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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曾:记忆中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之二)

 不老兵 2021-03-24

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学生,也感受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化。

记得一天正在家里做作业,突然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非常热闹。于是就跑到街上,看到好多人,有人打着横幅,有人拿着小旗子在街上游行,像是在庆祝什么。后来听大人说,那是附近的一个铁工厂公司合营了。逐渐地这种小规模的庆祝活动层出不穷,而我们这些孩子也总卷在其中乐此不疲。

不久,我们又卷入了“除四害、讲卫生”的行列之中。我们这些孩子也学着大人那样,每天拿着竹竿上面绑上块破布,天天在街上去摇晃,同时还要制造出许多噪声,说是这样可以让那些糟蹋粮食的麻雀不敢落地休息,以至于累死。

另外,我们也要学着大人那样,拿着苍蝇拍去打苍蝇,然后把打死的苍蝇装到火柴盒等小盒子里,交给街道指定的人,一个个数清,并做好登记。说是个人累计打死苍蝇超过一定数量会有奖励。由于我办事认真,非常投入,据说成绩不错,但从来没有拿到过任何奖励。

小学生也参与到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当中。图片源于网络

再后,大炼钢铁成为时代的主流。不仅我们学校,就连我们街道后来也建起了炼铁炉。这些大大小小的炉子天天要烧得红彤彤的,无论白天黑夜都不能灭火,尽管黑烟四起,大家那股超英赶美的劲头一个比一个大。

图片源自网络

老师时不时地动员我们这些学生四处收集破铜烂铁,有的同学把家里的铁锅菜刀等用品偷偷拿出来捐给学校,闹出许多家长回来做不成饭,不得不跑到学校取回学生拿到学校的东西这样的笑话。

胡同的居民也被动员起来,让把家里的铁锅等铁器捐献出来大炼钢铁,说是搞起了人民公社,生产出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于是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各家各户也不用起火做饭了,吃饭也不用花钱了,大家都去公共食堂吃饭。

那两年,天天敲锣打鼓,一会儿一个口号,一会儿一个运动,处处显示出欣欣向荣,热闹非凡的景象。

北京居民把家里的铁器拿去大炼钢铁。图片源于网络

当时那种欣欣向荣的经济气氛也反映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爸爸和妈妈是1940年在西安成婚。以后,这个家庭每隔两年必有一个小生命出现。我在家排行老六,是最小的那个。在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妈妈就没有再出去工作。

我进入小学前后,在街道积极分子的动员下,在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的感召下,妈妈又重新开始工作了。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都在府学胡同小学就读,记得开始我们在学校食堂吃午餐,后来嫌那里的伙食不好,改在交道口南大街的小食堂吃午饭,每个月七八块钱的伙食费吃得非常好。

1950年代中期的物价非常便宜。小学的学费5元,书本费3元,铅笔本子1-2分钱。北海公园门票5分钱,景山公园门票3分钱,游泳池门票1毛钱,小豆冰棍3分钱,一碗混沌或带肉的面条1毛钱,二两大白兔奶糖5毛钱。一个人去餐厅吃饭有肉有菜有饭3角钱,食堂的价格更便宜。家人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大人孩子按人头算下来,每人不到一元钱,有汤有菜有果酱有面包,每人都吃得饱饱的,大人们还有啤酒喝。当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画公开出售,每幅不过百十元左右。

我小时爸妈上班,大哥住校,就由大我8岁的二哥管家。记得一次他买回来小半麻袋的河蟹,说是三毛一斤,就放在屋门外的台阶上了。由于麻袋口没有扎紧,好多螃蟹从麻袋里跑了出来,爬进台阶下面的下水道里了。忘了是谁出的主意,说在下水道口点着明火,就可以把螃蟹引诱出来。我们把生火炉用的刨花和劈柴堆在下水道口,点着后,果然有几只螃蟹爬了出来。

自1955年中国发行了第一套粮票开始,中国的票证经济则正式拉开了序幕。但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总体感觉是,1950年代中期的供给还是充足的,挨饿是1958或1959年以后的事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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