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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旭 自从有文学创作之日起，就伴生了读者接受问题。以我国传统的说法，这便是文学鉴赏。随着文学创作的日趋丰富与复杂，文学鉴赏活动也相应地不断发展，这也促使人们对鉴赏规律加以探索和总结。这种鉴赏规律的科学概括，便是文学鉴赏学。而古典文学鉴赏是文学鉴赏学中一项重要内容，可以将这一分支独立成一门科学。古典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古典文学鉴赏除了其鉴赏对象有特定性外，其鉴赏途径与方法．除了具备一般的文学鉴赏共性外，还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要求，这就使古典文学鉴赏成为一般文学鉴赏中一个独特领域，形成独自的科学体系。我国古典文学鉴赏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也积累了不少鉴赏经验，有的并上升为鉴赏理论，但仍停留于零星的论述和直觉的体验。西方的文学鉴赏学不乏专门著作，那是针对他们国度的创作实际，从他们的审美心理出发形成的鉴赏理论，与我国的古典文学鉴赏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从中国古典文学实际出发，总结我国的鉴赏理论遗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就显得十分必要。 建立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必须整理和发掘我国宝贵的文学鉴赏理论遗产。我国已有数千年文学创作的经验，人们在长期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过程中，不断探究出某些规律，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这些都散见于浩繁的诗话、词话、曲话、文论、剧说以及小说，散文的评点中，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是建立新型鉴赏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综观古人所论，已提出的不少有益的观点和经验，值得借鉴。 文学鉴赏的社会意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论语·阳货》）肯定了《诗经》具有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考察现实的认识作用，相互感化和相互提高的教育作用，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刺作用。《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则具体叙述了文学鉴赏的社会效果。这种文学鉴赏论，突出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因而长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于创作理论上则表现为白居易的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以作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于创作实践上，则表现为济世之作奉为大雅，娱情之作视为小技，如唐代以诗为正统，传奇为余事，宋代诗中多匡世济民之意，词中则常为儿女之情，这在欧阳修和柳永身上都得到明显的体现。于鉴赏理论上，就出现了汉儒解《诗》寻求微言大义，常把—般的情歌说成后妃之德，把通常的生活讲成帝王之业。孔子的这种审美观，促使后世的人写和读都侧重于社会功利，阻遏了文学审美功能助发展。这种鉴赏论长期支配着我国文学界，也就形成了我国文学重于真与善的统一。只有历史地把握我国鉴赏论的这—特点，才能很好地鉴赏古代作品中一些诸如寄托、讽谕性的作品。 文学鉴赏的历史观点。孟子对鉴赏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人。”（《孟子·万章(下)》）孟子虽然自己解诗时没有完全做到“知人论世”，他给《诗经》中一些篇章妄附作者，强为解说，可是他这一见解还是可取的。清末王国维充分肯定这种说法的意义：“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孟子“知人论世”的鉴赏观点，无疑是可取的。至于后世一些诗话、词话缘诗词而杜撰本事的做法，把鉴赏引入歧途，那就违背了知人论世的基本原则。 文学鉴赏的美学观点。我国古代的鉴赏家虽然偏重于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但也决没有忽视到文学自身的特点。孟子早就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里指出作品“辞”、“意”、“志”的关系。在其他文字中，三者往往是一致的，而于文学作品中，则呈现复杂的状态。因了文学表现的特殊规律，局部的辞并不代表整个的意，表面的意也不等同作者的志。要能很好地“以意逆志”，孟子提出要“知言”，“何谓知言？曰詖辞知其蔽，淫辞知其离，遁辞知其穷。”（《孟子·公孙丑(上)》）这是说要以文学眼光来看待文学，掌握文学表现的特殊性。