞭的，何况苻坚的那百万大军根本就无法摆开，苻坚的豪言更是说明了他南征的目的绝无实现的可能。）  由于大别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个山高路险又四通八达的大别山是历史上南京政权绝对无法忽视但又无可奈何的战略防御地，南方政权在此设置的重重关险实际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防守困难，毕竟那一带无法像北方一样建立完整的长城系统，及时的军需供应和军事救援都无法实现，所以淮西一带一直是南方政权的软肋（连上个世纪那场国共战争也是以进入挺进大别山作为战争转折点的，尽管那支进去的强军后来被拖成了弱旅）。当然，在这样一个穷乡恶水、山势崇隆、蜿蜒伸展、奥折起伏的不可控通道里投入重兵对于北方政权来说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毕竟在那片大山里，除了地震什么都可能发生。 南宋的沿江制置使段朝立在他家乡附近的仙人台（今英山和蕲春交界处海拔近一千二百公尺的天堂寨余脉）立堡树栅，带领强悍的乡民保障地方，开蕲黄四十八寨之滥觞。公元一千二百六十六年，蒙古大将阿术带兵攻打蕲黄，其中一支军队在此受阻。次年，也就是刘整向忽必烈献策主攻襄阳的前一年，段朝立以罗田县东直河乡地僻民劳为由奏请朝廷另设专司统治，议以英国之山为由名之曰英山。三年后，也就是在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蒙古第三次大举进攻南宋的前一年，宋度宗赵祺准其奏，割罗田县东直河乡始建英山县，并命段朝立知县事，这个就是我籍贯所在地建县的来历。五年以后，在蕲州、六安州军事长官均先后投降蒙古人的情况下依然竭力抵抗元军的段朝立病逝，年仅四十七岁。 公元一千二百七十七年，也就是段朝立死后一两年的时间，张德兴、傅高、刘源等人在司空山、天堂寨、天柱山一带起事，联合淮西六寨人马起兵抗元，正在从福建反攻江西的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派程纶、程晃（是否确有此人存疑，但当地有其并不互相认可的两宗后人）前来相助，义军在连克蕲州、黄州和阳逻后进逼武昌，并跨江攻入寿昌军（今鄂州）。转战数月之后，张德兴战死，傅高战败，蕲州、黄州、英山、六安、太湖等地义军家属万人被拘。  我小的时候，曾经面对门前的河流发呆，这条白莲河为啥就不那么出名，也和大名鼎鼎的白莲教没啥关系呢？许多年后才知道，白莲教跟这条白莲河可能有着莫大的关系。 实际上，白莲河虽然现在名气不大，但绝非默默无闻。在江汉合流以东，大别山向南有五条比较大的河流入长江，统称西阳五水，（所谓西阳，曾侯乙编钟镈文里提过，大抵就是今黄州一带），这五条河的名字从上而下分别叫倒水河、举水河、巴水河、浠水河和蕲水河，浠水河原名希水，南梁改浠水，唐名兰溪，后恢复浠水之名，而白莲河则是现在浠水河北段的名字。白莲河之名为白莲河，历史上居然无任何记载，目前流行的由“百里险”讹传而来显然站不住脚。 白莲河上游有两大支流，东河由英山、岳西省界海拔近一千七百公尺的黄梅尖发源，西河由天堂寨东北部、金寨界的云峰顶发源并流经天堂寨脚下建有张家咀水库，东西二河在我老家上游不远处的两河口汇聚，从英山鸡鸣河入浠水县（因该河得名），入境后在方斗山一带先后建有白莲河水库和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然后从东北到西南贯穿浠水县全境，由兰溪汇入长江。白莲河全长两百六十七里，自从脱离初期短暂的陡峭山区（百里之险是肯定不够的）之后，一路呈现清泉白石、岸芷汀兰的景象，风景大为不俗。而苏东坡在黄州期间于兰溪清泉寺写下著名的“谁道人生能再少，门前流水尚朝西。” 我就在这条河的旁边渡过了童年，离开家乡后也经常想起，尤其是在老家山头被推平、老屋被拆迁、改造成开发区和新农村之后，这条河似乎成了儿时唯一还存在实物的记忆，于是偶尔也会写到，比如某年中秋我就用一种眼下泛黄而过去清晰的情绪色彩来感慨某种轮回。 浣溪沙—中秋 昏月一轮天那头。吁吁携子上高楼。霓虹灯下话乡愁。 旧梦依稀飘桂屑，先严教我驾扁舟。黑山白影彻波流。 古时候大别山区人烟稀少，楚人在镇压完巴人反抗之后，将境内巴人的一支迁徙至古黄州一带，一向善于山区生活的廪君后裔则沿着五水向北走进大别山，这大约是最早的住民（如果有原住民恐怕也被英勇善战的巴人消灭殆尽了），于是这批人就被称为五水蛮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别山人自古以来就有剽悍好斗、敢作敢为的民风。 五胡乱华和靖康之难，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占领中原，其后又有超过百年的南北战争，大批的原中原氏族向南迁徙，其中的豪族大姓玩的是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类的大动作，而平头百姓之家则就近找个安全地方定居的情况更多，这些人近一点的过了淮河，远一点的就跑进大别山系，更远一点的越过大别山系就停下了，只有那些特别能跑的才会越过长江去。当然，非战争年代也会有一些人跑进山里，他们可能是弥勒教也可能是佛道啥的，还有可能就是犯人。所以，淮西一带尤其是大别山后来的住民基本也是那些不怕事儿的主，听祖辈讲他们小时候“跑反”，一听枪响，或者往屋后山上走，或者钻进地洞（有桌子底下的红薯窖，也有专门的山洞）弄床被子遮挡，完全是一副有条不紊的样子，甚至有时还能从战场上捡点啥回来。 当然，跑进大别山系的人中还有一大类就是不太出息的读书人，读书人自然也不会怕事儿，和历代大别山居民也能融合在一起，但不管是耕读传家还是军师传家。不过，在这么个地方可以读的书总是越来越少，读出书的人也不会太多（当然不会少），真传下去的家其实也不会很多，但读书至上、家家要读书的民风却保留了下来并得到了良好的传承。 总体来讲，大别山系是一个淳朴、彪悍和热血的书香之地。 说白莲教。白莲教之名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亦名莲宗），东晋时候，东土净土宗祖师慧远从襄阳释道安那里出来，到庐山东林寺和刘遗民等人结白莲社念经修法。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本出自天台宗、法名慈照的苏州昆山人茅子元自认为白莲社传人，于在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其徒号白莲菜人，可娶妻生子，与常人无异，并可男女同修，得到了下层民众的广泛信仰。因茅子元尊慧远为初祖，故他创立的白莲忏堂也就被认为是净土宗的一派，称白莲宗，或者又称白莲教。这是白莲教最早出现的记录。 茅子元的白莲宗不久后就遭到禁止，官方以其食菜事魔为由将他流放到九江，但茅子元仍然秘密传教，直到多年后他被宋孝宗赵昚接见。白莲宗也因此比较早就在江西、湖南一带和隔江的淮西地区流传。 此时的白莲宗基本上毫无威胁性，只不过是官方和那些高大上的僧人看不上他们而已，但特别简单的教义反而让它在长江中游的大山里找到了最适合发展的环境。  实际上，一直以来喜欢造反的那一批人是弥勒教。 通常认为弥勒教起源于梁武帝年间，当时有一位和达摩、宝志并称梁代三大士的傅大士傅翕（或者傅龛），这位娶了妻生了子的中国维摩禅祖师自然是一辈子没出过家，也没拜过任何师父，他倡导三教合一，创转轮藏法门，开禅宗原始宗风，同慧文共同宣传一心三观理论，对天台宗有着重大的影响。这家伙某些方面可比达摩强多了，他居然深得梁武帝认可，曾经三次见梁武帝说法论道。广种善根的傅大士在东南民众和佛教界有着极高的声望，被誉为弥勒菩萨的化身。由于他对中国佛教有着极大的影响，后世有人认为他是弥勒教的祖师爷。 （所谓维摩禅，实际就是居士禅，它来源于维摩诘菩萨，这也是一个居家菩萨，以他自己为主体的《维摩诘所说经》亦名《不可思议解脱经》是佛教经典里极其重要却最好玩的一部，甚至有人把它改编为戏剧。诗佛王维字摩诘也是来源于此。） 我却以为后来以弥勒教为名的那帮人，更大可能是太平道的传人，只不过是看到弥勒信仰日隆，遂改头换面出现在士人面前，他们推崇的祖师爷一直就是张角。早在北魏宣武帝年间，就有河北冀州僧人法庆自称弥勒下降，鼓动民众在衡水一带发动起义，从者最多达五万余人，当时的南朝还处于南齐时期，显然法庆这个弥勒要比傅大士要早出不少年。到隋朝末年，起兵造反、自称大乘皇帝、还娶了个尼姑当皇后的涿州僧人高昙晟（《说唐》中借用其名为十八路反王中实力较为彪悍的高谈圣）和聚数千人作乱、欲袭击杨广车驾不成的唐县魔术师宋子贤都以弥勒降世自居；北宋庆历年间，逃荒到清河的涿州农民王则，参军后在士兵和民众中间宣扬弥勒教，宣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自称东平郡王，经过周密部署起兵造反，建国号为安阳（由佛陀净土的安养极乐国讹传而成），年号得圣，我小时候听过但没听全的鼓书《三遂平妖传》说的就是这事，这厮还有可能是《水浒传》里王庆的原型（或者王则加法庆？）。 或者由于海上之盟失败，北宋被打成了南宋，弥勒教也不得不从张角的老巢河北向江淮一带转移。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明教。 明教本来应该叫摩尼教或者牟尼教，起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公元三世纪中叶才由摩尼所创，他宣称自己是佛祖、琐罗亚斯德和耶稣的继承者，是最后一位先知，其教义主张灵魂从肉体上彻底解脱，因而强调禁欲、食素，同时也包括了佛教的转世说和叙利亚的天使说；他以琐罗亚斯德教之善、恶二元论为基础，将一切现象归纳为善与恶，善为光明，恶为黑暗，而光明必会战胜黑暗，人类若依宗教之真理与神之志向，终必走向光明、极乐之世界。（当然，由于摩尼教消失过于久远，具体的很多东西大家谁也搞不清楚。） 实际上，摩尼如果不是安息王室的亲戚，他可能很早就被他自幼学习后来脱离的某个犹太教分支给吊死了，但他还是在波斯北部和印度传教有成，让印度的一位小君主拜入门下，回到波斯后终于赢得了萨珊王朝萨普尔国王亲弟弟的友谊，得以在帝国范围传播他的异端邪说，还向西方的罗马帝国、古希腊和东方的贵霜帝国派出了传教使者。