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庆：我和上海欧美同学会

原题

我和上海欧美同学会

作者：孟国庆

我介绍过不少人参加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至于为什么要加入，我对这些年轻人说，同学会是一所“学校”。

我很早就加入了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我的会员号是471，会员号小于我的学长们估计九成多已经驾鹤西去。

1984年我刚从外地调回上海，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恢复成立的消息。为申请加入，我特地跑到同学会所在地的衡山宾馆，接待我的老俞告诉我，加入欧美同学会需要一位会员介绍。那时我刚到上海，地不“生”但人不熟，压根不知道谁是同学会会员。后来我的老同学壮云乾博士（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法学生，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托人介绍才一起加入欧美同学会，至今已经37年了。介绍人就是原708所总工程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袁随善先生。

当时同学会在衡山宾馆占了一套客房，五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驾驶员），还有一名外聘人员老俞。在同学会办公室，我有幸见到不少“大人物”。在那里我多次见到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他解放前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他没有架子，犹如邻家大叔一样。在那里我更多见到的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学长，用“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来形容当时的同学会毫不为过。对我来说，老学长们都是高山仰止泰斗般的人物。昔日只能在媒体上见到的这些老学长和蔼可亲，就像我可爱可敬的师长一样。

俗话说“近朱者赤”。我才疏学浅，在这些老学长周围我不敢说我“赤”了多少，但是受到他们的熏陶和教育却是实实在在的。从他们身上我受益匪浅，不少影响了我的后半辈子。后来我接触到“圈子文化”这个概念，我颇有感触。我深深体会到，如果你所在的“圈子”里的人水平都远高于你，你也会逐渐变得聪明起来，当然前提是你肯学习。抛开“圈子”的贬义，欧美同学会就是这样一个“才俊 智慧”的圈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所“学校”，至少对我如此。

那时我是同学会会员中最年轻的，大概老学长们认为我不懒也能干点事，所以我从第二届理事会就担任了理事，后来又担任了常务理事。

我担任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多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冯德培、谢希德二位会长接触比较多。受同学会的安排，我一次为冯会长寿辰写纪念文章，我多次在中科院生理所冯老的办公室聆听他的教诲。冯老瘦瘦的，头发都白了，经常穿一件湖蓝色的“涤卡”中山装。后来这篇文章《展望21世纪的人》发表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同学会会刊上。在记叙冯老生平的文章中，我估计这一篇最翔实、最准确，因为每件事及所发生的时间、地点都得到冯老的核实。

我们一般称谢希德会长为“谢校长”，她任我们会长时好像刚卸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央委员。除平时工作上的接触，为写她丈夫曹天钦院士的纪念文章时，我也聆听过她的教诲。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同学会让我写一份英文东西，我当时有点“轻敌”加之英文水平不高，英文稿的瑕疵不少。想不到谢会长自己用打字机重新打了一遍，还告诉我英文电话国家区号的正确表示法。我望着这位“位高权重”七十几岁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我惭愧得恨不得地板有个缝钻进去。

从此我写任何东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无论是文章内容、遣词造句还是标点符号。在不少场所，包括昆明的“中国国际园艺博览会”，我指出场内设置的英文标识和文字介绍上的错误，有些是表达方式明显不妥，有的是大小写，有的是标点符号错误。

其实我的英语水平非常一般，关键是我认真、细心。别人称赞我是咬文嚼字的“啄木鸟”，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水平”归功于谢会长对我的身教和言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前排中为谢希德会长，我在后排右四，照片摄于1995～1999年

同学会一些老学长给了我很多指导，在他们领导下我学到不少“本事”，对我后来的党派工作和参政议政起了“启蒙”作用，为此我特别感谢袁随善和林文进二位副会长。

同学会不少老学长给我印象很深，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我得到“升华”，例如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同学会副会长（留美分会第一届会长）施如璋、荣毅仁先生的姐夫杨通谊副会长……我当时对一些老学长不太了解，后来才逐渐知道他们的事迹，例如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建筑学博士庄俊、著名医生董方中……

