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深忽梦少年事 当我成年以后，我忽然对以前的很多事情困惑不已。 先说一件很小的事。 比如有一次，卷毛对我说，你站在这里等我，我去找黑牛说一件事情。 卷毛和我一个村，上学放学路上，时常一起走。 那是十一月底，空中飘着薄薄的雪花，天哑哑地青灰，真的冷，干冷干冷。 我就站在四中门口，淑琴家的电锯那儿，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天黑透了，卷毛才气愤愤地从学校门里走出来。 看到我，他很吃惊，说，你竟然没走，脚步也没挪就站在这里等了我这么久。 我觉察到他的歉疚。 边走边说，我才知道，他进去之后是和黑牛冲突了，既然是兄弟之间的冲突，起因和过程以及直到最后不伤和气圆满解决，起承转合，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不像真正的对手和敌人之间，反而干脆，只需要拿出全部的勇气和蛮力，以智慧和武力对抗，只直截了当杀个血流成河即可。 如今想起来，让我困惑的是，没有围巾，也没有帽子，当时穿的并不暖和的我，只为了等一个同学一起回家，只为了一句话的嘱托，如何就能够在风搅雪的情况下纹丝不动地在原地站立了一两个小时？ 而且，从我站立的电锯到四中的大门不够十步路，再从大门走到我们高三的教室，也不过五十米，在天气那么恶劣的情况下，饥寒交迫，我为什么不自顾自回家去，或者到教室里去找卷毛，催促他，或者在告知他之后再自己先回家去。 这里首先排除我喜欢卷毛这种可能，完全没有的，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友谊，和性别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假如卷毛是个女生，我同样会这样一动不动的站在风搅雪里等她，当然，我的性取向正常，我不是同性恋。 我现在想，我之所以不走，是因为： 一，他让我等，并没有让我等不住了先走或者返回教室去找他。二，我自己也绝对没有等不住了就可以自己走或者返回教室去找他的任何想法。 我认为，我答应了他等，就只能等，绝不会起别的心思，找寻一条其他细路、歧路或者坦途去走。 给今天的任何大多数孩子、大人，包括我自己，可能想的办法会很多，但是，唯一不选的，可能就是我当时所做的，那就是一动不动在风搅雪里站一两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直等到他出来。 再扪心自问，今天的我，是学的灵活了，可是，明显，是丢失了最原汁原味的诚信和坚守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其实不是便聪明了，而是学坏了。 让我困惑不已的第二件事情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至少我们那一代人，中学小学时代学习语文，有几个词汇很高频：批判，揭露，讽刺，控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 这让我困惑不已，为什么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呢？ 我们在恨谁，为什么非要去恨？是谁在教我们恨？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批判，揭露，讽刺，控诉完这该死而万恶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路在哪儿？ 再读《项链》，吸引我更多的，不再是“马蒂尔德”这个女人了，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拿来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虚荣心与妄想症的一个工具。 我更愿意教会学生，去赏识和学习路瓦栽先生，他是个好男人。 他好在哪儿？ 他很爱他的妻子，呵护她，容忍她，哄她陪伴她，在平常的岁月里，他给她创造财富和安宁；在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后，尽管境遇窘迫到了极致，他从头至尾都没有责备过他的妻子一次，只是，很男人的担当起了全部的不幸、责任，和闯了祸的马蒂尔德一起，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最可创造财富的十年，偿还了所有的债务。 我之所以说这十年是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年，是因为读到文章最后，我发现，他们没有孩子。 这个发现，让我潸然泪下，试问，现在的男士，如果还原到《项链》文本中的情境中去，有几个能做到路瓦栽先生这样隐忍，这样大度，这样能舍能扛？ 所以，我给学生们说，我们不去批判，我们不去揭露，我们也不去讽刺。我们来向路瓦栽先生学习，学他的样子，做个好男人好女人，学着做一个朴素，勇敢，宽容而且有担当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从来都认为，教会学生“生活”和“明理”，远比教会学生单纯的知识更重要，何况是动不动就去横眉冷对地批判，批判一个柔弱的女人，谁没有对现实不满过，谁没有虚荣心，谁没有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特别的痴心妄想过，马蒂尔德，不过是我们中间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女子。 看见不幸，看见美好，远远比记住丑恶和罪恶，来的更舒服，也更实在。 古人为什么说“穷则独善其身”，而不说“贫则独善其身”，是因为“贫”，指的是物质，而“穷”指的是精神。 学做好人，学做有德行的人，过好的日子，维护好自己的小家，然后，我们就有力气“达则兼济天下”。 路瓦栽先生很棒，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这才是做人的根本。