但摩尼终于引起了该国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注意和敌视，等到巴赫拉姆一世继位，这位立志搞一个世界性宗教的光明使者就被投入监狱，最终还是上了十字架。 摩尼教里有一个设定极其有趣，就是他那个禁欲和食素的禁令只针对少数高级会员，普通会员也是可以百无禁忌的，而且不太会严重影响其日后的成就，只需要多做斋戒、祈祷等日常功课，上帝依然可以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这是它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当然，摩尼教后来的传播并不顺利，在经历早期的疯狂传播之后，四世纪的波斯帝国、六世纪的罗马帝国和八世纪的黑衣大食，都明令禁止并且疯狂打击和迫害摩尼教；九世纪他们又在中亚地区逐步被伊斯兰教占据主动而衰弱，并随蒙古西征烟消云散；而在希腊，宙斯的强大和奥林匹亚诸神让他们从来就没翻出过啥浪花来；十世纪之后欧洲还诞生过几个摩尼教的派生教派来，一度有重整山河之势，但也遭到了教皇的血腥镇压，到十五世纪彻底灭绝殆尽。 虽然其末劫和救世思想和中国宗教很接近，但摩尼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不顺利，大致是在六、七世纪传入新疆地区，再由新疆回传入漠北回纥，但进入长安不久后就被唐玄宗下令禁止。直到唐代宗年间，摩尼教才伪托佛教之名，唐朝应回纥之请，在长安和全国各地（尤其是江淮地区）建了一些摩尼寺，摩尼教开始传入中国核心区域。因其神为明尊，故有时也称其明教。唐武宗会昌灭佛，摩尼教自然难逃法网，从此成为秘密宗教。 摩尼教一旦成为秘密宗教，其抗争特点就暴露无遗，他们迅速和中国本土下层文化相结合，（他们此时是否和弥勒教有所接触就不好说了），提出了简明扼要的八字教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他们在淮南、两浙、两江、湖南、福建等地秘密结社，尊奉明使，以张角为祖师（起始时间不明），造反作乱，坚决的成为对抗官方的邪教组织，母乙、王念经、钟相、余五婆、陈三枪等人就先后组织过农民起义，当然规模最大的是席卷半个南方的方腊起义。大抵也是在唐之后，摩尼教彻底成为中国本土宗教，所以连他们自己都称之为明教了。但摩尼教这个名字也一定比例保留下来了，人们往往称他们魔教。  金庸在他的小说里把明教和拜火教混为一谈，显然是有问题的。拜火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我们通常称之为祆（不是袄，读先）教，他整整比摩尼教早问世了最少八九百年。准确的说，摩尼教只是拜火教流传了八九百年后别有用心者分化出来的一支异端邪说。 比较保守的说法是琐罗亚斯德生于公元前六百二十八年，卒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比老子、孔子、释迦牟尼都要大出很多，他完成了多神教到一神论的宗教改革，创立琐罗亚斯德教。（还有人说琐罗亚斯德要更早一些，而且他也只是个集成者。）琐罗亚斯德教中唯一的、最高的、不被创造的主神是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它的出现，对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极大的影响。 阿胡拉·马兹达这名字咋样？相当陌生吧？给你们找个比较熟悉的，它翻译成梵语之后其前半是：阿修罗。没错，佛教八部天龙里的恶神阿修罗就是波斯拜火教的创世神。 拜火教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毁其经典，回来阿拉伯人征服中东，拜火教受到伊斯兰教的排挤，被迫再次东迁进入印度和中国。而进入中国的祆教一度极为红火，北魏、北齐、北周、南梁官方都给予过极大的支持，北魏太后、北周皇帝都亲自拜祭过阿修罗，哦是阿胡拉·马兹达。唐朝早期，官方也在多处设有祆祠和祭祀官祆正。会昌法难之后，不那么强调反抗的祆教就慢慢在中国消失了。 金庸在小说里说张无忌的侍女小昭被三个波斯人以回波斯总坛当圣女的名义带走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几个颇有胆色的国际人贩子。 金庸的小说当然很火，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当然，我认为他把没有朝代背景的黑木崖设定在河北是蛮有道理的，既然他分不清拜火教和明教，弥勒教和明教自然也应该大致是一家，日月神教的总坛放在张角老家确实无可厚非。 至于抗元的明教总坛光明顶，安排起来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虽然黄山上也有一座大名鼎鼎的光明顶，也有可能跟某任明教教主方腊关系密切，但就这么硬靠反而底气不足，不如干脆把它搬到昆仑山上去，用昆仑这座神山来昭示魔教的再造中华之功。 再次重申，取名字是小说家的重要功课，不仅仅是人名。我们得说，金庸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相当不错。 当然，如果金庸就这个问题求教我，我肯定会告诉他更好的方案。 公元一千二百七十六年正月，蒙古人围攻临安，谢太后带宋恭宗奉玺出降。按道理，南宋此时就已经灭亡了。但之前召集数万勤王兵赶到临安的赣州知州、被封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去向伯颜求和被扣押的文天祥居然就在押解北上途中逃跑了。五月，宋末三杰和著名的逃跑宰相陈宜中以及部分王室成员在福州拥立宋端宗，成立了南宋流亡小朝廷。同时，文天祥派和他一起从蒙古军营逃跑时跟随的杜浒、吕武二人分别去温州、江淮招募豪杰。七月，淮南制置使李庭芝在扬州战败被杀，南宋的擎天一柱轰然倒塌，长江以北除远在四川的钓鱼城外，基本已无值得一提的南宋官方军事力量。同月，枢密使文天祥由于和张世杰、陈宜中政见不合，朝廷不让呆，要求去温州开府也不行，文天祥只好以同都督诸路兵马职出任江南西路（大体就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建府南剑州（福建南平）聚兵抗元，拟以占领自己的家乡江西为基地反攻蒙古人。 蒙古人也有动作，公元一千二百七十七年正月，元廷赐号龙虎山天师张宗演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其总领道教；二月，又命番僧亢吉祥、杨琏真迦并为江南总摄，掌佛教。 同年四月，文天祥组织了南宋小朝廷最后一次的垂死挣扎，他带领各路义军反攻江西，攻打赣州、济州一带，打败元军，一举夺得了十几个县城，几乎江西南部各地都有英雄豪杰响应，甚至湖南衡山都有人起兵响应；与此同时，张德兴等打出宋端宗景炎年旗号从司空山出发，全取蕲黄，并在樊口一战斩杀元廷湖北宣慰史，攻下江南的寿昌军（今鄂州），大有南北夹击全取江西甚至湖广的势头；加上年末年初四川张钰光复泸州、涪州的消息传来，一时民心振奋。但因军事实力所限，八月，西夏后裔李恒（崖山海战张弘范的副官）在派兵救援赣州同时，亲自带兵突袭了文天祥所在的兴国，文天祥妻子儿女大多被俘，仅带数人逃脱，随后赣州兵败，退往广东。九月，退回司空山的张德兴兵败被杀，傅高亦在天堂寨被打败。十一月，泸州神臂城陷落。南宋回光返照的一战至此落幕。 次年五月，宋端宗死，十二月，退往潮阳的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 再次年，刘源战死天柱山，三十八年不破的钓鱼城降，崖山兵败，陆秀夫负宋末帝跳海，南宋小朝廷灭亡。 又三年，四十七岁的文天祥从容就义。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道号浮休道人、文山。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市青原区）人。文天祥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异类，首先他长得极帅，《宋史》中连用了几个词来形容他：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的，他偏要靠才华，宝佑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二百五十六年，年仅二十岁的他高中状元，也为传奇的江西科举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样一个有前途的五好青年，居然不好好做官，非得做个正气谏臣，常年和那帮大佬作对，没事就被免官或者辞职回家；当个正气文官也就罢了，没事还喜欢掺和武事，动不动就想带兵打仗，还屡败屡战；好吧，就算他文武全才，为朝廷好好出力吧，可他性格豁达豪爽，没事还和在野的那帮人一起混，平生衣食丰厚，声伎满堂，一挥手就有数万大军生死相随。 反正这样一个在朝野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家伙，他拿朝政诸公没办法，朝廷诸公也拿他没办法，反正已经都输成这样子了，只能让他由着性子折腾，算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最后忽必烈也对文天祥表示无语，忽必烈劝他投降的诱饵是宰相，他说他的条件要干个听调不听宣的道士。） 文天祥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愤青，实际上也是非常不适合官场的，如果不是蒙古人入侵，他也许在历史上一笔带过。而他的出现，从本质上也从未真正改变过南宋被灭国的历史，他的那个丞相官职，说到底就是临时被拖去主持那个似乎有去无回的谈判而给与的安慰奖，逃出以后，海船上的小朝廷朝堂里再也没有人抓着这事不放，也没有谁认为应该让文天祥承担更多的责任。说到底，他根本就没进过那个圈子。 