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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民：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的创作吧。从总体上看，你的小说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命运与喜怒哀乐，倾向叙写日常生活，热衷于对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某种程度上同“新写实”创作非常类似，但与之不同的是，叙述语言比起冷峻客观更加可感。 朱辉：小说之“小”，就在于它应该立足于“小”。凌空蹈虚的宏大叙事弄不好就违背了小说的本性。历史书写常常只剩下大人物，似乎是他们推动了时代的车轮，但是，在小说家看来，所谓大人物，其实也是普通人，他也“食色，性也”，他也有爱恨情仇，也会因吃醋而冲冠一怒，也会为了博女人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他当然也会吃坏肚子，甚至也会生脚气。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人人无所遁。小说家其实是小人物，千万别觉得自己了不得，是个大家伙，那是很可笑的。小事情吹吹牛可以，但在写作上，断不可自吹，把自己吹成皮筏子，以为就是普度众生的渡船。 即使是那些大气象的作品，举凡雨果、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也还是立足于普通的人。正因为他们写了普通人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的表现，写好了人的喜怒哀乐，表现了人的普遍情怀和独特体验，我们才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红楼梦》有三层，第一层是家庭生活和男女情感，第二层是家族败落，第三层是一僧一道和青埂峰。最文学的，恐怕还是第一层，宝黛恋爱和家庭关系。人情世故和大家庭里的钩心斗角，这是小说的质地，粗布还是致密的绸缎，一望可知；家族败落或朝代兴亡，那是衣服的款式，若布料不行，款式再高大上，也是假大空，纸糊的；僧道之类，到底对不对，恐怕读书人并不太计较。可惜很多当代作品，一味高屋建瓴，气吞万里的样子，但质地较差，更有趣的是，不少作品，所涉史实压根就是假的，错的，这样的东西只有娱乐意义，或者是用于交换的商品。 周新民：你曾经提到“我向往的小说，其体温在38摄氏度左右；或者比正常的体温略低，36摄氏度——略高或者略低于正常体温，是小说恰当的温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作理念，能够具体谈谈吗？ 朱辉：我是说过关于小说温度的话。我的意思是，小说是人的文学，所以它应该是人的体温。过热，那是诗歌的权利，小说作为叙事文体，过热是要失真的。冷，《局外人》是真的冷，但那是特殊个体在特殊时代的特例，我宁愿把它看成是叙事策略的故意，或者本来就是哲学书。对了，还有卡夫卡，也冷，还玄。很少有人敢说卡夫卡不好，我也不说，怕人家说我没文化。但我现在人到中年，我说我不再喜欢了，这可以吧？一定的变形、夸张、抽象，有时是小说的必须，但我更喜欢普通的表情，日常的动作和语言，这里面别有洞天，小说家有用武之地。 小说不是物体。它是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看的。甚至小说本身就该是一个人。所以它应该是人的体温，37摄氏度，略高一点或略低一点，可以给人可亲的刺激，抚摸或揉搓，哪怕是捶击。我不喜欢蛇和鳄鱼，它们冷血；小说可以锐利，但它不应该是钻石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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