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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免疫学、星球化以及远地乌托邦 ——《流浪地球》观后遐思 文|鲁问水 地球就这样无依无靠地在暴风雨般的苍穹中流浪， 没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 人类以近乎自我毁灭的方式使地球从浩瀚宇宙极其渺小的灾变之中幸存了下来，一万多座地球发动机喷射而出的蓝色等离子光柱产生的彗尾，划破苍穹，瞬间让人明白康德所谓的“崇高感”：从人类遭遇的最巨大的天体畸变的破坏力，以及人类最为陌生的无垠而恐惧的星际空间中重新找回大地的安全感以及尊严不可谓不崇高。地球，它是造物的恩赐与神话，它也是人类所知的一切生命、思想与创造的根本基础。此刻，人们不再在头脑与哲学的形而上学冥想中去猜测地球的轮廓与形象。自然科学的胜利与人类科技的高度发展已经足以让一切骗人的鬼话、神秘的幻象以及先知的预言毫无立足之地。人类试图牢牢地把握地球的命运，因为那正是人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流浪地球》正是以未来的宇宙诗学为我们重新思考宇-地关系、人-地关系、技术本质、世界空间以及人类命运等诸多命题打开了新的视野，同时其内蕴的叙事逻辑与无意识症候则成为我们反思人类知识与认知本身存在问题的突破口。 地球免疫学：球体空间的自然幻觉 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的，正如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也充满曲折。古代哲学家所直观到的是自然物理意义上的大地与星空，星空犹如包裹在地球外部的穹顶，地球也因此被理解为世界的中心，同时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与天主教的宇宙观中，地球只是整个苍穹中最为卑微最为遥远的位置，即宇宙等级的最末端的“尘世”。中国人则认为地球是方块状的，而天则是倒扣在大地之上的“锅”，“天之下为地”。地球仅仅作为超验的天体存在于人们的玄想之中，它既是宇宙论的又是反思性的。人们将最完美的神性赋予地球，球形也成为了完美无瑕的图形。数学与几何模型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标准与工具。随着人类对宇宙的进一步探索以及观察实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提出，以及开普勒对于天体按照圆形轨道运行规律的背离，使得人们从理想主义甚至上帝的角度想象地球的认识失去了先验的基础。 自从欧洲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地球的认识论逐渐替代了本体论而成为中心。人类对宇宙的所有希望与好奇都投射到星空中，并毫无回应地迷失在黑暗、浩渺地无垠空间。失望之后，人们不再将眼球仅仅锚定在外部的星空，而逐渐开始探索、开掘与征服内部的空间。重返地球成为时代的呼声！地球成为了稳定、安全，舒适与生命的唯一立足点，地球从宇宙免疫系统转变成了人类世界的免疫系统，大气层则被人比喻为地球生命的安全防护罩。 一方面，地球免疫学指的是：地球是大自然进行循环的稳定系统，它能够自我调节，其中最基本的自然要素是：水、风、阳光、空气、石油和沉积物等等，其自我循环新陈代谢的功能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虚妄的幻想，只要脚踏在地球上就是安全的而不会被宇宙所吞没，也不会从地球上掉落。在《流浪地球》中，人类之所以没有选择建造大型空间站而逃离地球，既是因为技术还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但更加重要的是距离人类可行驶范围最近的星系中，只有地球的自循环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文明的绵延与更替提供坚实的保障。另一方面，人们并非抽象孤立地去认识地球，而是通过另一个词汇“世界”这一更加具体化的地方性概念来认识人们居住的星球的。正如希腊裔哲学家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所说，世界是指全副武装的人类开始控制整个地球，因此地球通过人类的各种干预而变成为世界，这种干预打开了人类生存的空间，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地球哪怕千疮百孔，但是它仍旧是人类情感与历史记忆的寄托，是念兹在兹的“家园”。 作为地方的“家园”并非仅仅指其自然物质或者地理空间的层面，更重要的层面是，由于宇宙的安全遥不可及，人们思索着自身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无论处在多远，都必须回归到自身出生活动的地方，这也是《流浪地球》中，人们为何选择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最基本的情感出发点。