后世经常有人提到，文天祥在起兵勤王到临安后，曾上书提出改变过去州县分别抗战的模式，恢复唐末藩镇制度的建议，建议把天下（宋地）划为四镇，设四镇都督为统帅，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共同举事，即可战胜蒙古人，这个如此疏阔的提案居然被很多人认为是救世妙方，也算是奇葩事。至于他代表宋廷去议和，居然在谈判会场和伯颜大吵起来，把伯颜斥责得哑口无言，显然严重违背了基本的外交礼仪，所以被伯颜扣下这事我居然没觉得伯颜有啥失礼的感觉。当他逃出蒙古军营，想去扬州找李庭芝的时候，史书上记载李庭芝首先认为文天祥是来劝降的，故派人去杀他，去的人发现他还是个忠臣，就把他送到温州，随后参加了宋端宗的拥立，这个说法显然有些漏洞，但有一条可以确认，就是南宋最有实际抗元效果的大忠臣李庭芝并不认同文天祥，也不想他入城。 当然，文天祥还是做了很多虽然力不能及但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们接下来也会说到文天祥可能为中华光复埋有伏笔，但他终究也只是为无力回天的南宋增加了一个铁骨铮铮的先进典型，可这样的典型我们真的从不缺乏。 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更愿意培养这种所谓的一身正气，有意无意忽视能力，只要政治正确且能言善辩，似乎其他的都不值一提，搞得社会上经常充斥了无数一事无成的热血愤青。是故，我对文天祥一直就略略有些低看，并未特别的推崇他和他的《文山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愤青这一类人，）曾有诗： 七律—文天祥 枫宸弱冠取文章。顾盼烨然凌庙堂。 友遍九流归养士，军成一帜起勤王。 汗青书倦孤忠泪，浮白歌残百感肠。 假使当时能执国，楼船依旧载斜阳。  大别山这样一个地方，文天祥决不会放过，吕武肯定是去过的，毕竟那里有原本就是官军的张德兴、刘源在司空山、天柱山一带坚守了十几年而不倒。很多记载都说文天祥派了同科进士程纶到天堂寨参与反攻江西的配合行动，我查过一个不知道是否准确的资料，文天祥那一科的进士里并无程纶的名字，但程纶的官方身份是确认无疑的。他们那次出兵，张德兴的身份是知州级别的淮西安抚使，傅刘二人的身份是招抚使。张刘二人的来历是有一些记载的，张德兴甚至还在司空山朝天宫落成时写过一首“愿将只手扶红日，扫尽狼烟御辇回”的诗句，刘源也曾是淮西军低级将领，多年驻守天柱山总关寨，但傅高的身份一直就非常神秘，我在各种记载里都没找到其来历，连傅家的家谱里也只是无前无后的提到他一句而已，关键是这厮似乎并没有战死。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文天祥，小朝廷能够给他的，除了没有成建制的军队（张世杰不会给他）之外，几乎干什么都可以，权利是极大的。手里有的是帽子，也有足够的票子，但帽子不会乱发，票子也不会乱使，用出去的一定和反元大业相关。程纶带的票子除了满足打仗需要，修建一批山寨城堡理应不存在问题，诗人张德兴的朝天宫肯定是用了这个票子的，而天堂寨也就是此时开始修建的。 这些年，天堂寨的旅游也搞得比较火，安徽金寨、湖北罗田都纷纷打出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名头，辖区内风景果然非凡，来旅游者多觉得不虚此行。但这两家略显尴尬的是，他们的推荐线路实际上往往并没有到达真正的天堂寨，而真正的天堂寨那一片却因为地处英山并没有很好的旅游开发。英山不开发天堂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虽然天堂寨在英山境内，但山顶一带已经成熟且比较好玩的都在金寨和罗田，再花大力气去搞可能费力不讨好；第二，英山早年主打的吴家山森林公园和这些年力推的南武当也颇有噱头可言，山下已经很火了，大可不必去跟别人抢一个山头玩。 由于朱元璋立国之后，对相关历史进行了大量的删改，我们已经很难把反元义军所有的情况都搞得清楚明白，但基本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来，是可以讲故事的。 我结合史书和推论演绎的研究成果大体是这样的： 南宋谢太后献玺投降之后，南宋流亡小朝廷虽然只坚持了三年就全军覆没，留下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但官场异类文天祥所做出的努力也许为再造中华打下了某种基础。 程纶在补贴淮西诸寨的同时，发现并花费重金在大别山深处的多云山顶打造了天堂寨。这座靠当时的武力基本攻不进去的寨子从此就成了反元同盟的总坛，大抵也就是金庸笔下的光明顶或者黑木崖了。 或者就是文天祥本人首倡，或者是程纶、傅高等人呼吁，一个或者可以叫做反元民间同盟的组织在天堂寨成立并不断壮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始是弥勒教和明教，以及被打散的南宋官军和乡勇，然后是各类不愿被蒙古人奴役的组织包括一些正牌的佛教和道教组织，当然不乏一些热血文人和走投无路的平民和盲流，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德高望重但没捞到崖山跳海的南宋遗老和豪门大族也纷纷加入到这个具有官方血统的组织中来，甚至还有一些迫于形势投降了蒙古人的心怀异志者。而这个反元民间同盟的名字，就结合高大上的东晋白莲社和这一带一直富有群众基础的白莲宗之名，叫做了白莲教。至于教义，他们就在弥勒教、明教、儒教、佛教、道教等诸多教义中选择一些相对简单浅白又能够互通互补的内容和茅子元的食菜教进行糅杂改造，抛开弥勒下生和追求光明等噱头，其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反蒙复宋、光复中华。 由于组织构成的复杂性以及面临环境的严酷性，白莲教从成立之初就完全保持了弥勒教和明教固有的邪教运作模式。他们拥有一整套的暗黑运作模式和保密措施，私下的暗黑运作从来就没停止过，可表面烧香结社、信仰弥勒的白莲教却堂而皇之的登过大元的朝堂，甚至在被禁之后还有著名的高僧大德去帮他们喊冤（居然还恢复了，虽不久又被禁）。 白莲教的运作模式大抵是政教合一的总部，有教主总领天下，还有一尊神—哦不—是尊降世的弥勒佛传播教义，其下还有或政或教的各类官职；各地还分设组织严密的香社也就是分舵，在总部和弥勒佛的领导下，各地根据其不同情况打出各种旗号吸收民众对抗元廷。 在公元一千二百八十九年南宋小朝廷灭亡之后的五十年间，白莲教隔三差五就在南方一些地方（看着离大别山都挺远的）打出弥勒的旗号起事，虽然无一成功，但打响了名头的同时也锻炼了队伍。 公元一千三百三十八年，江西宜春僧人彭莹玉在家乡带着他的两个弟子周子旺（提醒一下金庸迷，这是周芷若的爹）、况天和五千信徒起事，不久，自立为周王的周子旺兵败被俘而死，彭莹玉带着周子旺的平章况天逃脱。这是元末大起义的滥觞，（虽然上一年有打着大金国旗号的广东定光佛和打着李老君太子旗号的信阳弥勒起义，但我还是把这个事情归到彭和尚名下）。这个彭莹玉是白莲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彭莹玉又名彭翼、彭国玉、彭明，号彭祖师、彭和尚，在白莲教里，他就是弥勒的化身。（金庸和梁羽生都在小说里用过这个人物，但金庸只让他干了个明教的五散人，显然大材小用了，而梁羽生说他是天下第一高手还是相当靠谱的。） 我不知道十岁就在宜春慈化寺出家的彭莹玉是什么时候被前任弥勒化身选中成为接班人的，在周子旺起义失败之后，彭和尚来到淮西，继续以行医为名传布教义，发展了大批信徒。并开始将能力突出的的信徒以“普”字记名（茅子元有普、觉、妙、道四字记名之说），进行精心培养。况天改名况普天，又新收邹普胜、邹普泰、赵普胜、丁普郎、杨普雄、项普略、欧普祥、陈普才、陈普义、李普胜、钟普高、张普宪、史普清、王普敬等，传说共计有十八普，这些出色的彭党门徒后多为元末红巾起义军的领导人和重要将领，甚至部分后来还成为朱元璋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公元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元末两个私盐贩子出身、反复无常的义军领袖之一的方国珍在浙东温州一带起事，让正准备发起宜春、万载和浏阳起义的彭和尚面临被追捕的困境，他只好再次逃进大别山的麻城七里坪（上世纪黄麻起义核心地带）也就是铁匠邹普胜家里。也许是在这个时候，他和邹普胜以及贩卖土布的白莲教主徐寿辉多次沟通，对当前反元局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商讨，认为由于元廷内部之纷乱以及南方民众的情绪，大举起事时机日渐成熟，于是就开始了极为系统的安排和布置。 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一年，经过三年的准备，白莲教各路人马都已准备到位，就等着教主一声号令。四月，因北方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刘福通在阜阳颍上组织聚会时消息走漏，遭到官府突袭，韩山童被捕遇难，刘福通逃回颍州。次月，仓促提前起义的刘福通带领部下打下颍州，并迅速向河南信阳一带发展，打下了罗山、确山、光州等地，做好了随时可以退进大别山的铺垫。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白莲教终于全面发动（这点倒符合了文天祥的策略）。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和倪文俊等人在天堂寨竖起反元大旗宣布起义，一举攻占罗田县城，次月，义军攻下黄州、蕲州和蕲水，并在蕲水清泉寺也就是苏东坡填词那寺建立了大宋政权，徐寿辉称帝，年号治平，建立了莲台省（相当于中书省）、领军元帅府、枢密院以及中央六部等军政机构，彭莹玉任国师亦为军师统领百官、邹普胜任太师，倪文俊任领军元帅元帅。随后，他们迅速夺取了武昌、安陆、沔阳、九江、上饶等地，沔阳陈友谅、随州明玉珍等义军首领也纷纷投到徐寿辉旗下，一时间，天下震动。与此同时，芝麻李、赵君用攻取徐州，布王三占领南阳，次年年初，孟海马和郭子兴又分别在襄阳、濠州起事，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各地也陆续不断有义旗打出，民众纷纷响应。