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昉（字景玄，生卒年不详，陕西西安人），按照历史的顺序，本应排在吴道子之后，这里提前考察周昉的人物画，首先是考虑到周昉与吴道子两人的人物画都属于盛唐的审美风格范畴。在这一个范畴内，孰先孰后的历史顺序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周昉与张萱在风格上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性，因此继张萱之后接着讨论周昉可谓顺理成章。其次是为了突出吴道子在盛唐乃至整个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将在下一节中占用较大篇幅集中考察他的人物画艺术。关于周昉，在前几节已多次谈到，例如说他的人物画体现了盛唐人物美的理想，他的人物画全面继承了传统，从而成为唐代绘画“重法”（法度）的主要代表等等，这里则要对周昉人物画的表现方式和风格特征作进一步深入的考察。 唐·周昉 挥扇仕女图（局部） 绢本 设色 纵33.7 厘米 横204.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周昉和张萱的人物画在许多方面很类似，同样的丰硕饱满，同样的富丽华贵，而且在线条和设色方面也有不少相近之处。总之，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盛唐审美文化的共同旨趣和印记。但是两者毕竟有所不同，从表现方式上看，张萱的人物画多为主动的彰显，因而其作品包含了较多的主观成分，在审美调质上是热情欢欣的。而周昉的人物画则是沉静的展示，它所流露出来的富丽高华的美，仿佛并不急于夸耀于人，而是以自持宁静的姿态，如同盛期的花朵一样优雅而自足地绽开。正是这样，在审美品质上多了一份含蕴深致的意味。从周昉传世的《簪花仕女图》来看，其构图（即人物安排）似乎不似张萱那样富于匠心，结构紧凑，连贯一体，而是大小远近，十分闲散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人物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情节关联，每一个造型和姿态仿佛凭借自身的完美在相互映照。《挥扇仕女图》往往是两人一组，或在照镜饰发，或在挥扇顾盼，或在卧毯制绣，或在执帨捧瓶，相互之间既没有交错而遮蔽，又无须簇拥而衬托，完全是以各自的生动而丰美的姿容，温婉而平静地展露出来。尽管如此，它们并不是孤立分散的，依然为一个整体，只不过这个整体不是通过明显的布局结构安排以及张萱那种富有动感的情节节奏来实现的，而是凭借每一个人物形象本身流溢出来的美的气息融合而成的。你看那高卷的云鬓，轻扫的蛾眉，柔美的薄纱下丰腴的体态，以及头顶装点着的艳丽别致的簪花，无一不焕发着美的魅力。这种美既是沉静而自足的，但又像轻雾一样弥散着，笼罩在整个画面，使之融为一体。据载，周昉还热衷于佛教题材，曾“妙创水月之体”，其菩萨造型十分“端严”，后人称之为“周家样”。这些作品已无从得见，但可以推想，这种“端严”的菩萨形象与上述绮罗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静自足的审美气象应是比较相近的。另据载，周昉还曾在当时兴唐寺、胜光寺、大云寺、广佛寺、禅定寺等佛殿中创作过不少壁画作品，它们的造型样式和风格特点，以及与唐代壁画之间的影响关系，在后面章节中将再作详论。
除了《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之外，现传周昉的作品还有《调琴啜茗图》（藏于美国纳尔逊·艾京斯博物馆）和《双陆图》（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我认为这两幅作品应为周昉早期所作，在构图安排和人物情态描绘上还带有明显的张萱之痕迹。张彦远曾说周昉“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定斋集》卷十三说周昉《双陆图》“疑为初年笔也”，都证明这一点。 与《挥扇仕女图》和《簪花仕女图》相对照，这两幅作品显然是比较注重场景和情节的连贯表现，人物情态富于变化，柔媚多姿，颇似张萱。尽管如此，其作品中的人物体态和眉目之间，已经有一种“意态闲远”的风范隐约地呈现出来了。 