同时，自从梁萧统提出文学“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文选序》），唐杜甫指出“陶冶性情存底物”，逐步认识到文学作品悦目赏心，能“动荡血脉，通流精神”的作用，尤其到话本小说、传奇、杂剧兴起后，更意识到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尽管“风化”的“诗教”长期统治着我国文坛，左右着人们的鉴赏观，而美感要求却一直存在于人们鉴赏活动中。 文学鉴赏的具体途径。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知音》篇，是我国第一篇专题鉴赏论。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所谓源即是情，所谓波即是辞。情是作品内在境界，辞是作品外在形式。由波溯源，就能擘肌分理地鉴赏作者的艺术匠心。而对于辞，他又分析为“六观”：“将阅文情，先标六观：—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同上）如果再结合他提出的“六义”，则既有了鉴赏的对象，又有了标准。他说：“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雄)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义也。”（《文心雕龙·宗经》）文学鉴赏是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文而艺的不断深化过程，刘勰所论无疑给鉴赏者指示了入门之途和登堂之径。实践证明，优秀的鉴赏者无不循着这一路轨而领略了作品的精思妙构的。 文学鉴赏的主观作用。鉴赏活动是对作品的再创造，这就要发挥鉴赏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萧统说他在阅读鉴赏文学作品时，“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文选序》）所谓“心游目想”，就是心游其中，目想其形，也就是欣赏者进行艺术再创造的具体状态。这一方面是“循声而得貌”，“披文而见时”（《文心雕龙·辨骚》），或说成“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文心雕龙·物色》），从语言文字看到锦绘之色，听到丝簧之音，尝到甘腴之味，嗅到芬芳之气。另一方面还以作品为触媒，引起想象。古代作家，尤其是诗人，特别欣赏“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美学境界，讲究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因而鉴赏时要“思而得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联系自己的知识和体验，丰富原作形象，加深对作品的理解。由于重视鉴赏者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我国早有“诗无达诂”之说。清代张书绅说：“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千百家各门读之，各门有一部《西游记》。”（《新说西游记》卷首）之所以各人读了各有不同的意象与感受，也就在于鉴赏者各逞其能，各驰其想，也就各有所感了。从我国大量诗话、词话中那些争讼不休的问题上，就可看出除了涉及本事与训诂者外，就是各自鉴赏眼光不同而造成的。 文学鉴赏的品赏要求。我国古典诗词的鉴赏，长期以来形成了独有的要求。我国第一部诗话——钟嵘的《诗晶》就提出了“滋味”说。他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有滋味者也”，好诗“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否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此后把品诗味作为鉴赏的重要内容。晚唐司空图说：“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他说诗味乃在“酸咸之外”，诗味是一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司空图所列的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等二十四品，可谓是诗的主要的二十四种风味。后世一些鉴赏家往往以其突出的“味”来概括某一诗人的风格，来评判某一作家的审美观念。在具体鉴别诗味时，又从情味、意味、趣味等方面涵咏其各别的韵致。历代诗话、词话中的鉴赏，很少细微的剖析，多为感性的概括和形象的比喻，如明人谢榛品评“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璧，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谢榛：《四溟诗话》）古人的这种鉴赏要求，体现了我国民族美学的特色，给我们今天的鉴赏以一定的启示。 文学鉴赏的心理特征。古代鉴赏家不仅揭示作品美的内蕴，而且注意到读者的鉴赏心理，寻求耽迷艺术境界的心理奥妙。金圣叹评《水浒》时说：“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也。”