各路白莲教义军均烧香聚众，以红巾裹头，称香军、红军或者红巾军。 徐寿辉的大宋政权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人乍舌，他们很快就占领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并进兵杭州和四川，几乎大半个南方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兵力也超过了百万，以十八普为骨干的将领资源也较为丰富，其中邹普胜、倪文俊（也有说丁普郎）、赵普胜、傅友德被呼作四大金刚，均英勇善战。也因为此，他们遭到了蒙古人的重点关注和疯狂反扑。 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三年，干掉了布王三、孟海马之后的蒙古人结集南方数省之兵力，和徐寿辉的大宋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殊死一战。徐宋虽然拥兵百万，但由于扩张过快、战线太长的原因，兵力相对分散，初期交战不利，被蒙古人来了个重点突破。徐宋多处领地得而复失，被蒙古人穷追猛打的徐寿辉从江西一直退往湖北的黄梅山方才稳住阵脚，首都蕲水被攻破，邹普泰被俘，莲台省四百多文官全体壮烈牺牲，也为红巾军日后的内乱埋下了伏笔；灵魂人物彭莹玉被元军多路人马从杭州开始围追堵截，最后在江西瑞州（今高安）英勇就义，其间跟随彭和尚的红巾军大将项普略、况普天先后折损；因战事不利，为避蒙古人锋芒，倪文俊大军退往沔阳湖中，赵普胜水军退往巢湖。 这一年，另一位非红巾军系的私盐贩子张士诚十八根扁担起义，攻下高邮；投降元朝的方国珍再次反叛。也就在这一年，红巾军内部开始争权夺利，在蒙古人猛攻徐寿辉、彭莹玉的时候，北方刘福通的红巾军按兵不动，准备另立中央；芝麻李战死后，赵君用跑到濠州，试图绑杀郭子兴，被朱元璋救下，双方剑拔弩张（而避风头的朱元璋跑回老家拉到了作为日后班底的徐达、周德兴、郭英和李善长等人）。 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五年，在大别山区苦苦和蒙古人缠斗了整整一年的徐寿辉终于杀出大别山区，兵势复振；麾下拥有陈友谅、明玉珍的倪文俊部在沔阳整军后更是实力强劲，连续取得大捷，先后夺取沔阳、江陵、襄阳、武昌、汉阳；本来拥有战船千艘的赵普胜和后来投奔朱元璋的副将俞通海分道扬镳，带领部分水军沿江而上。也就是在这年的二月，也许是因为没有了彭莹玉，又或是因为徐寿辉的一时式微，野心渐大的刘福通找到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以起义之初韩刘二人冒充过宋徽宗、刘光世后人的噱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元龙凤，国号亦为宋，又号小明王（打出明教旗号），中原义军大多转而接受了小明王的领导；四月，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实权到手，次月以龙凤纪年，名义投靠小明王，实则不受节制，开始向东部的南方发展。这年年底，元军大败刘福通，围攻亳州，逼迫韩林儿逃往寿县，似乎颇有所得，但蒙古人真正自毁长城杀了宰相脱脱的恶果开始显现，主修了宋、辽、金三史的脱脱在攻打张士诚的时候被撤职流放进而被鸩杀，其麾下军队几乎是一哄而散，并迅速在整个东部战场蔓延开来。 在此后的几年间，徐寿辉迁都汉阳，改元太平，麾下各部先后占领湖北、湖南、江西、福建、重庆等地，基本肃清了这一带的蒙古军队，多名元廷名将战死。在此期间，陈友谅于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七年杀掉了欲对徐寿辉不利的倪文俊（有资料说倪有投元意图，但我觉得几乎干掉整个湖广的蒙古人此时投元完全不合常理），逐步掌握了徐宋的实权。而徐寿辉也曾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在天堂寨建田园殿、筑紫云台、树无敌碑，但很快发现十八普中最没出息的陈普才生的这个儿子陈友谅却有出息得一塌糊涂，不仅仅他对陈友谅毫无办法，甚至连邹普胜等人也一并被人家当成了摆设。 就在“南宋”陈友谅干掉倪文俊的那一年，“北宋”的刘福通派出三路大军北伐，东路毛贵全取山东，进军河北，扫荡元军，一度并逼近元大都，后退回山东经营甚得民心，直到两年后毛贵被琢磨过郭子兴的赵君用所杀，山东被蒙古人重新占领；中路关先生、破头潘攻绛州、走保定、折大同，趋塞北，次年攻占上都多伦并烧毁皇宫，其后转战辽东并两度打进高丽，最终因无根据地致败；西路李喜喜、白不信从南阳走武关打入长安，最终兵败入蜀投了明玉珍。与此同时，刘福通自己攻取汴梁并迁都与此，好歹让北方红巾军多多少少有了个正经模样，也因为此，他在此后的数年内一直面对蒙古人最后的反扑，苦苦支撑。但无论如何，徐寿辉和刘福通这南北两宋在这几年已经从根本上摧毁和动摇了蒙古人在江淮和中原的统治。 独树一帜的朱元璋却在此时听取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在北方刘福通、东边张士诚、西边陈友谅的“保护”下，在暗自积蓄力量的同时，美美在南京周边打出一片不小的地盘来，甚至和陈友谅部、张士诚部经常性产生局部摩擦并取得了多数摩擦的胜利。 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九年，陈友谅杀赵普胜，胁迫徐寿辉迁都九江。次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汉王，傅友德、丁普祥、杨普雄等投奔朱元璋，明玉珍在重庆自立为帝，建大夏国，祭祀徐寿辉、交好朱元璋。从此，南方则主要变成了义军之间内战的主战场。 四年以后，张士诚派兵攻打刘福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三年后使其溺水而亡）。同年发生了一决生死的鄱阳湖大战，最终相对弱势的朱元璋一举战败陈友谅，陈友谅被乱箭射死。次年年初，朱元璋称吴王，紧接着陈友谅之子陈理降。次年，明玉珍病死；再次年，韩林儿离奇死亡；又次年，张士诚死，方国珍降，是年朱元璋改元，始称吴元年，朱元璋决意组织北伐，并派徐达、常遇春带兵出击，一路高歌猛进。 （而早期白莲教和红巾军的大佬邹普胜则可能时因为心灰意冷，在某个时间脱离组织远走潮汕，据说他化名何野云，成为那一带看风水为生的邋遢道人，后来进化为仙，被尊称为虱母仙、龙尾圣王或者龙爷。） 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也就是朱元璋开始北伐的次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同年，北伐残元的徐达部队取得重大成果，元顺帝退出北京逃回草原；四年后，明玉珍子明升投降明朝。至此，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的投机分子朱元璋胜利完成统一。 朱元璋自称吴王以后，就开始坚决的和白莲教划分界限，他多次公开辱骂白莲教是妖术，大肆攻击红巾军。等到他做了皇帝，他更时在各种历史文件中淡化白莲教在反蒙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极力撇清和白莲教的关系，甚至有意无意混淆白莲教和明教等教派的关系。由于他曾经名义上做了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的属下，他就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线索把刘福通等人归为明教，而徐寿辉的大宋政权则被他改造成了天完政权。这个天完，从字形上看也就是给大元加了个盖子，典型的乡村教师水准。经过他的改造，多数人不知道残暴的蒙古人到底是被谁打出去的；即使知道是红巾军干的，主力也是刘福通；而拥有反元正规血统和完整建制、百万红军被打光打散又重新崛起的徐寿辉、彭莹玉系最多也就是刘福通和朱元璋的帮闲，还是那种不入流的帮闲。至于伟大的天堂寨这个民族之根则慢慢无人知晓，山脚下那条曾经让人血脉喷张的白莲河则更是无人知其来历了（白莲河与白莲教这两个白莲到底哪个得名在前呢？）。 我第二次登天堂寨是登顶了的，在那个大大的斜坡上，我在不知道啥时候城堡的残垣和那口曾经保证山寨生存的瑶井旁边，看到从罗田、金寨上山的游客在对面的山顶上欢呼雀跃，而这个真正的光明顶、黑木崖所在地人迹罕至，反而觉得这个地方也许不开发更好，也许这才是天堂寨更为适合的情景。所以，我在下山后并没有和县里文化、旅游界的那些朋友大肆宣扬我的研究。回来后，自然是写了一首诗的： 七律—天堂寨 程纶设堡抗南征。弥勒江淮执汉旌。 社结香军驱萨满，天完英烈是徐彭。 碑刊无敌鄱湖败，棘据残垣瑶井清。 惟有白莲河水寂，或知山上实同名。  纵然是朱元璋抹杀了天堂寨在和蒙古人斗争中的功绩，但大别山人的血性却未因此沉沦。明末时期，蕲黄四十八寨威名远震，百余年间战火不断。所谓蕲黄四十八寨，实际上远远不止四十八座山寨，它只是坐落在罗田、黄冈、蕲春、麻城、浠水、英山等地几百座山寨的统称。 明末，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农民军均打入过蕲黄地区，一部分当地人加入了农民军，而更多的另外一部分人则响应明朝退休官吏的号召，纷纷拿起武器，走进山里，凭险结寨自保，后来他们得到了明廷的认可，史可法亦派专员进山，支援炮火，任命寨主，大抵此时得了四十八寨之名。 等到清军入关，蕲黄四十八寨又成了反清的重要力量。顺治初年，因广济一乡民病中未剃发被处死，黄州白云山寨首举义旗对抗满清朝廷，一年后，三百余寨并起，千人以上的大寨多座。各寨均举文武全才之士为首领，互通音息，相与呼应，后被南明政权授予兵部尚书之职的天堂寨首领罗田举人王鼎被公推为四十八寨总寨主，朱山的麻城进士周损、曹胤昌被推为总寨副。王鼎一度挥军江南、江西，转战数年，才在太湖、潜山一带战败被俘被杀，此后蕲黄四十八寨群龙无首，相继瓦解。但蕲黄诸寨并未消失，几年后，周损、曹胤昌余部李有实攻破黄州府。