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马帮：“上缅甸、下泰国”，泰缅边界上的华人跨境贸易

在某段历史长河中，穿梭在泰缅边境、东亚与东南亚各国的云南华人，他们因为战争、经济或宗教等缘由，数度辗转于多重地理与社会边界。最远的，在埃及的伊斯兰神学院；最近的，就在隔一条边界线的缅甸。

他们在世界各地留下迁徙的痕迹，然而那是如此的错综复杂。2015年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了民族志专书──《越界:缅甸云南移民的故事》，描绘了云南华人的移动路径、遭遇与改变，穿越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界，更是关系性别与身份等社会界线。藉由移动，使得各种形式的穿越成为可能。

正因如此，随着历史，泰缅边界干季时的烟尘，和雨季时的泥泞，仿佛就在眼前。

壹

为何移动：从“穷走夷方”到“当代”马帮

“穷走夷方急走场”是云南一句普遍的地方谚语，它所传达的是身处贫瘠高山地区的面貌：当在困苦之际可以依赖的经济活动，即是加入马帮商队，远走异族地区，或者到矿场（如缅甸的玉石场与银矿场）去营生。

历史上云南马帮的行走远及中国境内的西藏、邻国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在西南中国，山高谷深的环境交通不易，物资得仰赖骡马商队运输通达，运送茶饼的茶马古道便是一例。至于“当代”的马帮，则专指1950-1980年代泰缅之间的“地下”商运行为。

这段期间的缅甸历经了独立后的不安与后来军政府的高压。缅甸军政府“收铺子”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大票变”货币改制则更陷入绝境。国家经济崩盘、市场经济失调，让缅甸社会的民生状况十分惨淡。此时，“马帮”驮运担负起重要的社会功能，频繁地穿越泰缅边境，沟通双方的物资需求，形成了“黑市贸易”经济。

过去，说起马帮往往牵涉大烟等负面形象。然而，大烟只是众多商品之一，就当地普通百姓而言，也是现实生计的一环。当代马帮，将其赋予积极的角色：这是维持缅甸民生的重要支柱，促成了泰缅的非正式经济圈。这些经济活动无法被官方记载，只能秘密进行。

整体来看，云南华人的迁移面貌与历程更是错综复杂。

首先，云南华人本身囊括了各种迁徙因素，包括：难民、军事、商贸、劳工与文化等；而移动目的地也非单一，可能从云南到缅甸再到泰国，各节点还会因为各种缘由，而穿插日本、中东与其他东南亚各国。每一次的移动，都重新堆叠、改写他们的生命经验、社会处境、对自身以及群体的看法。

不同类型群体间，可能有共同的姻亲关系，或是同学、同事等；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也意味着他们的地缘关系是高度叠合的。这就像是一捆不可能理清的毛线，被勾在世界各个角落。

很少有一个群体在数十年期间，能有如此多重的迁徙与改变，并嵌入多国多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面向中。

贰

“上缅甸、下泰国”：在边境上流转的财货

马帮常以“上缅甸、下泰国”这句话来表示贸易商队的动向，而不同的方向所载运的货品也有所不同。从缅甸出发到泰国的有大烟、玉石、木料、药材、兽皮与古董等等，从泰国所输出的品项就更为多元了，包含布匹、毛线、洗衣粉、电池、夹脚鞋、药品、铁皮、收音机、手表、脚踏车、天书（农民历）、画报、小说、字典与教科书等。

举例而言，在缅甸掸邦首府东枝的纺织业所需的毛线与机械，大多是透过马帮从泰国驮运而来；而裁缝的设计样本，则有来自日本的《贵夫人时装》杂志。

这些外来品不可能从当时缅甸排外政策下的国内市场取得，而是必须托付马帮翻山越岭，穿越各种风险才能获得。很难想像，在遥远的泰缅山林之中，满足物质生活已相当困难，却仍有相当多的文化用品，支撑着精神生活。

能支撑如此高风险行为的，不外乎是高额的利润。如泰国一条5两重的金条，可换到10-15zuai的大烟（重量单位，1zuai约为1.6公斤）。从大烟兑换价值的变动中，可以端倪出地下价格的波动。

