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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 灵隐山，又名灵茆山、仙居山。位于杭州城西。刘道真《钱塘记》、、夏竦《灵隐寺舍田记》、胡宿《武林山天竺寺记》等皆云：武林山灵隐山；然典籍不载，无所考据。相传是“仙灵所隐”之处，故名。(梁明)[1] 钱唐故县，此处指秦至西汉的钱唐县故城。除《钱塘记》、郦注、汉志等宏观层面的文献记载外。考古学家林华东提供了很多考古证据,前后有七次考古发现，都是汉代的墓葬，墓葬档次也都比较高。故此林华东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推证：“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2] 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钱塘（防海大塘），按林华东上述所论秦汉钱唐县故城东南缘约今西湖宾馆一带，结合“《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的文献记载及相关地势地貌综合考量，防海大塘很可能是沿紫阳山北向走势延伸布局的。 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此句似有脱文，按《太平御览》（卷74、472、836）等相关记载，此句应校正为“郡议曹华信家富议立此塘”。 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阚骃云：山出钱水，东入海。《吴地记》言，县惟浙江，今无此水。 明圣湖，按“（钱塘）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结合上述秦汉钱唐县故城的大致分布，综合推析明圣湖约与今西湖部分重合。 武林水，自古说法不一，一指钱塘江。如《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钱唐县云：“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明确指出：武林水即钱塘江，入海不及二百里。志云行八百里者，即浙江而言也”。二指杭州西湖，吴单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及钱坫、徐松《新斠[jiào]注汉书地理志集释》皆持这一观点。(梁明)[3]但按上述明圣湖大致相当今西湖推析，则武林水如杨守敬所论很可能与钱塘江有渊源。钱坫、徐松等认为武林水是杭州西湖的观点是错误的。 武林山，即今浙江杭州市西灵隐、天竺诸山。古代以武林作为杭州别称，即以武林山得名。[4] 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濬，兼涛水画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馀。《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曰：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朔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馀杭之西津也。 定、包诸山，按“（钱塘）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作方位校验，则定、包诸山之一很可能与今杭州凤凰山、紫阳山等有关。而李志庭，张勤等学者则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定、包诸山”中的包山,实即今杭州市区南部凤凰山东面的包山。定山附近有老虎洞、冠山、西山等山峦,包山与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峦各据钱塘江东西两岸,延绵起伏直向河口。这是郦道元笔下六朝时代的钱塘江第二道口门。潮汐由海上进入杭州湾喇叭口，向西进入龛、赭海门形成涌潮，又向西通过定山包山之间的钱塘江第二道口门，在两岸山崖的挤兑之下,再掀高潮，出现了“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峨峨二丈有余”的壮观。这就是唐宋时期杭州钱江潮尤为壮观的原因之所在。[5] 《吴越春秋》，即《浣纱记》。历史小说。东汉赵晔作。原十二卷。今本十卷,或作六卷十篇。前五卷叙吴太伯至吴王夫差事,称内传;后五卷叙越王无舍至勾践伐吴事,称外传。此书叙事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杂有不少民间传说,为演义小说之雏形。元徐天祐曾作注。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汉魏丛书》等刊本。[6] 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南之吴山。《史记·伍子胥列传》: “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人,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或说在今江苏南境。[7] 《吴录》，西晋张勃撰。三十卷。为纪传体史书,记三国时孙吴史事。原书久佚。元陶宗仪 《说郛》、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中各有辑本。[8] 伍子胥祠,据南宋范成大《吴郡志》记载:“伍员庙,在胥口胥山之上。盖自员死后,吴人即此立庙。乾道间复修之,规制犹陋。明正德年间,该庙挪至胥口镇上,民间称之为胥王庙。清乾隆、道光年间先后重修。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建苏福省时,庙毁。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里人张达言募资重建。“文革”期间,庙及庙内的伍子胥墓又毁。嗣后,庙的原址建胥口石灰厂。[9] 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 诏息湖， 杜正贤根据《淳佑临安志》“(诏息湖)在仁和县东北一十八里”等记载，推证诏息湖当在今石塘、刘文村西南的独城、昊家墩、康桥附近……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直接证明了刘文村、石塘、沈家洪、水洪庙、老鸦桥、南山一带早在战国时就是人口密集，生活富庶、经济发达的地区。[10] 浙江又东合临平湖。《异苑》曰晋武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言，声闻数十里。刘道民《诗》曰：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传言此湖草秽壅塞，天下乱，是湖开，天下平。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上言，临平湖自汉末秽塞，今更开通。