其后的顺治、康熙年间，蕲黄诸寨还为响应郑成功和吴三桂杀出了数万大军，甚至在满清最为鼎盛的乾隆年间，天堂寨还爆发了虽然基本算是未遂但也足够打脸那位十全老人的马朝柱白莲教起义。 实际上，我们已经无法计量王鼎、马朝柱甚至张国焘麾下到底有多少白莲教众，但我以为，在面对外族入侵的时候，大别山或者说是淮岳有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根据地。 当然，前些年，蕲黄乃至黄州地区更有名的却是当地的孩子们，由他们支撑起来的黄冈中学，一度是全国最牛的高中，我后来认识的很多人都对被黄冈密卷折腾得一塌糊涂这件事情表示深恶痛绝。搞得我往往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他们见到的黄冈密卷十有八九是假货（我小时候做过的黄冈密卷题目绝不是人瑞之外所能涉猎的，一道题目把学霸折腾个把星期是常态）。其实，所谓黄冈中学以及黄冈教育的牛，跟那些密卷并无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那个穷到一定程度、基本没有贵族门阀的地方，孩子们读书极为拼命，一如白莲教的彪悍，教师地位之高令外人觉得不可想象，也居然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家境不好而出现家长让孩子退学的情况，（只有孩子坚决的放弃并坦然承受可能的家长棍棒泄愤），这样一种下意识全民兴教的风格才是黄冈中学真正的密卷。而近年来黄冈中学日渐衰落，则是因为其他地方也全民兴教了，他们往往拥有比黄冈更好的资源而已。但我以为，全民一致性的过度投入应试教育，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情，文化本就是个可以不带功利性的东西。 七律—家山再咏 崖山役后存中国，半在黄蕲群寨焉。 唯此峰连当是岳，纵无阀阅亦承天。 式微儒术湮华贵，殄瘁精神奉俗权。 梁刺满州宣复雅，一般明月照桑田。 慧思担任等级评审委员会专家组首席和尚后，并没有立即出山，而是留在衡山和智无大师一起进行理论研究，同时组织了多次和岳神的交流活动；国师智顗则在全国巡讲《法华经》，极度推崇慧思和尚的伟大理论。 我们经常说文化融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文化融合。 我们再一次提到文化这个汉语词语，其定义其实也是相当含糊的，但小时候考试却总是碰到这个题目，作为具有人瑞潜质的我自然可以毫无压力的写下：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来涉及到一些简述题，我还可以加上一段，比如：有时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说实话，我对这个解释一直就有点不屑一顾的意思，但后来发现东西方的各类辞书里对文化的表述居然基本相类似，大体都是这样表达的：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以外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总体来讲，我还是喜欢从小学也就是认字的角度去理解一些东西。 文通纹，根据《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叉”，大抵就是说错落交叉的线条，而化字则是改易、生成、造化的意思。 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之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而人文则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西汉刘向最早将文与化二字联为一词，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号称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搞得众说纷纭，大肆探究、阐发和争鸣，也算是个养活人的好噱头。所以，我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说文化就是广义上那些令人心动的各种线条，这绝对是一个似非而是的优秀答案。 伟大的思想家慧思当时遇到的难题有很多，实际上，他有可能遇到了历史上最难解决的文化难题之一。 在我看来，文化这东西，和政治和经济尤其是前者是密不可分的。慧思所在的那个时代，正是经过三百年南北分界之后，东晋南北朝后期南朝最为孱弱的阶段，也正是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汉化并取代汉族成为主流的前夜，同样是儒学独尊地位受到严重破除却准备卷土重来的关键时期，还是道教经过寇谦之、陆修静拨乱反正对南北天师道进行改革大见成效成为正统的初期，更是北方官方和儒道联手对外来的佛教或温和或激烈进行压制的敏感时期，加上佛教自己内部也有南义北禅的分裂，中土的佛教何去何从确实是一个严重的文化课题。 我们大体再梳理一下。 从结绳记事到先天八卦，一维的连点线条逐步成为多维的复合交叉线条，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就是线条，我总把这些个东西称为早期文字。文字的产生对文化的影响是超过任何媒介的，所以我们还是跳过去从黄帝说起。 实际上，仓颉造字这事肯定很可疑，但黄帝依靠他那战无不胜的人类第一支专业军队历经五十二战取得中原盟主的地位之后，他充分利用了文字的记录功能，奠定了中原文明的基础，可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封建制度和贵族世袭制度在此时已经相当的完善，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文字实现了教化的功能，形成了中原乃至中国文化的基石。即使当前西方考古界以未发现实物证据来怀疑三皇五帝、夏朝的存在，纵然我们永远都找不到夏禹的那九个大鼎，但名义是三皇五帝以来建立的规则线条至今未陨，还在精神层面影响着这片土地，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正宗的文化么？ 商人或者来源于黄河下游，或者干脆就是从长江流域出走中原的，这个极有可能是政教合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同时期文字的政权居然没有把他们的宗教体系遗留下来。而当周人杀出关中平原入主中原时，他们建立的礼乐制度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儒教至今未废。 当然，在周人向西北发展的同时，被秦岭、大巴山、淮河和泛大别山山区隔绝的楚人带着他们的文化和中原文化进行了一次长达八百多年的斗争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意义的封建体系几乎瓦解，楚人发明的大一统郡县制从此占据了历史政治体系的主流；四川和华东也因此走进了中国历史但同时失去了他们本源的那些东西，长江文明名义上被黄河文明吸收合并；楚人的巫术渐渐没落，但他们带进中原的道家却顽强的存活，他们浪漫的作风影响了贵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唯美的线图和文字至今还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而所谓的百家争鸣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不过是基于儒家和道家的一次体系性的思辨过程。 经过短暂的秦帝国，汉朝用了四百年，加上三国、两晋的两百年，完成了对中国南方的吸纳，经历了改良封建、民主的不成功实践，儒教正式成为治国利器，瑰丽的建筑、文赋、书法、绘画、音乐和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和审美体系在那个过程中趋于完备，在儒教、道教不断互相吸收养分却又不断分野的过程中，本来和中国人没有关系的佛教悄然进入中国并迅速占据相当的民间市场，而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进行了多轮殊死的搏斗并从此成为中国历史的核心主题。但由于贵族体制带来不断衰减的困惑所致，未成熟的儒道两教以及后来派生出的玄学以及外来的佛教并未在汉的后期、三国和西晋时期起到维护农耕文明的作用，与其说西晋是被马镫打败的，不如说他们是被自己的困惑打败的。但文化的力量足够强大，五胡十六国就这样被中原文化所吸引，很快就变成了南北朝。 慧思在衡山思考佛教前景的时候，南北朝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积淀和酝酿，贵族、门阀以及儒教和道教都几乎完成了自我救赎性的改良，天下一统之势似乎已经势不可挡，佛教需要利用某个契机站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中心地带。 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很传奇，在官方史料的记载中，说东汉明帝刘庄某天夜里梦见了一位浑身发出金光的人，醒后询问大臣，有人便说这是西方的佛陀。于是明帝便派遣使者到西域去求取佛像和佛经，并迎请了西域高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前来当时的首都洛阳，还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座由官方修办的寺院—白马寺，两人在这里翻译了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这大概是公元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也有记载非常坚定的认为是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六十年，当然也有说是八年后的），白马寺也因此被中国佛教尊奉为祖庭。 