无论是传统中国社会还是传统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血亲的自然联系与对应的宗法制度联结的，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也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的人地关系是“以乡土为中心的天空之下”的地方性知识，那时的宇宙空间是垂直轴状的，那时的时间是符合自然农业节奏的循环时间。人类在有限的生活地域标记事物与方向，词与物仍旧是相互依赖性的统一关系。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用“恋地情结”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的地方情感，在电影中，对于浩瀚的宇宙而言，地球就成为一个地点，未来的中国人仍旧保留着对家园故土的依恋，所以地球也成为了我们始终无法割舍的归属、认同与方向。段义孚在《恋地情结》（1974）中指出：“也许未来的情形是，人类的忠诚感只会指向两个极端，——留在记忆深处的家园和整个地球”。未来人征服了空间与距离，然而却没有征服时间，因此只能像其先辈那样，终其一生在世界当中找一个很小的角落去扎根。 如果说这种作为地方情感载体的地球象征着人类生存条件之免疫系统，它不仅提供生命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而且也寄托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希望与人生意义。那么，这种免疫学在经历了现代性干预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的意识形态幻觉，它麻痹着人们的神经与认知，进而使人类自身在成为地球唯一主人的膨胀性主体意识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自然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自然即是政治！地球也不再是曾经的地球，而成为现代性技术与资本重塑的抽象空间。 地球的星球化：图像再现与空间重塑 德国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克断言：曾经，地球的描绘是形而上学家的任务，后来地理学家与航海殖民者接管了测绘地球的任务，“地球仪也以图像的形式再现了独一无二的整体和地理意义的单元”。在马克思那里，地球成为世界历史布展的疆域是随着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扩张事业而同时出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使一切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换言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地球第一次在经验科学的检验下而成为真正的圆形球体，而环游世界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地理学常识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简而言之，人类开始以制图学与图像学再现整个地球。地球仪正是大地测绘学上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它第一次从完整的经纬度位置信息的角度，让人们在手掌之中玩味观赏曾经神秘的地球。斯洛特戴克指出：“从1492年纽伦堡贝海姆地球仪开始，这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关于地球形态的模型，到NASA的地球摄影测量照片以及和平号空间站传来的地球的照片，现代宇宙学进程铭刻着在不同的媒体中地球图像的外形变化和精确化的印记。”这是其对地球图像再现历史的简洁概括。从阿波罗号登月计划拍摄的人类第一张完整蓝色星球照片开始，地球真正开始了其星球化的历史过程。 所谓星球化并非指地球作为整个银河系甚至宇宙的沧海一粟这种天文学常识，它指的是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将世界把握为图像”的开始，将地球作为图像与想象的建构物的开始。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由技术普遍强制的时代，在其中人类成了一切的尺度，主体获得了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此时真理变成了对确定性的追求，在计算性思维的主导之下，自然和历史受到了人类的“摆置”，即成了可支配性的客体和功能性的表象。