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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本深文学创作访谈录

 云外庐 2021-03-08


    

    姬盼(以下简称姬):李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有机会采访您。大家都知道,您不光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剧作家、军旅题材作家。近年来,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这多重身份在您身上是怎样体现的呢?不知道您近段时间沉浸在哪种艺术门类中呢?

李本深(以下简称李):谢谢!能接受您的采访,我也感到非常荣幸。最近这几年,我在文学方面,尤其是在小说写作方面几乎完全是一种沉默状态了。引得好多朋友问:李本深是不是罢笔了啊?其实没有。我还在写作,最近这一篇中篇小说《青春骰子》就是我还在继续写小说的明证。至于影视剧这几年倒是写作了一些,比较能说到桌面上的不过就是那部2006年元旦曾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热播过的22集连续剧《铁色高原》,写的是铁道兵修筑成昆路的。还有一部电影,原来的名字叫《我的香巴拉我的梦》,前些时候他们在草原拍摄的时候把名字改成《甘南情歌》了。对影视剧的写作一般都是临时性插入的。我还有一样爱好,就是书法,在接受您的采访之前,我正被一帮朋友拉去灌了一通酒,然后用毛笔写字。您瞧,我的角色就是这么个混杂角色。没有个一定的安排,似乎一切都是由着性子来,本人天性又比较懒惰,从来没有未雨绸缪,往往都是临渴掘井。我的桌上总是散乱地放着一大把毛笔,像烤肉的签子。每次写字,我生怕冷落了哪一支笔。最后拿起一支秃笔来,轻轻地说声对不起,也得在纸上挥洒两下,似乎这样才心安理得。其实在古人那里,写字和写作原本就是一回事。王羲之那个时代,哪里有什么书法家协会?顶多在兰亭喝喝酒,了不起了。

 姬:在所有您的作品中,不得不提到《丰碑》。《丰碑》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入选中文教材之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生命的苦难与死亡是悲剧存在的人性基础,这使这篇小说注定地带有悲剧色彩。您能不能谈谈创作这篇小说的心路历程?这篇小说中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人物原型呢?

李:这话题不少人问过我,我一般只是泛泛地回答,今天我想比较具体地回答一下,正如你所说的:“生命的苦难与死亡是悲剧存在的人性基础,这使这篇小说注定地带有悲剧色彩”。可见在文学底蕴方面,我和你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这篇很短很短的小说,之所以能被人们认同,受到一些感染,其原因就是你方才这两句话。生命的苦难与死亡的确是所有悲剧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把话说透些,这篇小说里写的虽然是红军的故事,其实从广义来看,表达的则是人性中最普遍也最伟大的那一部分:为同胞,为他人舍己。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信奉义薄云天之举。赵氏孤儿说的就是这种精神。所以这并非红军所特有的,而是我们民族特有的高尚情操。至于当时的创作冲动,由来是这样的:我们军区文化部,有一位让我十分尊敬的文化部长,他叫赵戈,上海人,是贺龙120师战斗剧社出来的老战士,有一天,我陪他散步的时候,他回忆起当年120师过云中山,天气奇寒,“冻得人直想尿尿,只想哭”,就在那山上,活活地冻死了两个人,还都是后勤部的人。我一听,心头一热。回到家就写出了现在这个《丰碑》。寄给了解放军报。出来之后,《小说月报》慧眼有识,立即转载了。所以我至今还非常感念《小说月报》。

 姬:作为一位军旅作家,您始终秉承着纯粹的军人理想和崇高的英雄信念,构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叙事话语。在您的作品中,体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责任感。在当下军旅文学作品边界模糊不清、世俗化叙事充斥其间的大背景下,在当下价值观多元的文学环境中,对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什么在支撑着您对军旅题材文学作品的坚守呢?

李:说我是军旅作家,其实我的写作中一多半的内容是非军旅生活的。比如前几年出版的那部长篇小说《桃花尖》就完全是写中国西部农民的。这本书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来说,还算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

说到大西北的军旅生涯,我当兵是在岳飞“乘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那贺兰山里。当时中苏冷战,北方边境就吃紧,我们一边挖山洞,一边用俄语练习“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贺兰山组歌》那大概近乎一种新边塞诗,自然热血澎湃,慷慨激昂。如您所说,有一种“英雄信念”在里面。那时候我饿鬼找食物似的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书来读,但书总是少得可怜,我拿了介绍信到县级图书馆里去说要借阅图书来搞大批判,才得以借阅有限的书,但有一个条件:每借一回书必须缴纳一封批判稿。所以逼得我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说假话了。但好在我此后写出的一些反映西部军旅生活的小说中,基本上说的都是真话。如中篇小说《沙漠蜃楼》、《吼狮》。

 姬: 长征、红军、延安、“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说,西部这片热土,和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作为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个军旅作家,这多重身份对您的西部军旅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呢?

