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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导演的角度看，这部电影是如何合作完成的？ 《垃圾场里和声扬》与我其他的电影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故事的展开拍摄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所以参与拍摄和后期制作的人很多。 这肯定是我参与过最具协作性的纪录片——从近5000名众筹支持者，到许多摄影师，翻译，修理师，现场导演，录音师，编辑，助理编辑，旅游经理，场馆经理 ，音乐厅工作人员和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与这部电影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贡献大小，都是完成这个项目的关键。 当然，法维奥的主动配合，管弦乐团和卡特乌拉的人们主动开放她们的家和生活状态让我们拍摄是这部影片得以完成的基础。没有卡特乌拉的那些令人惊叹和鼓舞的的家庭，这部纪录片不可能拍摄完成。 早在2009年，执行制片人Alejandra Amarilla和制作人JulianaPeñaranda-Loftus就开始研究和探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并于2010年正式开机。在随后的拍摄过程中，他们也与现场导演一起协作，跟进整个拍摄过程，共同寻找人物和故事发生的地点。后来，故事发展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需要在世界各地拍摄，从而也需要更多的剧组成员。在2012年末到2013年初，纪录片资金不足需要众筹的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大大加速了拍摄进程。每一个参与制作的人员都感到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兴奋，每天都有无数雪片般的电子邮件从世界各地飞来，对于团队成员来说选择哪条故事线跟进是件难以抉择的事情。 然而，乐团有太多的故事可供挑选对于导演和编剧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在经过五个月的剪辑后，我们有了一份90分钟的粗剪影片，但是整个故事缺少情绪上的起伏来使它足够有趣。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有趣的，鼓舞人心的素材，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对比。然后，就在2014年的6月，正当我们即将完成剪辑的时候，巴拉圭遭遇了20年来最大的洪水，有30万人因此而流离失所，乐团的很多成员也因为这场洪水而失去了家园。在截止日到来之际，我们做了一个艰难且冒险的决定，我们决定重新开机，把经历洪水冲击后发生在卡特乌拉的故事继续记录下来。 看到卡特乌拉的朋友们遭遇了巨大的悲剧，我们感到十分痛心，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同样相信他们有力量克服难关，重建家园。于是，在预算和时间都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我们带了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赶往卡特乌拉，想要补拍两个洪水过后的镜头。眼前看到的景象是令人震惊的：整个卡特乌拉被淹没在水下8英尺长达两个月之久，而社区内的15000户人家集体搬迁到了高地上，在那段时间一直暂住在临时搭建的夹板房里。 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关于洪水的这段情节恰当的插入进影片中，如何让它推进并与剩余的部分衔接好，我们最终选择了把它剪辑进前面的剧情中。最后，被置于第二幕末的洪水相关情节代表着“所有希望丧失”的时刻，而它展现了乐团是如何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充当黏合剂，在卡特乌拉的家庭中重新建立起纽带并为他们带来希望和鼓舞的故事。如果没有之前的成功，乐团就不可能为遭遇洪灾最严重的家庭提供帮助。 你在拍摄这部影片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克服它的？ 拍摄这部纪录片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剪辑结构。由于拍摄这部纪录片花了超过五年之久，我们有着堆积如山的素材。因为很多素材都是正面积极的，也因为乐团一直在不断地取得成功，整个电影的情绪是不断上升的，伴随着间或有小小的叙事反转。但是我们缺少一个动态的大的转折来让观众对这80分钟的影片始终保持兴趣，并给予影片一个坚实的结尾。 为了克服结构上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比如我们跟随着乐团去了挪威首都奥斯陆，那里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乐团在那里表演了挪威爵士乐作曲家Jon Balke为乐团特意谱写的原创作品。我们不得不把这段13分钟的剪辑挪到影片的最后，否则第二幕的后半段就会稍显拖沓。不过，我们还是想办法用蒙太奇的手法把挪威演奏会的镜头剪了一些到第二幕后半段中。 最后，我们挨个排查了每一个场景，确保所有的场景都是为主题服务的。如果一个场景意义不明，或者与主题的关联度不够强烈，那么就删掉它，或者重新剪辑它，直到与主题相符。主题是指引我们做出所有决定的方向标。在本部影片中，我们的主题其实非常简单：“音乐带来的转变”和“只要勤奋努力，就能实现目标”。 Brad Allgood（导演& 编剧& 摄像指导） Brad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电影制作人，具有国际发展和公共卫生的专业背景。 为了拍摄电影，他曾深入尼加拉瓜热带雨林的中心地带，遥远的加勒比岛屿，稀疏的卡拉哈里沙漠和 密集的非洲丛林。在为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做传播营销工作期间，他让曾获得艾美奖的系列电视剧《唐顿庄园》和美国电影《自由搭客》在全国掀起热潮。在过渡到电影制作之前，Brad在尼加拉瓜担任和平队志愿者三年半。 他同样拥有美利坚大学的影视频制作硕士学位和一个佐治亚大学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理学士学位。 关于乐团 8年前，法维奥在卡特乌拉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垃圾回收项目的时候认识了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 在这个地区，有超过40％的孩子没有完成学业，因为他们的父母需要他们去工作。作为一名学过音乐的环境工程师，有一天他突然决定通过教他们音乐课来帮助孩子们。 最开始，这个想法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免于在垃圾填埋场里玩耍。 查韦斯说，”起初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排练。我们不得不在她们的父母拾荒的垃圾场里进行教学。孩子们对音乐一无所知，而且也很难联系到她们的父母，因为很多父母并不与孩子住在一处。” 最终，父母们注意到，演奏音乐让他们的孩子不再捣乱，有些甚至重新认回了他们以前抛弃的孩子。很快，想要上音乐课的孩子比他们的乐器还要多。所以查韦斯和其中一位拾荒者尼古拉斯“可乐”开始尝试用垃圾填埋场中的回收材料制作管弦乐器，比如油漆桶，叉子，瓶盖和其它任何用得上的材料。这些由改造废弃物所变成的乐器，经过不断改善后，声音品质甚至比寻常人家购买的中国制造的木制乐器还要好。 用回收材料来制造乐器还有另一个更实际的目的：孩子们可以安全地携带它们。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要把小提琴带回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们没有地方保存乐器，而他们的父母害怕会被抢劫，或者他们会把乐器卖掉去换毒品。” 许多年来，乐团一直默默无闻。然而纪录片《垃圾场里和声扬》在社交网络上的大量传播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这一点。“过去七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比过去的七年还要多。” 乐团从最初只有几个人发展到成员人数超过35人，而乐团的名气大增也吸引了社区里的家庭和孩子们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到乐团里上音乐课。卡特乌拉音乐学校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教学楼，有来自垃圾场的超过200名的孩子在那里学习音乐知识和如何用回收材料制作乐器，但她们仍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翻译：汪天歌 校对：徐娜 郑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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