顾毓瑔副会长，好像和上海欧美同学会第一任会长顾维钧先生有亲戚关系。那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平时笑容可掬，发言还有点“啰嗦”。后来我才听说，解放上海时，外白渡桥对面的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顾老一个电话打给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才发下武器。后来每当我路过外白渡桥，就想起这位可亲可敬，发言还有点“啰嗦”的老会长顾毓瑔先生。

这些老学长一个人就是一本书，甚至就是一个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遗憾是当时我没有这份心，否则把他们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也是珍贵的史料。

早在浦东开发以前，我们同学会就有一个“浦东开发研究小组”，组长是李国豪副会长，当时的总干事是梁明仪，我也参加具体工作，我们曾接待过浦东开发的首位倡议者林同炎先生。林同炎先生在统战部（市海外联谊会）会议厅（当时还在南京西路）专门做了报告，统战部长毛经权主持。会刊还专门配有照片，我在照片的角落里。

作为副总干事，在会长的领导下，我参加了留美分会等分会的筹备工作。留美分会筹备中碰到很多困难，很多问题在今天都不是问题，但在那时却无法逾越。例如，留美分会成立时，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们不敢邀请美国驻沪总领事参加成立大会，退而求其次想邀请上海的美国商会会长参加，但多次努力均未果，后来也不了了之。这些具体甚至有点繁琐的工作锻炼了我，也是我今后从事党派、团体工作的“预热”。

大概是因为我担任同学会副秘书长的关系，1996年，我加入致公党不久就“空降”到卢湾区，担任了卢湾区第一届委员会主委，因为这个“身份”随后又担任了卢湾区人大代表、常委。

我这个“空降兵”从未从事过党派工作，更没有担任党派一把手的经验，我又是在央企工作，不是卢湾区“土生土长”的，其困难可想而知。“笨鸟先出林”，在我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下，我们党派不久就在卢湾区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多党合作大舞台上表现得有声有色，显示了“党小声音不小”。

在我的倡议下，我们成立了首个致公党区级组织的“青年工作委员会”，曾多次获得致公党中央的嘉奖，其中有些成员至今还活跃在参政议政舞台上。为扩大我们党派的影响，我们还印刷了有“致公党卢湾区委”抬头的台历，这在当时是“首创”。除我们自用外，不少台历送到区各部门，2块多钱一本的年历放在领导按头上，天天能看到我们致公党。最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历“流到”致公党中央，罗豪才主席称赞说“党派基层组织的工作能搞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类似的事情很多。其实这些“雕虫小技”并非我的独创，都是从同学会这所“学校”学来的。我说同学会是一所“学校”，这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

我非常喜欢聆听欧美同学会的讲座，每听完一个讲座就好像打开一扇新的窗户，经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眼界也开阔不少。担任党派主委时我撰写了不少政协大会发言、党派提案，其中不少思路和“灵感”也来自同学会的讲座。

我们区委多次获中央表彰，我本人也多次获本党中央和市委统战部等部门的表彰，其中当然有我的努力，但是这些“军功章”后面都有同学会的影子。

自1997我当选区人大代表至今24年了（其中十年担任区人大常委）。五届人大代表任期中，我心系群众扎扎实实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急难愁”问题，曾收到好几面群众送来的锦旗。24年中，我提交了约两百多件人大代表建议、议案和社情民意。我至少有两件社情民意被中共市委办公厅采用供领导参阅，还有一些被市政协等有关部门采用。我从未当过政协委员且退休十余年，2017年我荣获区政协社情民意收集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作为非党人士，我2018年还荣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颁发的先进个人奖状……这一切都离不开同学会对我的熏陶和启迪。

我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生。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我写了不少文章赞颂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壮举，发表在全国政协、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等各级刊物上，并获全国性大奖等奖励，我一篇《初出国门》发表于全国政协刊物“纵横”，后新民晚报通版转载。不少人说，反映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留学生的文章中，这是最有代表性一篇。我之所以“显摆”这些，是因为其中很多文章的“雏形”都是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同学会《会刊》上首次发表的。

“活到老，学到老”。欧美同学会是一座“学校”，虽然我还没有从这所学校“毕业”，但马马虎虎说也算“学有所成”，从同学会学到的很多东西成为我后半生人生道路上的“财富”。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从当时的“翩翩少年”即将迈入耄耋之年，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从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这所“学校”学到的一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