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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出京，在杭州任上做了三年通判，熙宁七年改知密州，算是首次主政地方。在地方上，脱离党争的旋涡中心之后，苏轼对新法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火气了。在杭州期间，他被闭口不言王安石和变法等政治问题，主要还是讥讽其学术著作《新学经解》：“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大可痛骇。”虽然此时他对新法依旧不满，写了不少诗词对新法实施中一些弊端冷嘲热讽，但实际主政的亲身经验，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变化。  在密州时，苏轼依旧对新法各种“托事以讽”，有时甚至干脆硬顶着不执行，但却也会“因法以便民”，将免役法改造为“给田募役法”，就是收取免役钱后不直接出钱雇役，而是先用来买田，再给田募役。虽不完全是新法，但此事表明苏轼对新法已经不是盲目排斥，而是在实践中以理性、中立、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新法，甚至总结该法“有五利”。归根到底，苏轼毕竟还是没有失去自己初心，着眼点还是关心民生，因此在实践中发现新法确有便民之处时，也能放下成见予以接纳。  实践教育了苏轼，也让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产生改变。就在他任职密州之际，朝堂发生重大变动，新党内部发生倾轧，王安石一路提拔扶持的吕惠卿居然从陈州上书，揭发恩师同他的私信中有“无使上知”之语，迫使王安石在熙宁九年十月再度罢相，从此闲居金陵。昔日将自己贬出朝廷的大佬下台，苏轼的反应却是抱不平，化用颜回的话讽刺道，谁说人不可能被雕？你看吕惠卿不就雕了王安石吗？（“人可雕欤？”曰：“吕惠卿雕王安石。”）可见，此时他对王安石的态度已大为改观，甚至开始同情和理解这位老丞相了。 真正让苏轼彻底反省自己对王安石态度的，还是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被弹劾“大不恭”而被抓进诏狱，整得死去活来，一直折腾到年底才被从轻发落，安置黄州。此案对苏轼触动极大，让他不得不反思：同样是反对新法，王安石在台上时，他各种指名道姓痛骂，结果不过就是被贬杭州；而王安石下台之后，他只是做了几首诗，就被一些宵小往死整，反而是被他骂成 “小人”的王安石在搭救。有了此番对比，苏轼自然心中明白，毕竟王安石是有道君子，昔日自己因为反对新法对他人身攻击，的确并不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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