其实这事很不靠谱，起码汉明帝夜梦金人而后佛教传入这个时间次序不对，以当时的资信条件，如果当时汉地没有佛教的踪迹，大臣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随口就答出这个佛陀来，没准这就是东汉朝廷做的一个局，在儒教弄出个圣人王莽之后，在道教尚未成立之时，刘庄希望佛教能够在中国范围内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从这个角度说，佛教传入肯定是早于夜梦金人的，但夜梦金人之后，佛教在中土是有了官方身份的。 关于佛教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历来就存在很多不同说法而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人考证秦始皇时期已经有印度僧人来华。实际上，一种宗教思想或信仰的传播，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一种突如其来、一蹴而就的骤然现象，而应当是一个极为徐缓的和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思想与信仰对于异乡异国的人的影响，是通过人类迁徙、通婚、战争、贸易等方式，在彼此的交往与交流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佛教的传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段，而不是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我们与西域、中亚乃至更西向地区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并日渐紧密和频繁，佛教信徒和僧侣们跟随着往来贸易的商旅驼队，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内陆，并开始译经传教。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说佛教在两汉之交的公元元年前后比较体系性的进入中土。 和我们国家那些并不被西方人完全认可的历史差不多，西方的历史也是混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言之凿凿的年表，往往不过是某个势力比较大的学者控制了话语权之后的产物，它本身是否精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来的人们认可它并把它当做公论。 比如说佛祖的世寿为八十岁这点大家都没有异议，但其生卒年代，实际上也是众说纷纭，而且差别还特别大。 比较厉害的一种说法来自古书《周书异记》，说佛陀生于周昭王二十六或者二十四年，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早年的佛教人士也推算出这一年大概是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自然和佛经里记载的甲寅年重合。但我们后来也大体知道，这个《周书异记》其实是当年佛教徒在与道教争论佛陀早还是老子早而编造出来的，早已不被现代学者所采信；而且，按照当前比较流行的算法（我并不是说这个就是正确的，反而认为其极不可信），周昭王南巡不归是在公元前九百七十七年，他只在位了二十年，根本就没有二十四或者二十六年，更不用提后面还有凑满八十岁而多出来的二十七年。但这个说法在中国佛教内部，尤其是北传佛教里一直被认可和沿用。 南传佛教上座部则根据摩诃菩提寺的碑文，采用公元前六百二十三年到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的说法。这个说法得到了世界佛教组织的认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年，锡兰首都可伦坡举办首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会上形成了议决：佛陀诞生于公元前六百二十三年五月月圆日，成道于公元前五百八十八年五月月圆日，涅盘于公元前五百四十三年五月月圆日。四年后，第三届大会在缅甸仰光召开，议决以阳历五月月圆日为世界佛陀日，佛诞二千多年的由来，便是依据上述会议的决议。 当然，对这个决议，中国的学术界显然并不认可，我们给的答案是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到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这个结论是根据南齐僧轵跋陀罗所译上座部《善见律毗婆沙》中《众圣点记》而来。即释迦牟尼逝世的当年，优波离结集律藏，并在是年七月十五日，在收后记下一点，以后每年添加一点，至南齐永明七年也就是公元四百八十九年，共计得九百七十五点，由此上推，则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灭于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大体上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同代，而比孔子早逝七年。此说也为印度的大部分佛教学者和部分日本学者所采用，而且和历史上根据锡兰的《岛史》、《大史》推算出的年份（晚一年或者两年）大致吻合。加上一些人也认为不可能在佛灭当年还没有手写的戒本时就开始点记，晚个一两年也极有可能，（为啥不能晚个七年呢？）故坚持后者的人也有不少。 当然，还有更晚的说法，这个主要是日本人主导的。他们认为由于阿育王已有相当明确的年代可考，推论佛陀年代有了更大可能。二十世纪以来，日本学者据佛灭后一百一十六年后阿育王登位这个线索，先以阿育王即位于公元前二百六十九年推算佛灭于公元前三百八十四年；后又将阿育王即位时间调整为公元前二百七十一年，推算释迦牟尼生卒年份为公元前四百六十六年到公元前三百八十六年并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公论；最后又用新的希腊方面史料，订为公元前四百六十三年到公元前三百八十三年。这是目前日本的主流意见，如果属实，则佛祖要比孔子晚差不多一个世纪了。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但影响力都不是太大。 对于佛诞这个事情，我其实比较支持日本人的办法，当然，我的倾向性和儒释道三教的老大谁会更早一点之类的喜好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这个办法相对显得比较专业一点。为此，还打过一次油： 碑文点记两茫然。 佛诞莫知多少年。 阿育王家循可究， 奈何其数不能权。 我们通常都认为佛教诞生在印度，印度也把自己打造成了伟大的佛教圣地，这个自然没毛病，也几乎是公论。但佛祖实际上应该算是个尼泊尔人，毕竟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而佛教在印度一直就没成过啥气候。 可能是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多年前，大概也就是我们的春秋中后期，当时的迦毗罗卫国诞生了一位王子叫做乔达摩·悉达多。他长大后成为父母眼中的问题青年，贵为王子的他对于荣华富贵和种种享乐都没有兴趣，整天胡思乱想，据说某次出宫看到了一个乞丐、一个老者，还有被抬着的一个病人和一个死人，就宣称要开始思考人生与宇宙的终极问题。可怜的国王为了打消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为他建造豪华的宫殿，给他迎娶了一个别国公主，但还是没管住这个“神经病”，最终乔达摩·悉达多还是偷偷跑了出去走上修道之路。 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在深入学习了当时流行于印度的各种思想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又经过多年的勤修苦练后，他终于宣称觉悟到了生命与宇宙的真谛，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创始人，被人尊称为佛陀（即觉悟者）。 当然，得道成佛的佛祖还得一步步来。在当时的印度，婆罗门教（也就是印度教的前身）才是主流的宗教，等级划分极为严格。也正是这样，婆罗门作为一切智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在各类自由思想家（也包括后来佛教传说的一些所谓外道）的努力下，地位开始动摇，甚至成为众矢之的。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开始出现，新兴学说一时风起云涌，颇有我们百家争鸣的意味。（当然，这事的结果是促进了婆罗门教的改革，最终还是成就了印度教长期占据印度的主流。实际上，印度教的信徒一直就远远超过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印度，佛教基本就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连释迦摩尼也是人家认可的最高神某个化身；而印度教，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也往往被外人误以为也是某支佛教。