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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摩太·坎贝尔 译：蓝江 斯洛特戴克的全球化空间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斯洛特戴克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在他的分析中，关键是空间，这一点并不奇怪。看起来斯洛特戴克与海德格尔极为相似，他认为自己完善了海德格尔尚未完成的文本，即那本书应该叫《存在与空间》。于是，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球体计划也可以理解为挖掘出海德格尔的名为《存在与空间》的计划，在海德格尔第一部作品中，它尚未成型（或者至少说，在其梗概中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问题）”。对于斯洛特戴克而言，这篇缺失的论著将本体形式作为空间之前的维度，作为空间化的空间要素——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诸多维度的母体。斯洛特戴克将这个原初空间称之为“球体”，即在这个球体空间中，诸维度都从中揭示出来，他后来逐渐将之与环境和气候观念联系起来，后者对于生命来说至关重要（与他所描述的自然空间相反）。他将全球化描绘为通过自然空间和人类球体之间关系而发生的运动的历史。 斯洛特戴克用了惊人的篇幅来描述这些空间之间的关系——一部蜿蜒曲折的普遍空间史，显然值得我们关注。我的目的在于，我建议将这些属于作为本研究的核心，即正当和不正当写作和拯救的核心，因为就是在它们的摇摆运动中，我们第一次评价了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的死亡政治倾向。斯洛特戴克是如何概括正当和不正当的关系的呢？他是通过两条彼此关联的方式来推进的。首先，他对现代人的解读，非常类似于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对西方人的解读，即（生命，存在者）的形象了解他们与先验的外部的差距。于是，在考察了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在《宇宙》（Kosmos）中对世界的再现——尽管在《球体》中还有大量其他可以引述的例子——斯洛特戴克主体到他所谓的最终球体的主要特征。他通过与现代性的关系将其联系起来： 对于现代人（Neuzeitmenschen）来说，本质上的先验性和对真正祖国的梦想，已经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于是，出现了现代人的自我参照系，这个参照系被视为回归本质的条件，这个本质外在于属于现代人的东西。 斯洛特戴克按照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归乡》的解读，他进一步推进了现代寓居之人（homo habitans）的形象，这样的空间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外部，现在这样的空间不仅是难以企及的，而且在更深层面上，它与未来的生存无关。为什么失去了先验的祖国的保护，在这里被理解为曾经属于人自己世界的外部呢？按照斯洛特戴克的说法，当洪堡沿着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约翰内斯·舍纳（Johannes Schöner）、彼得·阿皮安（Peter Apian）等人的足迹，绘制出宇宙的地图，“在他们的星球”上用二阶秩序来观测。这让他承认“外太空不过是一个子宫的延伸——社会和家庭的幻象都按照区域建立起来。”换句话说，一旦外部不再被视为被人驯化的空间的等价物（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些段落中感受到两性之间的战争，它们主宰着从先验性向内在性的运动），人被抛到地球上，仿佛这里就是他们的正当空间。在洪堡等人预言向着无限敞开时，人对内部和外部的感觉也被彻底改变。 在这个方面，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引用过的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诗歌的论文。海德格尔谈到了荷尔德林的《归乡》和“祖国”的观念： 苏维恩，母亲的声音，指向了祖国的本质。由于邻近本源，也奠定了它邻近于最快乐的地方。故乡最本质也是最美好的特征，仅仅在于它与本源的邻近性——没有任何其他杂物在侧。这就是为什么在故乡，对本源的忠诚是与身俱来的。 在《球体》第二卷最后一章“最后的球体”中，斯洛特戴克所谓的祖国，并不指向任何民族共同体，不是德国或其他国家，相反，他让祖国的坐标系向外运动，这样，被定性为外部的东西也是极为庞大，难以思考的东西。