李:中国西部无疑是一片热土。这里可以追寻我们中华民族的源头,伏羲女娲、三皇五帝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同样是一片热土,这里的文化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西部有西部独特的东西,有西部独特的性格。长天大野,开阔、袒露、雄浑、粗犷。从革命史来看,西部又慷慨养育过红军。我从小生长在河西走廊的武威,那个地方古代叫凉州,汉武帝设的河西四郡之一。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不就是凉州词吗?所以我一看到这诗句,就想到王翰喝醉酒肯定就是躺在我们家门口的。您说这些东西能对我的灵魂不产生一点影响吗?英雄气,壮士气,风萧萧兮易水寒啊。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自然也就会透露出几分悲壮、几分怆然、几分阔大与雄浑。

姬: 20世纪80年代初,以您为代表的西部军旅作家小说中的“苦难”情结,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西部军旅文学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苦难的极致化使小说中出现大量关于死亡的叙述,对“苦难”的书写把作品中的现实色彩与英雄主义人格的精神气韵内在地融合在了一起。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一些作品对“崇高”的刻意追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难免会有一些模式化的痕迹,少数作品甚至模糊地带有一下过往时代“两结合”式的残留。针对这一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吗?

李:我写过一首《天马歌》:“神駿躍天涯漠風追塵亦堪嗟拳拳靈毛凝雲氣殷殷汗血落朱砂戰罷猶自嘶若吼歸來且看血似霞可憐今日芳草地馬肥等遊人誇。”这诗里其实写尽了我心中的感慨。我写作军旅题材作品之初,是带着“汉家神骏”意态切入的。戍边从来都苦,“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嘛。所以从古到今写到边塞,都无非一个苦字。当初发轫的军旅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突出在苦和难这两个字上了。说是崇高也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惯性也可以。为民族献身乃千古大义啊。但话又说回来,你总是说牺牲啊、献身啊,写着写着也就没什么劲儿了。边塞诗虽好,天天读也会腻的,也就希望读一点“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可军人生涯中又不具备这种精神配方,于是尴尬就产生了。对此种情形您描得的比较文气“模糊地带有一下过往时代“两结合”式的残留”。你很聪明。

 姬:宏大叙事、悲情色彩一直是军旅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军旅文学承载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重担。与此相对应的,新时期文学的许多作家开始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对于这一点,军旅文学还处于失语的状态。几年前《士兵突击》的热播,在基层官兵身上表现的点滴喜怒哀乐,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反响。您怎么看待军旅文学与基层官兵生活关系的疏离呢?

李:不管什么主义,文学的基本命题是千古不易的,那就是,文学的主体是人。是人自己,军人也是人,不是一种绿色符号,但军人的确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一切军事化,而军事化的特点就是一切整齐划一,反对个人独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古代来看,我们记住了卫青、霍去病、李广,因为他们是运筹帷幄中人。我们还记住了什么基层官兵吗?或许只记住了一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还有就是害得孟姜女哭倒长城三百里的那个万梓良。但万梓良好像还算不上是基层官兵,似乎顶多能算是个民兵。所以现在军事文学的困惑不是现在才有的困惑,而是自古就有的困惑。如您所说,军人肩头似乎还得承载三大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重担。所以,说他们崇高真不为过也。你举例《士兵突击》,恰恰因为它“比较现实地表现了基层官兵身上的点滴喜怒哀乐”。所以才有了几分亲近感,不让人觉得很疏离。

 姬:在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特色军事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许多专业军旅作家早已远离了部队生活,对当下部队的变革不熟悉甚至产生了隔膜,这成为近些年军旅文学和当下的军旅生活有不小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创作出直面当下、直面现实的现代军旅文学作品,成为了摆在许多军旅作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您对于这种现象如何看待呢?