不仅利润高，商队的金额流量也高得惊人，举例而言，马帮依照出动的骡马数量而分大小帮。小帮有数十匹骡马，大帮则可达数百，甚至近千匹。布匹、文书等商品便一驮驮地背负于骡马上。然而，驮货的不仅是骡马而已。每两到三匹骡马必须由一位驮夫照料，而某些驮夫则专门负责背负昂贵的物品，一个商队所肩负的财产规模是如此惊人。

如此高金额的活动，其风险便不是单纯的“道阻且长”，也不是地图上那条抽象的国界，而是边境山林之中各具不同利益背景的游击队与缅甸政府军相互争夺又不断协商的历史过程。

正因如此，大帮的马帮必须有军队护送，才可能安然抵达目的地，而镖运的军队来自不同民族的武装部队。

几个穿着果敢同盟军军服的老兵

叁

“协商”：泰缅边界的穿越

“在当代马帮商运之中，军事力量的镖运护送是相当关键的，让泰缅边境的非正式商运成为可能。但是，就泰国来说，这些被安置在边境的自卫村同时是稳定泰北边疆的治理手段。怎么理解军队同时是稳定边界、又维持边界穿越的角色呢？”

事实上，通过“协商”可以了解泰缅边界的穿越到底是怎么回事。

缅甸克钦独立军

很多时候，大家对边境的想象是两个权力主体的界线，从高层政治的视角思考“稳定”、“画设”、“管理”边境如何成为可能。这些力量固然会通过各种治理手段影响着两国的人货流动，但对实际生活在边境上的人，不一定如此受限，而是在各种“协商”下穿越彼地。以上所提的军队与边境之间存在的问题：

“不冲突的时候就是朋友，看似立场对立的团体，也会透过各式“走后门”的方式，为彼此开方便之门。”

因此，就算泰缅边境有泰军驻扎与严格的人员进出限制，但只要“上税”给“地方”，便能重启移动生意。同样的方式也能用在跟缅甸地方势力和政府军的互动：自1980年代起，走私以公路上的运送为主力，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平民所从事的公路走私，在泰缅之间的路段，竟然是依赖缅甸军方的“蓝头车”来运送。

这些看似能以“非法走后门”、“有钱能使鬼推磨”一言以蔽之的行为，背后牵起的是复杂的跨境非正式经济网络。这网络并非单纯的“非法所得”，而是维系缅甸边界线居民的救命线，更是缅甸维持经济运转的重要基石。

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市场逻辑并非完全主导了经济行为：不同利益团体随时可能“谈不拢”而关闭后门、大打出手。高利益、高风险的马帮生意，背后彰显的，正是边境上各族群间不断地“协商”互动。

肆

对“地图”的想像

当时马帮的主要出发地与目的地路线的两端分别是泰北边境上的村落，以及缅甸的城镇。马帮的主要路径穿梭于缅甸掸邦山林。马帮行商经过的地点有着各种名字，却无法定位在地图之上。很多感官体验与口耳间的讯息流传，是无法被刻画在地图上的，然而这却是马帮行动的主要逻辑。

地图上的点、线、面资讯，仰赖的是有系统的测量调查。这样的调查往往和重大基础建设或国家治理有密切相关：能被绘出的事务，即可以被调查的事物，也是可以/必须被治理的对象。

这概念就像世纪帝国游戏里的斥侯一样，到处探索，将迷雾般的黑暗地区转化成可视的空间。然而，在掸邦山林中并不存在着某个权力中心，清点调查村落位置与路线，甚至大多数的时候，村落与路线是不断变动或临时的，而非永远定居某处的。马帮并非通过既定的地图行走，而是通过山河环境线索、时时变动的处境与消息来决定行与驻、去与留。

因此，马帮衍生了许多行规、禁忌与组织形式来保证移动的可行，而这正是马帮的“地图”：包含空间观、方向感、地方感与行动准则。这样的“地图”同时表现了“边境”山林的空间意涵，边境并非纸本地图点线面的具象，而是体现了马帮驮运行动、与各个势力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