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国内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在其主持编撰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中,将远古史的目录如此划定:我们的远古祖先(特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东北地区、甘青地区、东南与华南、西南地区)。 苏秉琦先生 等到1972至1975年,同样有着丰富的仰韶文化特征之郑州大河村遗址惊现于世,人们心中的迷雾才最终散去。这,或许就是仰韶文化遗存的小小收尾了。从仰韶村,到王湾村,再至大河村,一段具有清晰脉络的尹洛——郑州大地之仰韶文化后期的文明链条已然呈现在世人面前。此链条的前半段,曾被考古学界称之为豫西仰韶文化;此后,又被称作秦王寨或大河村类型。 有时候,我们总在思考,如果发掘的年代次序正好相反,即大河遗址——王湾遗址——仰韶遗址,会不会将新石器时代与铜石并用时代的年代坐标命名权来个大颠倒。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于没有过硬证据的前提下,是不允许做此等转变的。 对三座村落的仰韶文化后期遗存进行梳理,我们会归纳出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磨制石器比较发达,存在着一些代表性的新鲜农具,如梯形铲、有肩铲与穿孔扁斧等;红陶的使用量在逐步减少,代之以逐步增加的黑陶、灰陶;彩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亦开始减少,而蓝纹、附加堆纹陶则相应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器型,有凿型足鼎、折腹盆、小口高领瓮等; 其时已在流行分间式房屋,留给氏族成员少量但却十分珍贵的私密空间;墓葬多为单人葬,以区别人们的身份,但墓中少有随葬品;婴儿葬具以实用之物,如鼎、豆、彩罐、盆、瓮等扣合而成,专用葬具尚未出现。如此这些,皆不同于仰韶文化前期。 F1-F4地面建筑想象外观复原图 当我们驻足于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时,这里最能吸引眼球的,或许就是居住房屋的遗存了。在已出土的28处房基当中,最令人关注者,乃是那组距今5000年的1至4号房屋基址了。无论是高达1米的房基墙(于同时期的国内房屋中绝无仅有),抑或是其施工工序与“木骨整塑”的建筑方法,皆早已成为研究我国远古建筑史的珍贵资料,亦是探究私有制与家庭制度起源的实证。 除此以外,占据大河村遗址相当比例的彩陶,还弥补了自仰韶文化时代至龙山文化时代的陶器演变之空白。早在8000多年前即已出现的华夏助耕农业,也能在大河村遗址上找寻到诸多证据。 主讲人:戴建增 现任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长期工作于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以仰韶文化和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为研究方向,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多篇,参编书籍两部,参与课题多项。多次接受中央、省、市级媒体采访,其中参与并接受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采访,制作的《跨越三千年的大河村》纪录片在央视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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