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中学时候，我们曾经学过一篇课文：《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 后来，这篇激昂的文字又被选入中学教材，于是，“司徒雷登”就和“美帝国主义”划上了等号，就和“侵略”划上了等号，一时间，他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一个最显著的象征，而这个假洋鬼子，也成了20世纪上半叶最让中国人反感的外国人之一，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无数人讽刺，批判，揭露，和控诉。 我相信，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因着那篇课文的教条，是长时间讨厌和憎恶着这个美国传教士的。 可是，当时间走的更远的时候，回过头再读这篇文章，再自己亲自去查找，追索关于“司徒雷登”本人一生的始末，才发现，年轻的我们，都被误导了。这不是哪个语文老师的错，是整个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普世价值的错。 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真身： 1846年，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杭州； 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 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中间他做了什么？只说一件事——关于燕京大学。 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为筹建和扩大燕京大学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就这么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可是，却耗尽了他的大半生。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 所以，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 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 他耗尽半生心血的燕京大学，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 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1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 而司徒雷登一手促成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终于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司徒雷登，也就没有辉煌的燕大，也可以说，对中国而言，司徒雷登个人，是个功臣。 而年轻的我们，就那样被误导，被大而无着的、并不十分确凿和有益的东西遮住了眼睛。 我的第三个困惑是。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般意义上，诗歌和理论，读起来其实远远比单纯的讲述情节的小说来的更有嚼劲而趣味无穷。 《红楼梦》除外。 我的困惑是，我的这种顿悟为什么来的那么迟，为什么我竟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觉得小说好看，而直到而立之年，我才发现诗歌和理论才是灵魂和思想的精粹所在。 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首先是我资质平庸，缺少洞然领悟的发现力和创造力，二，没有遇到高人指点，某些教材，很有问题。三，懒惰，没有读很多书，也没有走很多路。 所以，我给我的学生们说，不要去追泡沫剧，也不要去读快餐和地摊书籍，好的、能给你的人生以开悟和指引的东西，永远在严肃的事情和真正的困难面前，当你思考如何应对和解决它们的时候，智慧和能力就产生了。 后来，有朋友就和我的学生一样，让我推荐好书给他们看。 我说，只有一点，读那些能给你当头棒喝的书，和让你觉得如同一道光，划破了天际，然后把你照亮的那些书。 至于具体是哪些书，我不去说，为什么？ 只有一条路——一定要去多读，读着读着，你就会在千头万绪和杂乱无章里发现你喜欢的东西。 而你喜欢的东西里，有你最真的自己。 然后，你就找到自己了，当一个人找到自己、自我，给自己个准确的定位之后，就可以有目标的前行了，目标感，这个很重要。 有句话说：“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上帝都会为你让路。” 然后，你就可以朝着你的这个确定的目标一直前行，如此，想来，也不用很久，你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哪怕很小，那也是自己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快乐。 今天就暂时说这三点困惑，就算我今日的“三省吾身”了吧。 “夜深忽梦少年事，”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梦啼妆泪红阑干”，回头再看来时路，换一双眼睛，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往期荐读： 窦小四 原名窦娟霞，甘肃天水张家川马关人，80后，现居重庆，从事教育行业。生性自由闲散，无拘束，钟爱山野乡村，偶有心绪，小结成文，视爱和文字为生命。探索爱与人性的奥秘，深困其中又淡然其外，从流如水！ 本公众号二维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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