可以说，正是在张萱的基础上，周昉一方面对六朝以来的人物画传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另一方面则直接感合着盛唐传播开来的文化氛围，从而使他的以绮罗人物为主要题材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更加丰满雍容的气度。所谓“丰厚态度”，“浓丽丰肌”，“曲眉丰颊”，“意秾态远”，这些优美而形象的词语都在表明这一点。尽管周昉生活的时代已不再是盛唐，但他的人物画却依然凝结着盛唐艺术所特有的那种审美旨趣和神采，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一种自然积累和酝酿之结果—从阎立本到韩幹、陈闳、张萱再到周昉这里，仿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种富丽高华的雍容气象终于达到了它最成熟和完满的风格境界。正是这样，这一风格就很自然地过滤掉它在生长过程中那些不确定的变动因素，以至在表面上失去了某种欢欣而矫健（如张萱）的意趣，从而似乎带有几分倦慵，几丝惆怅，却又不露痕迹地消融在它那沉静而高贵的姿容中。黄庭坚曾赋诗赞颂周昉的人物画，其中有这样两句，“真态不可添”，“雨重春笼柳”。这是对周昉笔下人物那种成熟、完满的审美风貌富于联想性的说明，特别是“雨重春笼柳”这一句更值得玩味，它将周昉绮罗人物的情态，那种带有些许倦慵、惆怅意味而又不失雍容的气象，十分形象地传达出来了。
唐·周昉 簪花仕女图（局部） 绢本 设色 纵46 厘米横180 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从技法层面看，周昉之线条似乎比较注重粗细以及用笔转折之处的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却随着行笔速度的缓慢而显得十分沉稳，如同雨后的春柳依着人体姿态徐徐而下，并且为了突出人物本身的形态，有些线条处理得相当朦胧、虚淡，有的与色彩相融一体，若隐若现，整个色调虽仍然浓丽、华美，但却不像张萱那样鲜艳悦目，所以张彦远说他“采色柔丽”，这表明周昉人物画色彩是以“柔”为特点的，并善于把斑斓鲜丽的色相汇入于统一的色调中。《广川画跋》说他是“浓纤疏淡处，可得按而求之”。可见周昉的色彩既是“浓纤”的，又有“疏淡”的一面—凡此种种，使得其人物画在整体气象上显得浓丽而不甜腻，华美而不鲜薄，内涵丰富而和谐含蓄。此外，作品的背景色感占有很大的视觉分量，以绢本为底或深或浅的朱色调子如同夕霭一样映衬着画面上的人物形象，从而造成一种富有距离感的审美效果和氛围。
在唐代人物画家中，周昉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仿学张萱却又能超越之，将绮罗人物这一题材之美推向了极致。另据《唐朝名画录》载，郭子仪曾让当时著名画家韩幹与周昉皆为女婿赵纵侍郎写真，完成之后，郭子仪“未能定其优劣”，后让赵夫人评价，赵夫人曰：“两画皆似，后画（即周昉之画）尤佳。”因为“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形笑言之姿”。可见在写真传神上，周昉也是高人一筹。而且可以说，在体现唐代人物审美理想和风尚上，在锤炼和铸成唐代人物画“法度”方面，周昉作出的重要贡献就是像吴道子这样杰出的画家也无法替代。对此《松隐文集》曾有一个很好论述：“有国之化，每自内以及外，然下以承上，从风而靡矣。周昉……绘以为图，则用心于美化，欲作世范，志意亦广矣。”的确，周昉的人物画不仅善于状貌传神，而且还能通过“美化”的手法展示出唐代的审美理想，从而成为风靡广远的“世范”。唐·周昉（传) 双陆图 绢本 设色 纵30.7 厘米 横64.6 厘米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据《唐朝名画录》记载，唐皇德宗曾诏令周昉为长安章敬寺作壁画，“落笔之际，都人竞观”，“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由此可知，周昉绘画创作态度十分严谨而谦虚。应该说，周昉具有一种涵纳传统、参证诸家的宽广的艺术胸襟，加之时代条件以及个人天赋因素，使他终于成为享誉唐代并垂范后世的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