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馀，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册为天玺元年。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符征，五湖之石瑞也。《钱塘记》曰：桓玄之难，湖水色赤，荧荧如丹。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 临平湖，在今浙江余杭市临平山东南。三国吴属吴郡。赤乌二年(239)因湖中得宝鼎,又名鼎湖。初时湖周达四十余里,溉田三百顷,唐以后日益淤塞,至清初仅存小河,今为上塘河所经[11]。 刘道民《诗》，陈桥驿先生认为：既然严可均《全晋文》中辑录了《次刘遗民二集》并及其诗,则今各本哪注“道”字显然是“遗”字之误,因残宋本及大典本等亦作“刘道民”,则此一错误由来已久,郑德坤的这一考证,不仅纠正了从何悼到杨守敬、熊会贞的错误,而'且纠正了从《残宋本》到《殿本》各本郦注的错误,这当然是于哪有功的[12]。故此处郦注按郑德坤、陈桥驿等诸先生所考应校正为“刘遗民《诗》”。 浦阳江，浦阳江发源于金华浦江县,上游河道短、水流相对较急,以浦阳江为主干,支流有洪浦江、开化江等。关于浦阳江下游改道问题,陈桥驿先生在《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13]中认为明代中叶的改道乃回归南宋时期的故道,浦阳江走钱清出三江口入海乃南宋以后改道的结果。此观点在浙江文史界影响较大。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明代中叶以前,浦阳江下游由山阴、会稽北部的三江口入海[14]。 固陵城（西陵），考古学家林华东先生认为：距西兴3公里之遥、萧山民间所称的“越王城”，其实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固陵城。这是他经过20多年的考察，收集了许多的文字和实物的证据，经过艰苦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目前已经被大多数专家学者所接受.[15] 浙江又东迳柤塘，谓之柤渎。昔太守王朗拒孙策，数战不利。孙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柤渎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出，攻其无备，破之必矣。策从之，破朗于固陵。有西陵湖，亦谓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 柤塘，今杭州市闻堰镇镇治以北3里处，又叫潭头，三国时称查渎、柤渎、柤塘。这里曾有孙策湘湖跨江击王朗的故事。潭头古为沿江十八坝之一，是内河船只出江之主要码头，位置显要。[16] 据陈桥驿先生研究,（固陵）有西陵湖，亦谓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下注渐江。渐江又东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四万顷，北泻长江。（上虞）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中有大独、小独二山，又有复舟山，复舟山下有渔浦王庙，庙今移入里山，此三山孤立水中。我国的东南沿海，因为从晚更新世到全新世，曾经发生过一次称为卷转虫海进的海面上升过程，今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当时均成为一片浅海。海退以后，就成为一片沼泽地，内陆凹陷之处，出现了许多积水的湖盆，沿海又分布着一联串的泻湖，还有大量的河洪沟渠。这就是卷二十九《洒水注》所说的：“但江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17] 又迳会稽山阴县，有苦竹里，里有旧城，言句践封范蠡子之邑也。 苦竹里，“苦竹城”即今绍兴城区西南１０公里之绍兴县海诸的古筑材。现有上、中、下三个自然村，在中苦竹村一块山麓台地上，尚残存一段东西走向的高５米，上宽８米，底宽２０的城墙残基，并出土过越式青铜器和印纹陶、原始瓷等器物。因“封百里之地”，所以距大小城较远，想是十里见方的一块封地。根据上述都城设置的位子，可以描绘出越国旧都是一个由南深山谷地向北部山麓古丘，呈扇开辐射的变迁,它们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山乡与平原进行经济活动、商品交流的集散地。[18] [1]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09,第189页 [2]陈志坚著, 杭州城址变迁史话,杭州出版社,2015.05,第24页 [3]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09,第189页 [4]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08,第469页 [5]李志庭，张勤,钱江潮与弄潮儿,杭州出版社,2015.03,第42页 [6]来源:《中国古典文艺实用辞典》 [7]来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8画以上》 [8]来源:《资治通鉴大辞典·下编》 [9] 2005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吴、越文化融汇的古代例证──伍子胥文化的层累透视 [10]杜正贤：钱塘故址新探，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五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新郑古都与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古都学会会议论文集 [11]《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12]郑德坤与《水经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0,(03) [13]陈桥驿：《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65-79 页 [14]朱庭祜、盛莘夫、何立贤:《钱塘江下游地质研究》,《建设》1948年第2 卷第2 期;杨钧:《浦阳江源流考》 [15]固陵城，与湘湖唇齿相依的历史瑰宝,杭州网-萧山日报,2006年02月20日12:57 [16]方晨光：钱塘江上古津渡，《中国三峡》. 2020,(10) [17]陈桥驿：郦学札记（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4 [18]方杰：越国的商业，浙江社会科学. 199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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