以前，外部的东西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不再像是“祖国的本质”，相反，它的特征完全是玄妙莫测的，这个空间不可能用邻近性或距离来思考。外部（Das Außen）“在自身中扩展，与人类的位置无关，仿佛一个外来的东西，它统治着自己。它的首要和终极原则就是它与人类毫无关系。”这样一种彻底无关性的外部——这里的虚无主义和尼采式论调不会不被人们关注——并不意味着斯洛特戴克放弃了海德格尔的“仍然保留着一些东西的邻近性”，即那种带来接近也保持距离的邻近性。斯洛特戴克的问题是，如何在不直接接触它的情况下，如何寓居于距离之中——甚至没有直接体会它。这种方式完全不同于整个意大利弱思想的传统，如何寓居在距离当中，对于斯洛特戴克而言，这个距离，不可能作为专属于人的空间而寓居于其中。 相反，这种邻近性不能被看成被压缩或扩张的邻近性。人是“通过他的身体和游历的延伸”（mitsamt seinen Körperausweitungen und touristischen Extensionen）来体会这个距离的，这样，寓居之人的现代形象真的不是斯洛特戴克著作的主人公。总而言之，在根本上，斯洛特戴克提出全球化就是让地球成为寓居之人的居住的家园，唯有当外部彻底被标识为人类的外部时，这种寓居才能为可能。这个举动开启了通过航行来“发现”地球的方式，将地球转变成一个全球空间。矛盾的是，它看到了一个存在威胁的外部，一个被现代性所强调的外部，将人类置于危险当中。一个正当的作为家园的地球空间在根本上被另一个空间所跨越，这个空间与人类毫无关系。这个毫无关系的彻底外部的空间，成为了虚无主义感染的空间，很快被欧洲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投射到全球其他外部空间之上。从这些空间出发，欧洲需要保护——保护将会让他们用死亡作为保障生命的手段。 谁或什么是寓居之人？或许一个隐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斯洛特戴特是如何看待寓居之人的。寓居之人让我们想起了宇航员——的确，斯洛特戴克就是用内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作为章节的结论——在航天器的外部，他只能利用航空服的帮助来保护自己，这创造了另一个内部空间（或球体），让他将这个外太空理解为一个彻底不同于它能呼吸的驯化空间的空间。太空服成为了让个体在彻底外太空移动和行为的手段，并且与外太空保持距离。对于斯洛特戴克而言，现代性从根本上就是不断创造隐喻式的太空服的斗争，他称之为免疫体制，在接触外部是面临危险，威胁到生命，免疫体制就会保护欧洲人（在十九至二十世纪，外部可以理解为帝国的黑暗之心，而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那里，则是与邻人太过靠近造成的毁灭性效果）。 将寓居之人解读为免疫化的行为者，他穿越了危险的外部，对于斯洛特戴克，尤其对于他后来解读恐怖主义，以及他的文学批评的作品来说，这一点孕育着十分强大的内容。更加重要的是，斯洛特戴克如何用这种保护模式来解读当代全球化的高级阶段，及其这个阶段对于人类的威胁。与我们航天器的例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地球就是正当属于人的空间，这样，我们可以在地球上探险，绘制地图，开发地球，并在必要时摧毁它。 在斯洛特戴克的思考中，反复谈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宇宙、或者早期的航行，或者殖民和后殖民空间，这就是人类“一般”任务就是发展与之接触的手段，在其中航行和工作，同时与之保持距离。这就解释了技术在斯洛特戴克的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免疫功能。当然，在当代政治思想中，免疫体有着非常悠久而显著的历史，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和彼得·斯洛特戴克在思考免疫体问题上有很多共性。不过，我在这里的目的，或许强调他们各自的差别会更有价值，这样，可以更好地描绘出当代死亡政治学的概况。除了斯洛特戴克深受海德格尔影响，而埃斯波西托则更倾向于德勒兹的生命论之外，另一个主要差别就是斯洛特戴克并没有像埃斯波西托那样，对共同体和免疫体给出任何宏大的系统治疗方案。相反，我们只能看到只言片语，其中，免疫体主要与个体主体有关。在接下来的部分，我想考察一下他最近思考免疫体的最有意义和最具有启发性的部分——也不会失去斯洛特戴克赋予它们的重要背景——这可以为死亡政治学提供更为完备的哲学角度。对于斯洛特戴克而言，不可能脱离当代的个体化的免疫体形式及它对共同体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来谈死亡政治。 斯洛特戴克如何通过免疫体来思考绝对外部和不正当的空间（因为它不属于人类，它是彻底的外部）和地球这个正当空间之间的关系？