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das Gestell），“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海德格尔看到了技术作为座架的思维方式的危险性本质，提出了科学技术筹划与地球统治的关系问题。“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被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人类以发达的重核聚变技术与航空航天动力技术座架整个地球，驱使其摆脱太阳的引力与轨道，达到逃逸速度进而迈向新的家园，这是《流浪地球》设置的未来社会时空条件。 地球表面上的一切都可以经过精密的科学计算与技术转换成为人类得以驱使地球流浪的能量来源。列斐伏尔借用阿克塞洛斯的词句说道：“只有让地球上的人们陷入焦虑之中，技术才能统一地球上的世界”。也只有如此，流浪地球计划才有其可能的前提条件，这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进步，它将培根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它也无法逃脱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视野，当知识成为人类生产力的权力象征，那么启蒙的人类理想就畸变为反人类的奴役神话。因此所谓星球化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对地球的全面征服，流浪地球计划则正是现代性思潮的极致与顶点。该计划虽然充斥着浪漫主义的诗意与情怀，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其内核却仍旧没有逃脱现代性统治的视野，将地球与人类的一切物质与资源都聚集起来，动员全球人员去围绕着地球实施一个人类有史以来的最浩大的技术工程——赤道转向发动机负责地球的停转以及逃逸路线的方向把控，而一万两千座推进式发动机则负责帮助地球摆脱一系列的天体引力，并全速推进地球前进——并孤注一掷地将地球与人类的未来赌在高度精密的地球逃逸计划上，除了令人感叹，人类在地球大厦将倾的最后一刻为团结自救表现出破釜沉舟，誓死一搏的悲壮勇气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意义。 伴随着地球星球化技术进程的是另外一种力量，这一点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早有预言：世界市场正在沉重地压迫着整个星球，表现在它的分工覆盖了全世界，因此支配着空间以及这个空间中的生产力的特殊结构，当然，还支配着财富的资源与经济的波动起伏的结构。地球地表空间因为自然灾害与温度的极端摇摆已经无法适合人类居住，人们通过对地下空间有史以来最浩大的工程改造与重塑，建立了遍布世界的地下城用来避难以及居住生活。 某种程度而言，这才是列斐伏尔阐释的“空间生产”的最极致的表现，即整个地球空间的重塑与再造。《流浪地球》确凿无疑地向人们宣示：人类的生存依靠于它们能够将范围扩展到整个空间的能力：延伸到所有土地；延伸到深埋在地下和海床上的地下资源——能源、原材料等等；最后延伸到被称作地上区域的部分，山脉甚至其它星球的空间上。 然而，列斐伏尔认为这一过程是与国家的力量并驾齐驱的。国家不仅是一种权力架构，而且更是一种空间架构。“现代国家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合理性，即积累的、官僚的以及军事的合理性，可以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并且从那种增长中汲取力量，用以扩张，直到它能够占有整个星球的程度为止”。 《流浪地球》暗示了民族国家权力与界限的衰弱甚至消失，但是整个星球的人员、财富与资源却都统一由所谓的“联合政府”按照计划支配，地球空间成为了同质化的、碎片化的与等级化的空间。谓其同质化是指地球之外、地球表面与地球之下都成为了可以任意分割的电子信息定为系统，都成为地球定为系统中抽象而同质化的“点”。一切都变成了可以挖掘开采的矿石燃料。谓其碎片化是因为，地表以及被海平面上升以及冻结的冰川撕裂，城市已经成为废墟，例如影片中的北京、上海、杭州等等。同时，地球表面不再以人类居住地为中心，而是以发动机的位置为中心重新进行了空间洗牌，要知道，每座发动机的高度超过了珠穆朗玛峰2000多米，其宏伟巨大，我们肉眼已经无法窥探全貌。浩浩工程对地表的破坏以及改造可谓是超出想象。谓其等级化，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以每个人的技术等级分配工作岗位与资源，地球这艘大船的总控制室内居住的都是联合政府最高级的操控人员，除此以外，决定每个人是否有到地下城市空间避难的权利并非平等的，虽然电影呈现的最后方法，是以中国式的“抽签”之运气均等主义来表示公平正义，但是也有很多地区，很多人反对这种方式。 从前作为母体的生命象征的地球，在“流浪地球”时代则成为一个单纯的任人分割的球体空间，其朴素的神圣性与宗教意义被剥夺殆尽，其生命的庇护所意义嫣然被战略资源的掠取地所取代，星球化的空间生产导致空间的军事化与霸权化（随时征用资源、车辆与人员，为了地球的逃离不计代价）。地球空间已然岌岌可危。 “非-地”的客观性危机与远地乌托邦想象 必须保卫地球！ 如果我们不揭去《流浪地球》表象上的面纱，就会被其勾勒的宏大的叙事史诗与末日情怀所蒙蔽。“太阳的演化向主星序外偏移”，“太阳内部氢转化为氦的速度加快”，甚至“氦闪爆炸”，“太阳无限膨胀”吞噬整个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包括地球等等话语，有其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为人类目前还无法对整个太阳系进行实质性的干预，技术条件也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将这次地球危机定义成“自然生态危机”。太阳系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其灾变的影响及其后果都是人类无法完全改变与想象的。“流浪地球”计划即可谓是人类应对“自然生态危机”不得已而选择的规划。如此理解或许并未击中问题的实质。生态危机并非自然的后果，而是人类现代性的后果。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所言，“政治生态学”并不言说自然，也不许诺保护自然甚至为自然服务。拉图尔试图切割传统认知之中生态政治学与自然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什么？我们前文已经说过，地球生态的危机并非是中立性自然危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恰恰解脱了人类自身的责任，将人类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人类的外部自然空间之中。 “流浪地球”虽然是因为太阳氦闪而被迫做出的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是其内核并非宇宙以及自然界灾变的故事。当然，地球与自然界以及整个宇宙是无法分离的，诚如西奥多·阿多诺告诫的那样，自然作为对象优先性始终是人类主体自身必须遵从的界限。但是晶莹剔透的蓝色球体，其穹顶上镶嵌着固定的群星与旋转着的星球这种想象已经成为了人们自我安慰的温床，它以原始的、纯粹的第一自然欺骗着我们。地球之自然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人类社会组织化与理性化的第二自然了。由此，列斐伏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于是被自然化了，而自然却把自身隐匿在取代理性的乡愁里”。 地球之生产不仅涉及到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而且也密切关乎技术发展过程。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自然观念，即将一切自然、社会甚至人类本身都视为一种建构，甚至是纯粹的话语构型亦或者是观念再现。因为在他们眼中，所谓地球的危机也是一种话语的争夺与词语的游戏而已。 在“流浪地球”的未来视野中，由于人类电子通讯技术与航天飞行技术的发展，地球已经从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光点”。这一光点仅仅成为了闪烁着电子信号与定位信号的抽象形而上学。对于人类来说，出生地的空间诗学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的生活不再是居住在“以故土为中心的天穹之下”，也不再囿于本民族、本国国土的狭隘空间之中生活与思考。相反，人类学会了在别处、在抽象的地方开展他们的活动。符号、标记仍旧有其意义，正如影片中多次出现北京央视大楼、上海东方明珠与中心大厦等等，仍旧能够勾起人们对地方的怀念，但是我们也不能以心理危机来概而言之。 或许，这是全球化以来，地方解中心化的过程的继续，在“流浪地球”计划时代，地球自然危机成为了一种“非-地球”的客观性危机，它是作为地球之一部分的人类文明危机，这种危机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地球的“非地球化”或者“去地球化”。生态极端恶化甚至被分割的千疮百孔的球面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理想栖居之地，人们只能躲避在非太阳光照射的地下城中存活。在中世纪地下代表着“邪恶的乌托邦”，它与地面上光辉灿烂的乌托邦遥遥相对。在“流浪地球”时代，地球已经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按照列斐伏尔的观念来看，地球的资本主义时代历史，首先就是向着“均质的”外部空间的“革命史”。地球已经不再是充满着自然与情感特色的具体化、多样性的诗意栖居空间，而成为一种虚假的同一的抽象空间。这一抽象空间成为了征服自然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导致自然毁灭的工具，抽象空间的实践在地球表面生产出越来越巨大且密集的网络，缠绕着整个地球，直至将其完全覆盖。