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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开皇、武德末年纪事 |第四章·殊途同归：两位高祖的夕阳晚景  |人比人，气死人说完隋高祖杨坚之后，我们该说一说唐高祖李渊了。 尽管都曾经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生杀予夺的王朝帝君，也尽管都是趁势而起顺天应人一统寰宇的开国之主，还尽管两家又是沾亲带故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亲戚，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尤其是他们人生大戏的最后一幕，更是风格迥异大相径庭。 虽说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要一死，拥抱死神是我们所有人逃无可逃的最后的终局，在这样令人颇感无奈的终局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殊途同归的成语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也是成立的——但走向这个终局的过程却千差万别，有时候说成是风马牛也并不过分。 杨坚、李渊都是皇上，他们的死按正规的说法都叫“崩”，也就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的意思。 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叫—— 人比人，气死人！ 说唐高祖李渊是被活活气死的也一点都不过分。  老年李渊【剧照】 玄武门事变是大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 三天后，也就是六月七日，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再五天后，新太子的东宫班子成员任命发布，其成员大都或明或暗在几天前的玄武门事变中有上上绝佳的表现。 距六月四日事变仅一个月零两天之后，太子东宫就有了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左仆射（萧瑀）、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兵部尚书（杜如晦）等完全是朝廷中枢才应该有的职官设置。 接下来的设置便越来越全，什么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御史大夫还有左卫将军、骁卫将军、右领军将军、右监门将军、领左右军将军等全体亮相，显然是一副另立朝廷、另立中央，与当时还是皇上的李渊分庭抗礼的架势。 而且就在京城，就在当朝皇上李渊的眼前！ 尽管李世民可以用自己被立为太子的同时，就有“军国庶事，悉委太子处决”的父皇诏令来解释搪塞，但他咄咄逼人得寸进尺迫不及待抢班夺权的行径却也无从掩饰大白天下。 肯定的，李世民甚至压根就不屑掩饰与解释。 玄武门之后，皇上——哪怕那是他的亲爹呢——已经有名无实形同摆设，那他当然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 既然皇上都已经拿自己的儿子没办法了，那就自然是别人谁也没办法了。  太子李世民【剧照】 皇上也许是在咎由自取，但曾经的秦王、现在的太子真的就不能哪怕是稍稍地客气一点，谦和一点、稍稍地顾忌一下我们这个从来都是视与朝廷中央分庭抗礼为大逆不道的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吗？ 他难道真的就不能哪怕只是稍稍地耐心一点，耐心地走完必要的程序，再名正言顺地去从事已经是非他莫属的治国安邦的宏图大业吗？ 他难道就不怕殷鉴在前前车后辙，后人照猫画虎邯郸学步如法炮制吗？ 如果政治真的只是一场凭实力说话的角逐，那岂不是说在这里所有的阴谋都不是阴谋，所有的血腥都不是血腥，从而也就所有的规矩都不是规矩？！ 不问是非，只管成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能不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全体共同的精神滑坡精神污染？ 长此以往，政坛能不让人侧目掩鼻，政治又怎么不会成为罪恶的渊薮？政治就是犯罪，哪怕是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文明新时代，还有西方人以他们特有的直率这样说道。 宫廷政变蹀血都门，李世民当然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但一想到至今都让人们激赏不已赞不绝口的贞观盛世居然是这样的出身和来历，总难免让人心里有些不舒服。 也许我们是有些苛求先人了，但我们不是正在大力提倡要建设政治文明吗？既然千年以前的李世民都知道以史为鉴、以人为鉴，那我们不是更应该鉴之戒之谨之慎之吗？！  话扯远了拉回来，继续说李渊、李世民。 面对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步步紧逼，大权旁落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唐高祖终于在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正式传位于太子，第二天李世民就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正式成了大唐第二代皇帝。 权就这样与其说是交出去的，不如说是被儿子抢走的，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能是心甘情愿心悦诚服的吗，能吗？ 但他只能接受既成事实，窝窝囊囊地当起了太上皇。 而大隋高祖杨坚却一直大权独揽，那个皇上也一直当到闭眼咽气撒手人寰为止。甚至就是在大行之前，还让杨广又胆战心惊地经受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煎熬。 这也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也就是两位高祖之间人比人、气死人的第一层含义。 现在我们可以下结论了，如果说杨广的皇位是骗来的话，那么李世民的皇位就是抢来的。 一骗一抢一文一武一软一硬，不但让当事人自己感受不一，同时也让旁观者褒贬不同，这自然又是一层区别了。 杨广即位是疑案悬案。 李世民则是血案公案。 公平地说，儿子们的不同做法其实都是父亲们逼出来的。 两相比较，以笔者个人的看法，两位高祖可以说都曾经是好皇上，但作为父亲来讲，受骗上当的隋高祖杨坚其实远不如晚景凄凉的唐高祖李渊。 【这话怎么讲？】 唐高祖李渊作为皇上的时间并不长，连头带尾也不到九年。 但若没有这九年打下的底子，那时候没有五年计划、十年规划的说法，但若是没有武德时期将近两个五年计划奠定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就算唐太宗李世民真是可圈可点彪炳史册的历史巨人，托起他丰功伟业的辉煌形象的，也是前人父辈的尸骸与身躯。 当年占据长安之后，李唐王朝之所以没有成为偏安西北一隅的小朝廷，除了李世民兄弟等人的东征西战南讨北伐，关键还在于身为开国皇帝的李渊的决策英明措施果断用人得当。 我们说他是大唐王朝的秦始皇、隋文帝也并不过分。 在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之后，身为皇帝的唐高祖李渊一反隋炀帝随心所欲任意征敛的暴虐，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着力于恢复并发展各项制度，重新颁布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促进生产。 又轻徭薄赋，安定人心，让人民安居乐业修养生息，使唐朝初年就开始有了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的初步景象，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就成了贞观之治事实上的奠基人。  皇帝时的李渊【剧照】 《新唐书》有一段他对自己的评价—— “隋为无道，主骄于上，臣谄于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宁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乱责武臣，守成责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虚心尽下，冀闻嘉言。” 应该说这种自我评价显然是一种不骄不矜的持平之论。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他也有说法—— “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 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 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 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持，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 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 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这也算得上是公允之论。 外国人说中国史尚能不偏不倚，那我们自己说自己不就更能以历史为根据，以事实为准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吗？ 但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表面上的原因我们在前边的叙述中有所涉及，但表象背后真正重要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不得不如此的现实，哪怕就是现在也依然是如此。 不是只有外来的和尚的才会念经，而是本地和尚不敢也惹不起可以对自己予取予夺的头上方丈本地施主！ 事实上正是由于不满意我们自己的史书对唐高祖的诋毁，《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才有了刚才所引的那段辩诬之言，他们认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 【都是儿子干的事。】 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 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  “掩盖”而且“精心”，还又是被他自己的“接班人”，这中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斟酌呢？ 李世民对自己父皇的不满究竟缘何而起、缘何而生，又缘何而孜孜念念始终无法释怀，以致不顾人伦天纲，生前迫其退位，死后还要不依不饶极尽羞辱？ 父子之间骨肉相联，就算皇家无亲情，贞观天子李世民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呢？ 我们说过人比人，气死人；我们还说过唐高祖李渊其实是被唐太宗李世民气死的，我们究竟是不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呢？ 【儿子是怎么气死老子的？】   府兵制 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 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 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 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 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陆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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