对于斯洛特戴克而言，它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那些喜欢去冒险的人……在旅行期间，在基本的球体内部条件下无法存活或再生”。换句话说，作为现代性的“过程”（如全球化，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说，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指引的罪行来实现的全球化），不仅是因为交通技术的发展，而且技术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个体化的空间，这样便可以防御和翻新球体内部空间。这个观点让斯洛特戴克走向了他对全球化问题的中心，即全启花就是不断地对免疫学实践的提纯过程：“正因为如此，必须首先从球体防御的历史来叙事真正的陆地全球化的历史，这是对球体内部的防御，用可见的或不可见的拯救生命的防护层完全包裹着”。这里十分有趣。当然，这种带着海德格尔味道的解读让他很快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一种关键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生态技术”得到完善，或者他强调我们感兴趣的世界营地，依赖于一个保护层，即在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接近和分离的关系，让欧洲人“通过他们的窗口感受他者”。其产生的主要结果就是让外部变得可以生活，尽管我们很好地注意到，斯洛特戴克在这里回避了暗含的死亡政治形象：数以百万计人死去，就是为了让殖民者在远离“家园”之后变得安全，阿基里·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在一个略有不同的语境中称之为“死亡-权力”（necro-power）。我们需要问题的问题是，一旦资本让地球全球化，如何在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来思考今天这个铭刻在死亡线上的球体保护层。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些球体会发挥更为强大的免疫功能。 在《球体》中，斯洛特戴克将免疫体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思考的中心，这个部分的标题是“内部整体”（Das große Interieur）。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描写，因为在斯洛特戴克的叙事中，当代时刻的主要特征就是构成了逐渐强化内部空间的保护层，的确，内部的多样性就在于，个体生活的中心就是执行保护的当代行动者。在斯洛特戴克撰写的著作最引人瞩目的章节中，他攻击了哈贝马斯等人的观念，哈贝马斯认为后民族国家的星丛将取代现代政治共同体。这是一次摧毁性的攻击，他以之前的激进化的生态技术因素开始和结束，也就是说，这种生态技术延伸到每一个人身上。个体的生命形式将是免疫化的生命形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时代越来越走向个体化生活的形式，这揭示出其免疫学意义：在今天的发达“社会”当中，这些个体，或许是在原始人融合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于他们成为免疫能力的承担者，他们打破了集体性团体（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受到集体的保护），大众现在希望从保留共同性的政治形式中来区分他们的幸福与不幸。今天，我们或许面对的是集体政治不可逆转的转型，今天是按照个体主义的免疫机制设计的群体安全模式。 对于斯洛特戴克而言，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许还有今天的死亡）都处在政治共同体的终结阶段，政治共同体是现代性下的架构，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生命形式成为了免疫化的生物性生命的行动者，它抵抗着非个体化的政治生活的形式，即集体政治生活形式。在摆脱了他们归属的集体性团体之后，他们走向了另一种政治群体，其功能就是直接走向个体性安全。以前，外太空被外在化，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没有任何的先验的停靠点，让男男女女们将地球看成他们唯一正当的家园空间（其相关的形式与集体性的保护空间，尤其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密切相关），现在，斯洛特戴克看到一个过程，即在这个过程中，生态技术逐渐地成为个体领域的技术。今天这些个体拥有他们自己的免疫性保护形式的设备。 