其结果将地球变成了一个威权主义的、冷酷无情的空间。 地球的“非-地化”正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即现代性的极端后果，虽然在影片中并未强调社会形式的具体历史形态，但是时间节点是2074年亦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地球、地下资源、地面上的空气与光线，全部都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也是这些生产力的产物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框架内并没有消失。刚好相反，它们在这个“非-地”的层面上被再生产出来了。产生了斯洛特戴克所谓的“无地点的自我”与“无自我的地点”。这两种极端的社会场域结构，最终会以某种“非理性”的方式引发地球的分裂、分化与冲突（小说中地球派与飞船派的斗争，以及最后的大反叛）。 就算“流浪地球”时代国家已经消失，但是人们仍旧被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激情所鼓舞，这种“爱国主义”并非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意义上的“帝国”，它是段义孚定义的“地方性的爱国主义”，它一方面建立在对作为地方的地球亲密无间的体验之上，另一方面又建立在好景不长，美好易逝的感知之上。作为身份认同与情感寄托的地球已经残破不堪，飘摇欲坠，于是乎流浪地球的“联合政府”能够通过这种地方性情感与自豪感，将人类聚集起来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 影片所表现的“救援计划”并非常识意义上的国家动员或者“国家思维”，而是一种对人类文明与生命摇篮的重新认识，是对地球之整体性经验所作的集体反思与行动。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人们选择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悲怆之举的深远意味。带地球去流浪，而不是像西方诸多科幻影片中的人类那样抛弃地球，乘坐飞船对外太空进行殖民，正是中国人现实理念表达的未来关怀，其并非仅仅是因为人类的技术远远没有达到在星空自由穿梭的光速要求，而是因为抛弃地球到达其他星球定居的观念不仅无法解救人类，而且它会导致人们不再珍惜地球，进而加速毁灭地球，甚至会将破坏性的生产力量蔓延到整个宇宙。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质意味在于提醒人们将视野重返地球，在人-地关系现实矛盾不断爆发，社会风险以及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时候，重新正视人类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尊重客观性的自然事实界限与地球生态环境，重新建立符合人-地整体关系的社会形态。 “流浪地球”计划扩大了人类对星空探索的范围、视野与胸怀，自然界的未知并非缩小了，反而不断超出人类认知的界限，地球的命运再次成为了宇宙星空中的未解之谜。无论地球是作为大地母亲，生命的摇篮，一块象征着生育活动的耕耘田地或者一座死气沉沉地坟墓，它仍然还是大地。是我们无法割舍与抛弃的生命内在组成部分。“流浪地球”计划最终为我们想象了一个理想的目的地，这一计划将持续两千五百年，一百代人，地球经历过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加速）、流浪时代（减速）、新太阳时代五个阶段而泊入半人马座比邻星而成为求中一颗行星。这是《流浪地球》这部小说赋予我们的希望，一种远地乌托邦，之所以称之为远地，不是说离地球比较远，而是说明地球逃离了太阳系的灾难之后，这个星球不再仅仅是一个无限冒险的出发起点，它本身就成为了遥远的太空冒险的始终在场的一部分，除了征服无限空间旅途之外，它没有了任何可辨别的目标；作为人类唯一且无法割舍的“世界”，地球隐藏着无形未来的召唤。 它始终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尘世”，始终是作为世界的“地方”。无论“流浪地球计划”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借助于地球，死者的灵魂得以回到大地的怀抱，然后重新出现，重新获得生命。让我们以列斐伏尔的一段话作为“流浪”的起点与终点吧： 作为时间的地点、出生和坟墓的地点、养育我们的大地母亲的阴道、从深处出现的黑暗走廊、向光明开放的洞穴、隐藏的力量的港湾和阴影王国的入口，这个世界（mundus）既让人怕又令人敬。这个词一语双关，既包含了最肮脏之物，又包含了最纯洁之物，是生与死、昌盛与毁灭、恐惧与魅力。 必须保卫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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