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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85年左右，楚国国君熊渠非常狂妄地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随后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根据《史记》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国大约初为子爵，乃周朝治下的一个诸侯国。 熊渠立子为王，儿子在名爵上与周王平起平坐，这是典型的僭越，熊渠之大胆让人读之惊愕。周厉王以暴虐著称，因此在他继位之后，熊渠担心受到周厉王的讨伐，于是取消儿子们的王号。但在春秋初年，熊通继位之后，竟然再一次自立为王，此后楚国国君一直称王，而秦晋齐等国君只是某某公。湖北考古楚王墓葬也发现，楚国国君陪葬品是六架马车，严重违反“天子驾六”的礼制。 所谓“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僭越称王即为谋反，其罪位居十恶之首，作为周朝诸侯一员的楚国，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还是古史搞错了周楚关系？商周考古文物揭开了真正的周楚关系，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 01根据古史记载，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时期，周人就开始了剪商大业，一是古公亶父迁都到周原（今陕西岐山北），二是古公亶父布局东南，派长子泰伯入吴，在商朝南方积蓄力量，史称“泰伯奔吴”。周文王父亲季历时期，周人实力迅速膨胀，引起了商朝顾忌，后来季历遭文丁软禁绝食而死。周文王即位之后，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试探进攻商朝。
不出意外，周文王失败而归，商朝的强大暂时不可动摇，于是周文王开始默默扩张，其中之一就是将目光瞄向了荆楚地区。数十年之后，《论语·泰伯》含糊地记载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就是天下归周的有三分之二，但周文王没有谋反，而还是事奉殷朝，显示出周文王有圣德、尊重君臣之道。 但在三千年前，从陕西岐山北到荆楚地区，路途遥远，道路险恶，别说派兵征服了，就是双方联系都非常吃力，那么周文王如何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二”？ 考古专家在周人首都周原挖出了一批甲骨文，即“周原甲骨”，其中刻有的一些文字可以揭开谜团：
显然，早在商朝时期，楚国或楚人势力就已存在，楚人来周无疑说明楚国首领依附于周国，两国关系非常紧密，但相对来说比较平等，或许就如同二战中的美国之于英国，不是简单的臣服关系。由于周人一直计划伐商，史书记载武王伐纣时有“八百诸侯”响应，以及“（楚人）鬻熊子事文王”等说明，楚人伐商的念头早已存在，在周文王时就派人辅佐文王。《史记》中的“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一定程度上是夸张说法。 甲骨文卜辞中显示，商王武丁曾经镇压了楚地的叛乱，俘虏了楚人，延续了成汤之祖的功业。但武丁之后，楚人继续叛乱，甲骨文卜辞对于荆楚一带的叛乱是占卜的重要事件之一，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亡祸在南土?”“癸亥卜，王曰：余自征？不征？”等，说明了楚人早已长期反抗强大的商朝，甚至商王都在考虑要不要亲征。对于商楚关系，周文王不会不知道，因此周楚合流对抗商朝就成了必然趋势。但毫无疑问，楚人激烈反商，周人暗中反商，两者在周文王时合流，这是两个组织共同对抗商朝，不能将之看成周楚是君臣或上下级的关系。 商朝时期，神州大地上方国林立，而方国相对独立，与商朝关系差的甲骨文中称之为“鬼方”之类。也就是说，商朝是其中实力强大的方国，可以调动的同盟方国众多。因此，楚国与周国关系，即为楚国承认周国老大地位，在伐商上响应周国指挥，却未必在制度、礼仪上遵守周国要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制度、礼仪等上面，就与中原列国差距很大，或许就是周楚关系的延续。 02武王伐纣之后，尤其是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国势力如日中天，周楚地位进一步发生变化，楚国只能臣服于周国。 2011年，在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群，考古专家发现一件周成王时的青铜器，命名为“荆子鼎”（见上图），鼎上铭文如下：
大意是周成王进行了大祭，第二天为了表彰荆子，赏赐了白公牛一头。第三天王封赏各诸侯，荆子丽获赏了鬯酒和二朋贝币，荆子丽以此赏赐用作祭祀母乙的礼器。之所以确认是周成王，是根据另一件青铜器保卣的铭文获知，周召公讨伐五个殷商盟友之后，在二月举行“大祓”。另外，铭文中提到的“荆子丽”，在史书上也有记载。
古史与考古发现互相印证，证实周初楚人的确臣服过周朝，具体什么样的形式臣服，这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史记》中说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意思是楚国是在周王室支持下建国，楚国爵位起初是“子男”，十有八九是司马迁的误解，原因很简单，早在周文王时期楚人势力已经存在，而“公侯伯子男”爵位在商周并不存在，是战国文人臆测而来，周朝贵族体系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远的不说就说秦汉战国，听过谁获得过“公侯伯子男”中侯爵之外的爵位？ 03虽然楚国一度臣服于周朝，但楚国位于南方远离中原，周围没有什么天敌，于是迅速扩张，实力越来越强。尤为重要的是，与齐国、秦国、晋国、燕国等不同的是，楚国并不是周王室册封建国，不是周天子体系的诸侯国，而是一个古老相传的国家，周初的臣服是迫于形势，在自身实力越来越强之后，楚人心态逐渐改变，开始不断挑战周朝的地位。 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周天子实力不断衰退，尤其是戎族入侵之后，周朝实力急剧下滑，甚至都城镐京被攻破，周幽王都被犬戎杀死，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楚国的野心。 因此，楚国国君熊渠才会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立三子为王，与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才敢问鼎轻重等。《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庄王北伐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显示出夺取周朝天下的野心。 整个春秋争霸，可以看成两个集团对抗，即以楚国、秦国、吴国、越国为首的蛮夷集团，与周天子体系的诸侯国争霸。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打的旗号是“尊王攘夷”，尊王尊的是周王，攘夷攘的是蛮夷，而楚国就被认为是不尊周王的蛮夷之一。后来的晋国，打的旗号也是尊王攘夷，集合中原诸侯对抗楚国、秦国。在春秋中原诸侯眼里，一定程度上并未把楚国当成自己人，而是看成了外人。 总体而言，周楚关系比较复杂，并非单纯的君臣关系，反而更像独立的两个国家。周王室强大时，楚人依附周王室，但比周朝诸侯国更为独立；周王室衰弱后，楚人就没有顾忌了，将自身摆在与周王室平等的位置。传统史书将周楚关系一直定位于君臣关系，或是认知错误，或是“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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