今天打破集体性团体的个体直接通过不同的形象来运动，尤其是欧洲的航行和建筑，实现了布满整个球体的正当的内部形式。在《球体》第二卷中，斯洛特戴克尤其谈到了船只的定向运动：“船只是船员的技术-球体-魔幻性的自我扩张，在船只以及其他的现代交通工具中，这些都是生产梦想的家园机制，如同有一个可以操作的伟大母亲，让他们可以航行穿越外部空间。”将这些过去的家园机制与今天的免疫设计区分开来的东西不仅是生态技术在个体身体上的投射，而且也在于对保障性角色的削弱，即削弱了之前由集体性团体提供的保护。在这里，斯洛特戴克不仅关心民族共同体或国家，也关心包含宗教在内的一般体系，他称之为“不可或缺的先验保障体系”。今天，先验保障体系终结了，取代其地位的就是内在于个体的保护计划。 斯洛特戴克进一步对有可能发生的免疫性战争进行了理论思考，免疫性战争的目的就是认为地创造出一些条件，让更为宽松的共同关系成为常态。先不讨论这一点，这里的印象是，将安全与个体生命形式等同起来。斯洛特戴克的说法强调的不是霍布斯的君主的利维坦，或者保护政治体成员的国家，相反，他涉及的是《论人》（Of Man）中那些精彩章节，霍布斯在书中提出了一种良善的特殊权力，“一位它有益于保护，保护带来了安全”[23]。斯洛特戴克与霍布斯以及在他之前的卡尔·施米特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个体保护的增长是良善的，因为修复术和定向运动的发展（在现代时代里，它让个体处在汽车、火车、飞机、旅游等的内部）创造了将个体变成家园机制的可能性，一旦个体面对外部，家园机制就会守护着他。这样，我们想起了阿甘本的《即将来临的共同体》，斯洛特戴克也与之有所区别，他认为权力在这里主要理解为安全，它已经无法逆转地将个体变成了共同体生活形式的对立面——作为赤裸生命的zoē脱离了他的共同体的对立面，bíos。斯洛特戴克区别了共同体和集体，在这个意义上，前者只是单向度的提供保护和安全。如果我们相信斯洛特戴克的说法，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国家保护的消解，他们企盼着后民族国家的保护，而且更重要的一种更为激进和麻烦的运动，即通过非共同体团体来保障个体的生命-形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斯洛特戴克的思想第一次飘向了死亡政治，一旦共同体生活不断遭受私人生活，个人免疫设计的压力，就会产生死亡政治。之后很快就会爆发全面的死亡政治，那时，他们会用一些人的死亡来保护其他人的生存。我们可以从斯洛特戴克关于技术对人类和共同体的影响的观点看到这一点。要理解这些东西，可以参看我之前讨论海德格尔时的那些段落，当谈到技术如何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产生影响时，海德格尔提出，问人是否有可能掌握技术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那种人（welche Art Menschen）有你能力'掌握’技术？”斯洛特戴克继承了海德格尔个体的人视为技术的关键操作因子和对话因子的做法，在后现代性那里，我们将会发现，技术会通过创造出看似更为有效的免疫方舱（immunological containers），来掌控个体的人。对斯洛特戴克来说，实际上当代技术形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不正当的阶段，即个体能得到新的设计（erfolgreich Designs），“他们在成功的免疫条件下，可以绘制新的疆界：这些条件是可以发展变化的，在有着渗透的墙的社会发之下，这些条件会以各种方式发展”。在海德格尔对手，以及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的解读中隐含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回想一下《巴门尼德》中海德格尔将操持观念与手联系起来的段落： 由此可见，十分明显，手在本质上保证了“存在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唯有当存在物出现在无蔽状态时，人才有一只“手”，人以解蔽的方式让自己走向存在物。……手在操作（Die Hand handelt）。在操持之下的手进行操作、使动，掌控着被操作，被使动之物。一旦在通过本真的方式让本真得以保全，我们就可以说，那里有“一双好手”，即便使动和操作实际上并非必要。 斯洛特戴克强调了“一双好手”的存在者隐喻，认为这是被正当地保护的存在者，那么，海德格尔做得更好。他认为技术不仅是不正当的写作，而且也在现代背景下思考技术，尤其是将后现代时代视为个体免疫化的设计蓝图，而这种设计只能依赖于手的不正当使用。关键词是“操持”，现在手不再在操持的掌控之下，来实施各种形式的行为，也不再依赖于手，来保障人与他者的关系。相反，手只能保障正当操持环境下的那些个体（共同体、民族国家、以及荷尔德林已经失去的祖国）。