也因为此，信徒更多的印度教并没有被公认进入世界三大宗教的序列） 成了佛的释迦摩尼过的还是苦日子，他走街串巷，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也逐渐拥有了一批信徒，并随着信徒越来越多，继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佛陀去世之后，佛教依然在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不饥不饱的传播，直到阿育王的出现。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史，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护法名王阿育王，另外一个是八宗之祖龙树。 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也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大概是在公元前两百七十年到两百三十年之间之间在位。他的前半生以权力斗争和征服杀戮为主，通过武力基本统一了印度次大陆，从现在的西部阿富汗到东部的孟加拉国都是他的领土。据说，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国时，超过十万人被杀，十几万人被俘虏，死伤达数十万之众，亲眼目睹了屠杀场面的阿育王深感悔悟，于是停止武力扩张（羯陵伽国还是收归囊中），这就是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却认为这不过是为了下一步治理国家而安排演给那十多万俘虏看的一出戏。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之后，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保持了四十来年的和平，并把佛教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个弹丸之地遍传整个南亚次大陆，为佛教的世界性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伟大的阿育王菩萨一样，龙树菩萨也有个迷途知返的经历，只不过他做的“坏事”没有阿育王那么惊天动地，这位在印度佛教史上被誉为“第二代释迦”的人物，居然学了隐身术，和几位狐朋狗友一起爬进王宫淫乐，还搞大了不少后宫美女的肚子，在他那些同伴被杀的过程中，龙树突然大彻大悟，随后发展了空性的中观学说，成为领导大乘佛教复兴的伟大论师。应该说，如果没有龙树，四百年前佛陀和两三百年前阿育王的功德，也许都有可能烟消云散。佛教龙树开创的中观学说，令小乘学者大为折服，大乘学者也都奉为圭臬，他的学说后来由鸠摩罗什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大乘空宗的思想因而得以弘扬、光大，影响深远。中国大乘八宗，都一致尊奉龙树菩萨为共同的祖师。 在佛陀去世后的数百年时间内，佛教在古印度及周边地区开枝散叶、广泛传播，后来又分为南北两路向东流传。“南传”一路是经斯里兰卡及东南亚地区传到我国云南等地，以及经过海路从广州传入；“北传”一路则是经由西域丝绸之路进入我国。 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神仙方术的思想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结果就把佛教变成神仙方术的一种。 东汉时，人们多把释迦牟尼和作为道家创始人的黄帝、老子相提并论，视为同类神，并列作为祠祀崇拜的对象。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刘庄夜梦金人的来历似乎有了某一个确指），史载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浮屠”即佛，“祠”是筑坛以祭祀。而汉桓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也许只是个托词），他在宫中设华盖以祀黄老、浮屠。这种从上层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比着相混的结果，使得本来是从反对神教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连佛本身都变成了神：“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山阿罗汉也成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的仙家者流。而作为佛教“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本来与中国的“灵魂不死”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佛教刚传入中国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神不灭”成为佛法的根本义。 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入和流布，大量梵僧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佛经翻译日渐增多，尤其是汉桓帝到汉献帝期间，官方组织的佛经翻译工作成果显著，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安息王子安世高，另外一个是月氏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逐渐形成安译和支译两大系统。 安世高早一些，他在汉桓帝时期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多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由于其重修炼精神的禅法，比较接近神仙家言，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后来的支娄迦谶在汉灵帝时期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後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简单说，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虽然当时的支译性空般若流传并不广，但安世高系的小乘佛教还是迅速广泛流传开来。 安世高一系所传的禅学，大抵当是小乘佛教上座部的理论，所谓阿毗昙，译为“数法”或“对法”，“禅”即是禅定。因此，佛教史上又称安世高所传之学为“禅数”学。安世高之“数”学，主要是传译介绍诸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等佛教基本常识，这在佛教初传之时是必不可少的。至于他所传的“禅学”，则与当时道教神仙术中的吸引吐纳，食气养生及民间流传的气功相近。  佛教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大佬是佛图澄。 但非常奇怪的是，佛图澄的佛学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反倒是他的种种神异之术却堂而皇之的记入了《晋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中。如果不是他的一众弟子都是极其出色的佛学大师，于是推测其师也应该是极为高明的，我们甚至可以觉得佛图澄更像一个神棍。 我们通常把佛图澄尊称为竺佛图澄大师，他是个西域人，据说本姓帛氏（从这个姓氏看他有极大可能是个龟兹人），晋怀帝永嘉四年也就是公元三百一十年来到洛阳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已经七十九岁了。（看来古印度的佛教确实地位不高，都要让佛图澄和达摩这样的老人家出来宣教，但我总觉得他们更有可能是听了姜子牙的传说故事之后不断给自己岁数加码。） 实际上，佛图澄到洛阳的时机相当不好，他赶上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事件之一的永嘉之乱。佛图澄本想在洛阳建立寺院，但适值匈奴刘汉的大将也是后来的前赵皇帝刘曜攻陷洛阳，因而只能潜居草野。直到两年后，刘汉的另外一位大将也是后来的后赵皇帝石勒屯兵葛陂的时候，佛图澄才找到值得投奔的人。 当然，像石勒这么一个喜怒无常的残暴家伙，一个和尚哪怕再有名，无缘无故凑过去恐怕只能是找死的节奏。佛图澄自然不会这么干，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先投到石勒手下将领、笃信佛教的郭黑略帐下做了个幕后军师，然后这位平素战绩平平的佛系将领突然用兵如神起来了，连续打了几场让石勒觉得不可思议的胜仗，终于让佛图澄以道术和智慧双绝世外高人的身份见到了石勒。 风彩卓然的佛图澄自然是学识渊博且口才出众，又现场随便表演了一个一盆清水里生出闪闪发光七彩莲花的魔术，（这是记载佛图澄神迹里我觉得唯一能够破解的），让石勒一见就大为心仪，颇有留用之意。关键是通过初步测试，屏退左右深谈之时，佛图澄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说要辅佐石勒当皇帝，让当时只想好生做个大将军的石勒顿时起了（也有说是坚定了）争霸中原的念想。 （佛图澄见石勒，情节上跟《封神榜》里的高人出场非常相似，所以有人批评《封神榜》里关于西方二圣的描写毫无佛家气息的时候，我往往说这大抵就是佛家进入东土的实际状况。）