（《水浒》第三十六回宋江在浔阳江遇险—段夹批）“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水浒》第三十九同写宋江、戴宗在江州被判死刑—段的夹批）。金圣叹已注意到艺术欣赏的美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表现为从忧转化为乐，从惊吓转化为快活的过程。毛宗岗在批点《三国演义》时也有类似的说法：“文不险不奇，事不急不快。急绝险绝之时，忽翻出奇绝快绝之事，可惊可喜！”（《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对刘备跃马过檀溪一段描写的夹批）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回首总批）所谓“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余音不绝”等，都是从鉴赏心理的角度来反映效验的。作家创作，尽力顾及读者心理，以对应人们的鉴赏心理。研究鉴赏规律时，既从作家创作的方面探究，从中折射出当时人的鉴赏心理，又从鉴赏者的实践方面予以总结，还要从鉴赏家的论述中加以印证，从而概括出一套合乎实际的鉴赏心理常规。因此，研究鉴赏心理，有助于更好地鉴赏古典作品和总结古人鉴赏经验。 从上述可见，我国古代的鉴赏论涉及到文学鉴赏的许多领域。建立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必然要以此为基点，才具有本民族的传统鉴赏观点和方法。对于影响了中国文坛二千年，浸染了创作论和鉴赏论的儒家“诗教”说，我们也必须作历史主义的分析，吸取合理内核，扬弃其杂质，从而形成科学化的鉴赏论。今天我们就是要从那些单篇独章和断缣寸楮中梳理、剔挟，并扫除迷雾厚尘，构成崭新的科学体系。 建立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还必须在中外文学的比较中认清中国文学鉴赏的特色，吸取国外文学鉴赏的宝贵经验。欧美在接受美学兴起之前，也早就存在着文学鉴赏。贺拉斯、狄德罗、康德、歌德、克罗齐、黑格尔等在他们的美学著作或文艺论著中都屡屡提及文学鉴赏问题，提出了对文学作审美鉴赏、鉴赏中进行艺术再创造，以及文学鉴赏的时代性、民族性等重要命题。他们的鉴赏论可资借鉴，但不能代入我国的古典文学鉴赏，因为鉴赏对象的不同，决定了鉴赏规律上的差异。 中华民族的作家重社会功利，西方民族的作家则重精神娱乐。我国文学从《诗经》起， 就遭到曲解，孔子的论述，《诗·大序》的阐释，卫宏、郑玄的笺注，一下子就占领了文学鉴赏的统治地位。而后经过长期的审美意识的积淀，把文学视为教化的工具，视娱乐为“玩物丧志”，于是不仅怜风月，弄花草的形式主义作品被斥为绮靡之风，而且稍事修饰者也被认为有伤风雅。“温柔敦厚”的诗教，加上汉之后又处于侍臣地位，唐而后写诗列为科举考试项目，使文学作品一直保持着典雅的风貌(民间作品例外，但在当时的地位甚微、数量不多)，这也是我国的小说、戏剧兴盛得较迟的一个原因。《诗经》中写男女恋情的诗，被解为“美”或“刺”君王之德的作品，加之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上层男女很少有自由恋爱，恪守着礼教的规范，因而我国文人作品叙写婚前爱情的作品就较少，多为表现夫妇间的恩爱或离愁别绪。而西方写婚前爱情的诗文就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样，我国古代诗歌中不少写男女之情者多为“香草美人”之思，寄寓着极为严肃的政治内容。西方把恋情作为本体写，而我国则多作为喻体处理，这就使我国的鉴赏论中要把“寄托”置于重要位置。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为什么一直成为争讼的问题，其原因也就在此。这就无怪乎金代元好问感叹：“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见《遗山先生文集》）欧洲的爱情诗则很少托意深微令人费解者。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如不考虑审美客体的特殊性，那审美主体的心理体验是不准确的。 中华民族的作家把目光集中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重人情，讲感受，西方民族则把目光集中于人与物的自然关系，重思维，讲逻辑。在西方作家那里，社会往往是自然科学化的社会，而在我国古代，自然却往往成了伦理化的自然。自然被社会伦理化，故草木虫鱼皆写意，社会被自然科学化，故男女人神皆写实。写意的揭橥“意象观”，写实的崇尚“摹仿论”。换言之，中国古典作家很注重“神似”，西欧古典作家更注意“形似”。因此我国古代诗人很讲究“兴会意到”，鉴赏时要求“作者会于心，览者领其意”，欧阳修说鉴赏文学作品，“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书梅圣俞稿后》），章学诚也说：“善论文者，贵在作者之意旨，而不拘于形貌也。”（《文史通义·诗教下》）当然，这种概括不可能尽容兼包，但大致情况不外于此。古典名作是民族审美意识的外物化，是古代作家审美心灵的外现，掌握这种带民族性的审美倾向，才能很好地鉴赏其美的创造。 中国古典文学是以富有特色的古汉语写作的，作为分析语的汉语和方块字的汉字与综合语，拼音文字的西欧语言有着明显的区别。古汉语又以单音节词占优势，构成富有建筑美的整齐形式。加之汉字有阴阳上去的声调，可以运用其平仄的变化与句间的对仗，增强了音乐美。外国诗也讲究节奏(音步)和韵律，但却与汉语的形式不尽相同。