换句话说，在这些为个体设计的免疫体机制中，我们在技术形式下不正当地保障着人的本质，现在被理解为一种私人保障规划，取代了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这揭露了一种情形，在该情形之下，大多数人让自己同自己的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渐行渐远……远离了免疫性和民族国家集体性的安乐窝（optimum），再也没有正当共同体的团结系统了”。死亡政治就是共同体保障的终结的名称，那么没有在保障下的人们就会因此而死去。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的球体》中，斯洛特戴克很明显地将内部和外部的区分与新自由主义现象联系起来。他会说，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在市场之中，没有一个人在正当的'家园’里，若一个主人能与另一个主人交换货币、商品和虚拟物品时，没有人想待在家里。”理由很简单，资本将所有人的家变成了所有人的市场：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干着死亡的事情，世界市场用灾难级别的生态灾变来威胁人类——不仅为了保障生命政治主权，杀戮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且地球本身也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这就是为个体设计的免疫体制的前因后果。 不过，在斯洛特戴克的判断中，如果认为地球是所有人的地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认为任何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人可以在这个真空地带上建立自己的免疫隔离墙，这绝对是一种误导。在《球体》第二卷的一些主要段落中，和阿甘本，埃斯波西托一样，斯洛特戴克提到了一些人的生活，显然与神圣人类似，也是源自于全球化的结果： 我们人类这种散居的物种的统一性，如今建立在如下事实基础上，所有人在他们各自的地盘上，在各自的历史中，已经在一定距离上被取代、被同步、被击打、被羞辱；被过度的托辞组织起来，一起被压迫——这种就是他们主要幻象的位置，资本的地点，他们自己归来，并朝向自己的同样的空间——人们并不是在看，而是在被看，人们并不是在理解，而是在被理解，人们并不是加入，而是被加入。全球化之后的人类就是由这样的绝大多数人组成的，他们仍然拥有着自己的表皮，他们都是“主我”（Ich）定位所导致的缺陷的受害者。 斯洛特戴克认为，要拥有一个可以被看见，被驱使的人格，就要成为资本的对象，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消除其人格，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在我之前对埃斯波西托的解读中，涉及到从我们具有的人格身上对恩典的天赋的剥夺。斯洛特戴克给出了当代人格形式的一些细节，而埃斯波西托在讨论人格的哲学和宗教魅力时曾谈过这些细节。的确，斯洛特戴克认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人格装置中，新自由主义发现了自己的特有模式，将魅力赋予人的部分，而人的部分可以支配动物的部分。通过市场的“真相”，新自由主义成为了裁量谁有资格取消自己动物性的最终的仲裁者。有两个方式：一种是那些愿意竭尽全力操持的人（通过个体免疫体制来建立了自己的操持），另一种是那些不操持的人——人们认为这些人不能完全算作人，他们仍然只是具有一个假体的皮肤而已。 因此，当代死亡政治的角度的另一个特征就一目了然了。按照斯洛特戴克的说法，全球化空间悖谬性地导致了第一人称在诸多人称之中具有优势地位，他们绝大多数都被资本所使用。这里谈到的“主要幻象”，表明了不断由外向内的压力对于全球化的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互联的世界，似乎囊括了所有的人，已经附带有排斥功能，这是一个“超级包含性系统”。在众所周知的过程中，许多人都被囊括到逐渐互联的全球村当中，成为了第一人称复数，还有很多其他人成为了被排斥的、仅限于第一人称单数的形式。当然，我这里刻意使用了语法学的用语，这是因为它与斯洛特戴克分析中使用的人格概念是一致的。所有这些意味着，哪里有“我们”，哪里也就有一个“我”，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这个“我”成为了被消除人格的人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的作用就是掩盖了去人格化的过程。 更多意见交流请私信微博：黄竞欧1九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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