李:您说不少军旅作家早已远离了部队生活,对当下部队的变革不熟悉甚至产生了隔膜,这种判断是比较现实的。我应该也是其中之一。这似乎成为了近些年军旅文学和当下的军旅生活有不小差距的一个原因。我的同学张波写过一部比较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和平年代》,他说当时闷在宾馆里,头都要憋炸了。我还有个朋友江奇涛写军事题材电视剧,导演都不敢安排他住高层,只安排他住宾馆一楼,为什么?怕他跳楼啊。因为望而生畏,所以就选择远离。去寻找可以痛快地挖掘人性的题材。去寻找全人类的文学语言。因为远离,所以就更加隔膜。您所说的“直面”是个好词儿,但不容易做到。所以重大课题仍旧是重大课题。

 姬: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军旅小说中的现代都市形象往往代表隐在的“军营以外的世俗世界”,用以与大漠冰山世界进行对比和反衬。西部高原的军营哨卡象征孤独人生状态中执着的精神追求,现代都市生活则充斥着物质享乐的浮躁与喧嚣,主体因而被放置于非此即彼的抉择里,文学创作是否应该把军营生活和现代都市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呢?

李:恐怕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其实谁不想把军营生活和现代都市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呢?用“军营以外的世俗世界”与大漠冰山世界进行对比和反衬,我看那也真的是没办法的办法,再往前走便黔驴技穷了。我至少反对把军营以外的生活完全世俗化,因为这样写是违背真实的。

姬: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故事的回归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学表现出了很强烈的通俗化趋势,您怎样看待军旅文学通俗化的问题?特别是军旅文学逐渐远离了传统的纯文学期刊,被改编为电视剧,您怎样看待新时期军旅文学与电视剧的同构关系?

李:说实在的,我对现在的军事文学作品知之甚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作品,这方面的电视剧,特别是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只偶尔扫一眼就跳台了。因为我完全知道他们会编什么故事,甚至说什么台词。文学可以表现出很强烈的通俗化趋势,唯独军事文学无法与强烈的通俗化趋势并驾齐驱。充其量也只能靠一点边,来一点似乎通俗化的点缀和装饰,以勉强博得观众的关注而已,比方人物对白可整点网络时代的靓词儿什么的,不过也就这些伎俩了。所以远离纯文学期刊是必然的,争取与电视剧的同构关系也是士兵们在想办法“突击”。

 姬: 众所周知,剧作家不等同于编剧。我们很难想象有人把关汉卿、汤显祖称为国家一级编剧或者金牌编剧,一般都尊称为剧作家。因为创作的体裁不同,才有了或小说家或剧作家或诗人的称谓的不同。而剧作家什么时候被称呼为“编剧”了呢?一个“编”字匠气十足,好像剧作家成了手艺人。剧作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匠人似的编造。一个称呼的变化是否显示了剧作家地位的变化?是否受到了世俗化的玷污?

李:现在的剧作家俗称编剧,如您所说,的确是一帮匠气十足的“手艺人”。这不是我有意要贬低这伟大的行当,而是市场大潮的冲击使然,据说在皇城根底下,至少“漂”着十万编剧。他们天天挟着剧本和故事梗概往窜于各个大大小小的影视制作机构之间。我们已经进入匠人时代,所以还在乎什么剧作家的地位变化呢?听天由命吧。

 姬:元明清三代的数百年间,中国作家的主体是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名录中,一半是写过剧本的作家,三分之一是以剧作的成就获奖。戏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而在当下只处于很边缘的角落。茅盾文学奖几乎没有授给过剧作家,不少当下文学奖项已经把戏剧文学放逐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之外了。勇于为民族为时代代言的作家、剧作家,才情固然不可缺少,比之才情更为重要的是不是还有勇气与真诚?对这个问题您怎样看待?

李:其实你已经把这个问题说透了,为什么把剧作家逐出文学的伊甸园,而把他们统统归置在某个“很边缘的角落”?。您的回答是“勇于为民族为时代代言的作家、剧作家,才情固然不可缺少,比之才情更为重要的是不是还有勇气与真诚”,精辟之极,对此我百分百赞同!所以现在不大可能出关汉卿那样的人了。

 姬:由您担任编剧的电视剧《铁色高原》再现了当年铁道兵修筑成昆铁路的真实场景,其中的女军医陆玲琅这个角色因频频出现在士兵营引发了观众争议。曾当过铁路工人的观众表示,当时部队上的军医是不可能像剧中人物陆玲琅一样随时出现在士兵营的。当然,《铁色高原》是艺术作品不是纪录片,剧中的女军医陆玲琅只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是作为编剧而言,剧中人物角色的内在真实和细节上的真实感,和现实中的真实场景的差距,艺术与现实的边界在哪里?如何界定呢?