古代诗人往往利用汉字的特点，以同音、近音字构成双关语，以一词多义构成双关。还有利用汉字字形，分拆开组入诗中，如吴文英的词《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秦少游赠歌妓陶心儿的词《南柯子》：“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状一个“心”字。另外，如叠字、回文，双声叠韵等，都因巧用汉字之长而形成特有的情趣。 中外文学创作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也决定了鉴赏时审美意识体系的差异。我们借鉴西方的鉴赏理论，既取其带有共性的方面，从中获取助益，同时从比较中认识我国古典文学的特性，从而形成民族性的鉴赏学。 建立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还必须消除极“左”的思想干扰。我们的文艺理论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批判继承”往往偏于批判，忽视继承。所谓“吸取民主性精华”，也只是着眼于思想观点方面，贬低或摒弃艺术鉴赏。因而一度时期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时有所见。例如一部研究《诗经》的著作，为了体现“阶级斗争为纲”，把一首描写男女恋情的《陈风·月出》说成是“领主杀害青年农民”之作；还有的把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说成是写屈原和南后郑袖的暧昧关系的。这些和汉儒解经简直是同轨共辙，只是郑玄比附的是封建礼教，今人附会的是级阶斗争。这些都是不把文学作品视为艺术创作。有时为了维护这种极“左”的观点，把艺术研究看成“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受封建思想毒化”，轻则贬斥，重则批判。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的艺术分析，既失之于空，又失之于简，分析小说、戏剧，等于给其中人物作思想鉴定；分析诗歌、散文，只是从中拎出几条思想观点的筋络。所谓艺术分析，往往只是提出几点带有共性的表现手法。这种分析，将形式和内容、艺术和思想完全游离开来，对立起来，不是搞“微言大义”式的思想“挖掘”，就是搞拆散七宝楼台式的割裂肢解，不能对作品有机整体，在文与质、形与实、言与情等关系上体会高妙的艺术创造，也就不利于广大青年很好地接受文学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并作为文艺创作的借鉴。 粉碎“四人帮”后，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局面。首先，恢复了文学原有的性质。其次。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过去一些被排斥的作家、作品给予了重新评价，恢复了名誉。同时，注重了以鉴赏的眼光来加以研究，关于艺术鉴赏方面和具体作品鉴赏的著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拥有的读者群也是空前的。在这种形势下，建立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使文学鉴赏理论化、系统化，对于促进方兴耒艾的鉴赏研究是有意义的。 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一种文艺学。“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恩格斯按照文艺的特殊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而提出的衡量文艺的“尺度”和“标准”，也是文学鉴赏的准则。所谓“美学观点”，就是把作品视为审美对象，重于对表象的感受和感情的共鸣，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所谓“历史观点”，就是把作品放置于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研究作品与整个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关系，探讨作品反映生活的历史广度和深度。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不是简单的相加，美学评价离不开历史内容；历史评价总是结合着艺术对象的美学特征。而且美学评价本身也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问的美的观念。 总上可知：只要我们以恩格斯“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为原则，清除极“左”的思想影响，吸取国外文学鉴赏的经验，并总结我国传统的文学鉴赏成果，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实际出发，就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文学鉴赏学。 文/肖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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