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佛图澄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他不断施展自己神鬼莫测的本领和高超的心理学，不断取得石勒的绝对信任乃至由衷的崇拜；第二，他利用自己出神入化的占卜技术和出众的谋略，指导石勒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第三，他利用他出类拔萃的医术赢得了石勒的军队和占领区民众的拥戴；第四，他利用前述种种，开始建立寺院，广收弟子，开坛说法；第五，他成功的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宗教人士发起的一言止杀。 佛图澄告诉石勒，要想当皇帝，必须少杀人，只有立德才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得到四灵之佑（据说佛图澄话里真是用到了四灵的），不然，即使当了皇帝，扫把星也会出来的。我们不管佛图澄这些话是不是符合佛家的理论，有无剽窃和借鉴儒道甚至诸子百家的说法，但从效果上看，佛图澄以佛法的名义大大感化了一身蛮性的石勒。 当然，佛图澄也没亏待石勒一家，从此，这个号称显密兼修，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彻见千里外事，又能预知吉凶，兼善医术，能治痼疾的西方教圣人就来到襄国（今邢台市），投到石勒部下，进而跟在石家家主身边辅导，出谋画策，辅助石勒称帝，建立赵国（史称后赵）。与此对应，石勒登位后，对佛图澄十分崇敬，有事必先问佛图澄，而后才发令行动。石勒死后，石虎废除其子石弘，自称天王，对佛图澄更加敬奉，直到后赵建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三百四十八年，算来享年已经一百一十七岁的佛图澄去世。 有关佛图澄的神异事迹，各类典籍中记录甚多，莫高窟中甚至以全景式连环画方式对部分事件进行了描绘。在这些神异事件中，尤以以水洗肠、闻铃断事、龙岗咒水和幽州灭火最为有名。 以水洗肠是佛图澄最为广为人知的一个神异。说是佛图澄左乳旁有一小洞直通腹内，平时用棉絮把小洞塞住，如果想读书，就把棉絮拔掉，洞中发出的光亮可以使一室通明。逢到斋戒之日时，佛图澄来到河边，把肠子从洞口掏出来，用水洗净，然后再装进腹中，据说这个洗肠子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圆寂。 闻铃断事却是佛图澄最为常用的神通，说他听见塔铃之声就能断定事情的凶吉，没有一次不灵验的。而且用麻油掺合胭脂，涂在手掌中，手掌就成了镜子一般，千里之外的事物，全部显现于手掌之中，不仅他自己能看到，也能使持戒治斋的人看到。《高僧传》中有关佛图澄闻铃断事的神异事迹有好几次，当然最厉害的那次则是擒获刘曜一事。公元三百二十八年，前后赵进行了一场决战。当时，刘曜亲自率兵攻打洛阳，石勒欲亲自率兵抵抗刘曜，文武大臣无不劝谏，石勒心意不定，因而前去拜访佛图澄。佛图澄对石勒说，佛塔相轮上的铃声告知说：军队出征，刘曜必擒。于是石勒留下长子石弘和佛图澄共同镇守襄国，自己亲自统兵直指洛阳。两军激烈交战，刘曜军马大败而逃，刘曜落荒被捉，押送至石勒帐前。此时，远在邢台的佛图澄就用麻油胭脂神通，看到手掌中有许多人，其中一人被绑缚，朱红丝线束在脖子上。佛图澄因此告诉石弘刘曜已擒，据说两件事情的时间是相当吻合的。 而龙岗咒水和幽州灭火则是佛图澄在襄国期间当着两任后赵皇帝玩出来的公众神异事件。龙岗咒水（也叫敕龙咒水）是石勒时期的，当时襄国缺水，佛图澄告诉求助的石勒说只有敕龙了，佛图澄跑到已经干涸的水源处，拿着圣旨，坐于绳床之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同时，一条长五六寸许的小龙随水出来，然后，“水大至，隍堑皆满”。幽州灭火则是石虎当面，当时正在和石虎边喝酒边谈论经法的佛图澄忽然说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取酒向幽州方向狂喷，然后告诉石虎说已经救灭，后来石虎得到幽州消息，说那日火从四大城门烧起，其势猛烈，忽然从南方飘来一层黑云，既而天降大雨，雨中还能闻到酒气。  佛图澄在赵国弘扬佛法，推行道化，所经州郡，建立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追随他的弟子，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多达万人，而且门徒中高僧辈出，著名弟子有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 释道安是佛图澄指定的接班人，也是中国佛教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广大教化主。佛图澄、道安、慧远这样连续的三代高僧，直接让佛教在中国的地位站到和儒、道、玄相提并论的高度。竺法汰、竺法和是道安的重要帮手，也是开一时风气之人杰。 其余几位也不得了，僧朗是个大众偶像，人称朗公，苻坚、慕容德、姚兴对于朗公皆很尊敬；比丘尼安令首则是石赵兵部令徐冲之女，博览群籍，思致渊深，曾造五寺，从者二百余人；而竺法雅妙达精理，研测幽微，创立以老庄思想为主的国有经典解释佛教经典的格义佛教一派，后来被道安批判才逐渐衰落，却也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我们很多时候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时候，因为佛图澄并未留下什么佛家著述或者高妙的法语，加上他那些佛教色彩并不浓厚的神通，往往就忽视了他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在那个局势最为板荡、思潮最为混乱的时代，佛教到底要如何占领东土的市场，佛图澄选择的与石勒合作是一条最为专注、最为合理、最为有效的方式，我就经常觉得佛图澄当时建立中国特色的佛教的理念及其实施规划就是最好的经济学教案，遂有诗： 七律—佛图澄 自彼胡僧过洛阳。风铃先断石家昌。 帷中掌镜观擒敌，敕下龙漦诺浣肠。 为证弘慈疏法典，偏因拯暴见微光。 道安慧远迁延后，百叶莲花万国香。 说到一言止杀，熟悉历史的朋友更容易想到的人物却是丘处机。而由于金庸的缘故，更多人却认为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是个民族英雄。 非常遗憾，虽然丘处机的师父也就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大体如金庸小说里说的，是个文武双全武功高强的主儿，也住过终南山上那座活死人墓，但全真教从来就没有和金国官方有过任何的武力对抗，而且出生在山东登州的丘处机实际就是个金国人（王重阳与全真七子都是），甚至在他四十岁时应金世宗之召去燕京，担任高功（斋醮礼仪的头号法师）主持官方斋醮活动，并给金世宗讲过法。 丘处机是全真教的第五任掌教，他执掌全真教时期，正当金元交替之际，金、蒙、宋三方统治者，出于笼络人心的需要，都极力争取在民间拥有强大势力的全真道的支持。金宣宗与宋宁宗先后遣使至山东栖霞请丘处机出山，但丘处机皆未应诏，他认为金宣宗有不仁之恶、宋宁宗有失政之罪。而等到远在西域征战的成吉思汗遣使来召的时候，丘处机顿时不再高冷，欣然从了命。 善于审时度势（其实这时机的选择有点晚，蒙古崛起已近乎世人皆知，完全比不上佛图澄）的丘处机认为这是发展全真道的大好时机，立即应召，以七十余岁高龄，率领赵道坚、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弟子赶往燕京，在燕京得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且希望尽快见到丘处机时，这位年过七旬的道教领袖只能不辞万里跋涉，两年后在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行营见到了成吉思汗，实现了后来道教津津乐道的龙马会（成吉思汗属马，丘处机属龙）。 实际上，龙马会不是太成功，大家谈得并不愉快，成吉思汗虽然口口尊称丘处机为神仙，但他真正需要的是这位传说中已经三百岁的长春子手里并不存在的长生不老药或者养生之道，而丘处机“清心寡欲为要”的答案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至于治国和统一天下“敬天爱民为本”、“在乎不嗜杀人”之对也毫无出彩之处。 丘处机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年，双方谈过几次之后，大家心知肚明，双方从技术合作回到战略合作层面。东归的丘处机获赐爵“宗师”，掌管天下宗教，成吉思汗还赐金虎符和玺书，诏免道院及道众一切赋税差役，并赐居于太极宫（今白云观），后敕改为“长春宫”（以丘处机道号为道观名）。从此，丘处机得以弘扬全真教、广建道观，掌管天下道教，取得了蒙古国国师的地位，长春宫也成为道家第一丛林和全真道的中心，（现在更是全国道教的中心）。 丘处机的一言止杀，首先来源于他没见到成吉思汗之前写的一首诗（我觉得这个是他三选一的托词而已），然后就是弟子李志常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当然，《元史》里也有过简略的记载。实际上，丘处机这个所谓的一言止杀效果极差，不仅仅和佛图澄有天壤之别，很有可能根本就没起到效果，成吉思汗死后可是灭了党项人的族，亚欧各国似乎也没从止杀中得到啥好处，最多就是丘处机凭着虎符和玺书解救了一大批被奴役的中原人，（当然也是莫大的功德）。 也许是我对这件事的态度不合时宜，我第一次去白云观也不太成功。那是个阴历二月初一，天下着雪，我下去三点过才去，结果这个道教协会所在地的隔壁四点半就关门，四点不到就开始轰人，让我还没转出个名堂就狼狈而出，只好对着门口照壁上赵孟頫的“万古长春”四个大字发半天呆，回来后写了个七律： 庆会马龙西域遥。神仙掌定宋魂招。 一言止杀衰千派，万古长春已数朝。 欲析龛尘香客满，但闻雪气道风消。 幽怀未起遭人逐，亦为重阳半折腰。 茶花摄影：风竹秋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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