李:《铁色高原》是我付出真情和心血最多的一部电视剧。我敢坦言,那是一部讲真话、说人话的电视剧作品。为了写作这部电视剧,当时我甚至被逼迫不得不提前退休!但我个人的委屈不算什么,铁道兵修筑成昆路的悲壮与惨烈那才叫惊天地泣鬼神,每公里不到就倒下一个战士,至今,在一个桥墩里还浇筑着一个铁道兵士兵的身躯,原因是极度疲劳和误操作造成的,那个士兵至今还凝固在那个大桥的桥墩里,你用探测仪器就可以看到他。你说悲壮不悲壮、惨烈不惨烈啊?2006年元旦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时候,不少观众几度失声大哭,提出抗议,说太惨烈了,看完之后得站到路灯下喘息好久才能让心情稍稍平静下来。至于女军医,当然是有的,问题是有些观众是把当年的铁道兵跟现在戒备森严的军营当成一回事了。其实,当年的铁道兵破衣烂衫成天跟十万民工混在一起,腰里扎着草绳,穿的工作服都是从朝鲜战场上拉回来的那种,好多衣服上还有血迹!所有的人连吃饭就没张饭桌,都是圪僦在山凹凹里。这不就是真实,不就是细节?所谓“边界”其实不存在,关键是要把铁道兵当人。

 姬: “文学是影视的母体,剧本是成功的关键”,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剧本对于影视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剧本创作急功近利,总想现炒现卖,过度市场化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各种文学作品风生水起,急匆匆向剧本改编方向冲去,仿佛一朝被改编,鸡犬可升天,情节越来越少,对白越来越多,编剧市场一时貌似繁华。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剧作却几乎没有容身亮相之处。现在编剧匠似的剧本写作在影视剧生产中相当普遍。文学意识的弱化,戏剧作家首当其冲。您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是什么产生进而蔓延了这种现象呢?

李:我只说一种感觉,现在不少作家,剧作家,一听说写电视剧本,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吐。“文学是影视的母体,剧本是成功的关键”这是以前的话,说的有道理,但照现在的情形可得改改了,至少头一句话应该这样说——影视是文学的母体,投资商是影视的母体,市场是投资商的母体。至于剧本,那也就随行就市了啊。所以时下里就更感概西楚霸王的乌江之叹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看电视剧。

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剧本的创作,业界有这样一个共识:艺术源于生活。无论是网络、媒体写手,还是专业作家,没有对生活的深刻认知与反思,就没有这个“米”。那您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如何体验、观察、反思生活的呢?对于生活的一系列感悟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呢?作为剧作家自身而言,也要反思:我们的剧本创作是否及时而深刻地记录了时代人心,是否真实地传达了民众诉求,是否能够载入现代文学史进而被历史铭记?

李:生活中有镉污染大米,染色大米,其实影视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其形必有其影,生活污染和精神污染同是一个钱币的两面。至于“及时而深刻地记录时代人心”,“真实地传达民众诉求”,“能够载入现代文学史进而被历史铭记”在我看来,真不啻于一千零一夜。

姬:南京大学一位大三女生写了一部话剧叫《蒋公的面子》,讲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该剧至今已经公演了近百场,并且实行零赠票,引发了业界广泛关注。许多艺术类院校的文学专业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文学教育,都是在做程序,于是类型化、雷同化、模式化的影视剧作品比比皆是。我们刚才说到,艺术来源于生活,那么,艺术院校的文学教育,怎么才能做到两者的融合统一呢?

李:我没看过这个话剧,但我似乎敢断言,该剧作家说的应该至少是人话。不然,不会公演近百场,实行零赠票,引发业界广泛关注的。我还想说,千万别迷信中国所有艺术院校的所谓“文学教育”。那基本上能让一个正常的人、有希望的人变成废物。

 姬:近年来,在缺好剧本的大背景下,有不少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与此同时,不署名、拖欠稿费等一系列问题,多次引发关于编剧待遇与地位的讨论,对此石钟山不讳言“挺为自己的职业抱不平的”。他说,现在中国的编剧还是属于弱势群体,他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谁把编剧当回事》的文章。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系列的现象呢?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编剧的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妓女的心态,脱裤子的时候就担心嫖客不给钱。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咒骂编剧,至少我也是个编剧。那就换种说法,至少,如果不是妓女心态,那也是民工心态,跳楼讨薪者比比皆是。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

 姬:您有没有即将面世的新作品?您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之路上有没有寻求新的突破?

李:接下来,我可能会完成一部童话。我忽然发现写作这东西比较自由。因为是童话。至于新的突破,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等着我。这比我的书法还没个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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