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华盛顿日报公布了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这份名单中与成吉思汗 忽必烈等并列的6名中国人中就有一位商人，他叫伍秉鉴。
伍秉鉴拥有无数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和洋人做生意，甚至在美国投资了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均获巨额回报。伍家鼎盛时，财产是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那时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
伍秉鉴
伍秉鉴是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但这个世界首富，却是诞生在一向重农抑商的中国。后人评说伍秉鉴致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独特身份：行商，也就是广州十三行商人。
清朝乾隆年间一口通商制度，令广州十三行享有了对外贸易的特权，十三行由这一特权而迅速崛起。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写道：“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
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因到广东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在5亿两以上。早年十三行中的潘家所经营的“同文行”独领风骚历经百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就曾在同文行做账房，他不仅做会计，也参与资产管理，并且作为商行的合伙人投资贸易，得到东家和洋人的信任。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伍国莹自立门户，建立“怡和行”。
1801年，伍秉鉴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怡和行，只经营了5年就与同文行并驾齐驱了。因为伍秉鉴精明异常，据说他能够在任何时候算出自己存放在英商行中的期票利息是多少，兑付时分毫不差。
18世纪中后期，十三行的财富迅速增加，朝廷和官府把十三行当作财源，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十三行逐渐被称为天子南库。朝廷的盘剥使很多小行商，不得不向洋人借贷，高利率的借贷，让中国的行商陷入了恶性经营的境地，越来越多的行商倒闭，而倒闭行商的欠款还得由十三行共同分摊偿还。按规定一旦成为行商要么倒闭充军发配，要么终身做行商，而且子孙相继。到19世纪前期，行商已不再是财富和实力的代名词，甚至有人说只有亡命徒才肯做行商。
这时候，伍秉鉴是唯一有实力并且乐于帮助这些行商的人，他曾经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万银元，许多资金薄弱的行商就不得不依附于他。一名叫黎光远的行商破产被分配伊犁，伍秉鉴便筹款捐助他在流亡地的生活。伍秉鉴的影响力变得举足轻重。1808年，同文行的潘有度觉得难以为继，终以50万两白银换得官府允诺他脱离十三行，接替潘有度登上总商位置的，就是身材瘦小的伍秉鉴，商名伍浩官。
洋人评价说伍秉鉴 诚实 ，亲切，细心，慷慨。但又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他的真实个性，外面已无从知晓。但要在官府和洋人的夹缝中求生，行生首领，大概需要这样的底色。
伍秉鉴做总商时，有很多新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潘有度做总商时几乎是不与这些人做生意的。伍秉鉴则敢冒风险，他乐于和这些人交易往来。美国人在广州最大的商号“铂金斯洋行”，因为与伍秉鉴合作占领美国对华贸易的一半，成为在华贸易的四大洋行之一。
约翰.穆瑞.福布斯是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他1829年来到中国时还只是个小学徒，以贩卖茶叶为生，在认伍秉鉴为义父之后，福布斯的命运改变了。伍秉鉴不仅帮助这个义子创立了“旗昌洋行”，还在他回美国时，给了他50万元墨西哥银元。福布斯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伍秉鉴一直为旗昌洋行在担保，因此被美国人称为教父。
伍秉鉴在武夷山拥有大片茶园，这里生产的茶叶通过旗昌洋行，以往世界各地。以伍家怡和行为商标志的箱装茶叶，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费城等世界著名城市十分畅销，凡是带有伍怡和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出高价。
关于伍秉鉴的富有和慷慨，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个波士顿商人欠了他七万两千两银票，因而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此事后，立刻叫人取来借据，他对这位美国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好运'。说着伍秉鉴撕碎了借据，并告诉对方账已结清，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七万两千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十万左右。伍秉鉴的举动让他豪爽的名声，远播美国达半国世纪之久，甚至友一艘美国商船也被命名为”浩官'。美国商人把伍秉鉴看成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忙，收费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
伍秉鉴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他成了东印度公司必须要依靠的银行家。1834年以前，他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就达数百万两白银，东印度公司负责人每年结束广东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过来，也向他借贷。伍秉鉴为了开辟商路，积极主动地沟通官府迎合朝廷，据统计从1801年到1843年，伍家以各种名目给朝廷捐款达160万两。清朝官书记载伍秉鉴以各种名目送出的捐款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
伍家祠道是当年伍家宅院的所在地，也是今天在广州城里能找到与伍家有着最直接关系的遗址。伍秉鉴曾捐得三品顶戴既富且贵称得上一门朱紫，顶戴辉煌。
原伍家花园图
但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这个只会说广东英语，按规定不得离开中国的行商，请来几个美国人帮他写信，放手让他们联络海外生意，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完成了对美国证券和保险业的投资，伍秉鉴的交易额很大全部由代理人办理。洋人说伍秉鉴拥有大量的资本及高度的才智，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在那个时代怡和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1834年，估计财产达2600万银元，占达了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伍家在伍秉鉴的带领下将十三行的财富之旅推向了顶峰。然而中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并不是恒久的，况且 中国实质上还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迅猛的发展势头推进了他们拓展海外贸易的步伐。1792年，英国政府派遣以马格尔尼为首的使团出访中国，一为向乾隆祝寿，二要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觐见时，因为马格尔尼不肯下跪磕头，让乾隆皇帝大为不快，当使团提出增开贸易口岸等6条要求时，乾隆措辞强硬地拒绝了。这时英国的王牌商品是毛纺织品，这种既不精美，也不便宜的商品，在中国找不到市场。而18世纪末时，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出的茶叶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它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于是英国商人在印度建立鸦片的生产和收购，拍卖，运销的一条龙专营，大肆对华输入鸦片，黑色的鸦片，果然很快扭转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逆差。
