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后，重点来了。 前几年去世了，有80多岁。去世之前把老婆孩子叫来，交待了一切。 他是国民党特务，有委任状作证，有文化，还懂英文。山东老家是没人了，但有个兄弟一家在新疆，一直有通信来往。没干过坏事，就一直潜伏着。 老妻儿子料理完后事就到公安局报告了。 1月22日续: 昨天问了下父亲，此人姓全，不是田。年纪大约是1930年代初期出生的。妻子是续弦，带过来一女，后来又生一子。 不过从他年龄看，不大象是汉中班的。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等十八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1940年10月，在陇东中学任教师的吴南山自首，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1941年10月，吴南山认出 “汉训班”同学祁三益、李峰壁。“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之多，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代的吴南山。侦破期间，无人被长期关押，绝大多数人曾被反用。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建国后，吴南山先后任兰州市公安局治安科长、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兰州市物资局长、平凉专区物资局长。“文革”中，吴南山也受到冲击，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文革”后，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经委顾问，离休后在兰州安度晚年。 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某科科长、省民委宗教科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清除出党；“文革”后得到平反，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 李春茂在解放战争中任武工队副队长，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畜牧厅牧区处处长，“文革”中下放干校审查，“文革”后平反，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王星文建国初期任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 曾经打入军委二局电台的胡士渊小组三人都被边保反用。胡士渊在驿马关当小学校长，掩护身份是做外勤工作，曾奉命潜入西峰侦察。1947年国民党部队进攻边区，随军而来的特务安永录也是“汉训班”同学，检举密捕胡士渊，威胁要按军统纪律制裁。胡士渊是个独子，生怕父亲被特务杀害，于是又答应为国民党搞情报，写了十二份情报之后，因为工作不力被辞退。1949年解放军反攻，边保派人来接头，胡士渊又转回为边保工作。功不折罪，1949年10月又被管训。 同案的夏珍卿也被边保派回老家庆阳搞外勤。但是，夏珍卿回乡后没有向组织报告，躲在家里务农。1946年年初形势紧张，夏珍卿主动找到当地军统秘密组织，为特务搞情报。5月，被三八五旅便衣逮捕，交保释放后，夏珍卿又回家务农。建国初期，没有暴露身份的夏珍卿，还被村里群众选为农会主席。1953年被捕，服刑5年，出狱后在农村当候补社员。 同案三人，杨子才结局最好。战争期间杨子才在西华池土产公司工作，建国后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贸易公司副经理。 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郑崇文)，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可是不久就叛逃敌方，还诱捕“汉训班”同学马鸣(马汝英)。马鸣参加边保情报工作后成绩卓著，被捕后并未暴露身份，却被同学陈明检举！军统将马鸣押解兰州审讯，又牵连出其他9人。1949年7月22日，距离兰州解放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将马鸣等人押到黄河北边的沙沟中，用麻绳绞杀。 曾任合水县剧团团长的刘志诚，被识破后曾经坦白，又留在团里工作。胡宗南进攻边区时，主动为敌提供军事情报，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此人于1947年被逮捕处决。 曾被庆阳县保安科反用的曹钊，在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后当了马岭乡的乡长，带队杀害7个解放军战士。1951年被公审处决。 薛守业在国民党进占边区后担任镇长，血债累累，1951年被公审处决。 张益昌在战争中投敌，1947年11月被边保处决。 丑吉宜是西北特侦站的交通员，传递情报20多次，1946年被游击队捕获枪毙。 刘宗汉在合水县以“塾师”身份活动，被合水县保安科发现反用，后被群众打死。 也有一些人，在斗争中心灰意冷，躲回老家当平民。 麻某被庆阳保安科反用，派到合水县西华池摆小摊做外勤，没有多大成绩。国民党军队来了又当保长，也没有什么罪恶。建国后未受处理，在家务农。 赵某某被捕获后释放回家，建国后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后来一直务农。 安某某被反用后回家，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做军需上士，后来在西峰镇长盛德山的货铺管账，建国后未受处理。 周某某、张某某(女)、李某某、吕某某、陈某某等人，从浙江特训班第四期毕业，于1939年一起潜入延安，抗大毕业后都分配到军队系统。 李某某、吕某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 陈某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代，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 周某某、张某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代问题，建国后在地方工作。 还有叶某某，1938年6月就打入延安，后来分配到新四军，1939年12月被查明处决。 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大部分已经处理，46名逃亡海外，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根据这个新的线索，“汉中特训班”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于是，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 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训班”却由“汉训班”毕业生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还有24名下落不明。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代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霍士品在1952年参加反革命组织“光复军”，丁耀南在“反右”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    睡虎：有当年逃到台湾的中统大特务写文自夸，说中共中央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时被中统渗透的很厉害，其中密布中统精心培养的叛徒内奸细胞，中央发给省委的许多机密文件一星期左右就能被中统掌握，后来中央转移到瑞金，有不少内奸就此和特务机关失去了联系，特务就怀疑这是被集体组织转移到苏区导致的。我刚查了下，有说1934年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林就是特务的内奸，还提到一个数据，说从1933年9月到1934年3月短短半年时间，上海地下党组织的485名干部中，有183人是中统的“细胞”。所以说，要是真有些老资格的内奸其实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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