有着敏锐洞察的伍秉鉴深知鸦片的危害性，如果处理不好将会惹来杀身之祸，他积极疏通洋商与官府，然而，这次危机却不是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十三行商人是否参与了鸦片贸易是近代史上颇为争议的问题，但在清政府查禁鸦片的案例中没有行商销售鸦片的记录。而美国人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也证明了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的，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然而，在保商制度下为外商担保的十三行商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鸦片走私完全脱清关系。因为十三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外贸垄断组织，不仅从事进出口业务，收缴关税，而且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清政府想用中国传统的保甲制来把中外的商人连成英国利益与共的整体，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的目的，所以，十三行有很大的权力，就有很大的连带责任。1817年，私带鸦片的美国商船被官府查获，做担保的伍秉鉴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千两，相当于那批鸦片价值的50倍。1821年，道光皇帝，以知情不报，通同舞弊之罪摘去了伍秉鉴的三品顶戴花翎，这是官府对行商最重的处罚。此时，作为十三行首领的伍秉鉴感到危机重重。
1826年，伍秉鉴向粤海关交付了50万巨款，仅仅是为了把怡和行和十三行总商的位子交给儿子伍绍荣。据伍秉鉴自己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1839年3月10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二十五，传统的新年刚过去，珠江南岸的溪峡街的伍氏花园和往日一样平静，伍秉鉴70岁了，是颐养天年的时候。这一天，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当伍秉鉴之子伍绍荣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早有预料的伍秉鉴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一周后，林则徐传唤伍绍荣等行商，责令他们传谕外商上缴鸦片，限期三日。伍秉鉴请求旗昌洋行，在准备交出的鸦片数目上再加150箱，钱款由他来付，价值十万五千银元。事实上，在林则徐禁烟过程中，伍秉鉴劝说洋人交出鸦片，一个许诺了110万两的赔偿。但十三行和洋商的交涉很不胜利，林则徐大为震怒，认为鸦片贸易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的结果。于是作为总商的伍秉鉴之子伍绍荣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英国商人上交的20283箱230余万斤的鸦片，在虎门销毁。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宣布1839年12月6日起停止英吉利贸易。1840年1月5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外商试图敲开的中国大门被重新关上。
林则徐虎门销烟
林则徐禁烟的行动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商人认为这已经涉及到他们经商自由的神圣权利，要求政府采取经决行动来维护他们的海外贸易权。于是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国军舰到达虎门外时遇到坚固的防御，一时无计可施，这道防御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修筑的，他两年前就在横挡岛和武山之间激流中铺设拦江铁链木排，工程耗资10万两白银。是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自愿捐赠的。
如果细心梳理史料，人们会发现当年英军攻打中国的沿海城市几乎是势如破竹，唯独对广州城退避三舍。原来他们兵临城下准备总攻时，清军守将用了一个老招术，命令十三行行商前往调停。伍秉鉴的儿子奉命出城和英军首领义律达成了《广州停战协定》，英军退出虎门炮台以外，清军退出广州城，并在一周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这实际上是广州的赎金。在这600万赔款中，十三行共出资200万元，其中伍秉鉴一人出了110万，这个数目恰好和他曾经许诺洋人的赔款相等。但国难当头之际，行商们充当屈辱求和的中介，受到了种种责难，当时广州城有这样的民谣四方炮台打烂，伍怡和银子顶上。一天，广州雷雨大作，市井便风传伍秉鉴遭雷击。战争延续两年，由于清政府长期采用以禁为防的海洋政策，限制中国船只的发展，使中国的航海能力从明代的世界领先地位迅速跌落了下来，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清军竟无船可用。
于是，道光皇帝密令，让富甲天下的广东商人设法购买大型洋船。伍秉鉴在黄浦港四处打探，终于花14400两银子购买到一艘美国夹板船，这是中国最早购置的欧美兵船。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洋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制造大炮，战船，水雷。这引起了清末思想家魏源的注意，十三行商人，在吸取西洋先进技术方面，比洋务运动早了整整早了20年，他们的实践促使魏源总结鸦片战争的得失写《海国图志》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说。张之洞后来评价“中国之有洋务，以粤为始。”
魏源《海国图志》
184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外交条约《南京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国白银1470万两，但清政府的库存银连一半都赔不上。因此，伍秉鉴被勒缴100万元，行商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了66万元，这是行商团体的最后一次捐献。
做行商43年，当行商首领30年，此时的伍秉鉴心灰意冷。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想移居美国。南极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一代世界首富在内忧外患中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南京条约》签订后，实行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唯一开发的口岸，十三行所享用的外贸特权，也随之结束。十三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6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十三行商馆在这次战争的炮火中化为灰烬，十三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此后的十三行行商们各奔东西，有的自然破败，有的转变成受雇于洋人的买办，一些精明而敢于冒险的商人，携资北上，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开埠口岸“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