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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装固定电话是很早的事儿了，差不多苏联解体后第二年就装了。 我姥爷是邮电局的，几个子女都在邮电系统，我家装固话算职工福利，那时的号码只有五位。 九十年代初，我妈是长途话务员。那会儿想打长途，自己在家打不了，得先打到长途话务台，让话务员帮忙转接。一排话务员，头戴耳麦，每人眼前一堵孔墙，蜂窝一样。 灯亮了，就是有人要打长途，赶紧把塞绳插进孔中，问他要哪儿，要北京，好，赶紧找呼和浩特的孔，插塞绳。首都直接要不了，得找省会中转。 呼和浩特话务员再找北京的孔，插塞绳，塞绳那头是北京话务员，半个小时内能接通，算快的。赶上你要找的那位不在家，这半天就算白忙了。有时一个长途辗转一星期，才能通上话。 市话倒是没这么麻烦，但同样充满变数。那时，和别人打电话约好在一处见面，如果一方临时有事去不了，而另一方已然出门，真的是打死也联系不上，你只能自己去，或托人去，当面取消。 在座机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年代，人们还是更信赖从容的书信。那时我二姨是邮递员，我和她送过几次信。那会儿送信都是骑自行车，我二姨带着我，我抱着信。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跑，一家一家送。 电话不是人人都能打，但信谁都可以写，只要你出得起邮票钱。送信不是个好活儿，有时跑上半天，只能送到一封信。你片儿上的信都是你的任务，必须送完。 当时听说，我二姨有个同事，人品成疑，每次送信送烦了就会自我减轻工作量，找一个阴郁的下午，集中焚烧一批这周还没送完的信。基本上，道德尽数沦丧，人性全额泯灭。 写过信的人都有体会，写信就是注心，见不着面，我把我要表达的心意和想法，尽力注到每一个部首里、每一个标点中，字里行间都是我对你阅后反应的无限期许。每个信封里，都是一个宇宙。 九十年代的青少年没有手机，也没有微博、微信，主要社交手段就是写信。异校恋和异地恋们通过庞中华老师带出来的一手好字，传递着纯洁的古早情愫。同城选手甚至直接废掉邮局，每周活动课，骑自行车来回奔波十公里，人工换信，手有余香。 不具备熟人社交条件的单身男女青年也有自己的路子，他们买两块五一本的青少年杂志，认真翻阅每一页最下边的信息，那是一个叫「交友天地」的板块。 不设防的少男少女们留下了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性格、爱好和通信地址。大家的性格都一样，没有不乐观不开朗的，爱好也都差不多，基础三板斧：「阅读、运动、音乐。」 互相挑中后，结对帮扶的人就叫做笔友。笔友之间有一套古早语法，喜欢夹杂一些古早味名人名言，动不动就来一句：「我很喜欢阅读，正如高尔基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除此之外，就是扯一些闲淡，以及逐步拓宽聊天尺度。笔友间其实都有一个热切的原生期盼，几封信下来，半熟不熟后，都会扭捏地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随信附带一张生活照」。最终，大多数笔友都是在寄出生活照后开始失联的。 还有一些同学有更高的追求。初中时，我的一任同桌是苏有朋的卖命迷妹，她每节课都在给苏有朋折纸鹤，折了一千只，装在一个大塑料瓶子，照着一本过期中学生杂志上留的苏有朋地址寄了过去，是个大陆的地址。二十年过去了，杳无音信。 荒烟蔓草的年代，社交也同样艰苦，因为没那么多闲钱买邮票，所以大家依靠智力想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每次收到信后，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已经盖了邮戳的邮票轻轻撕下来，用橡皮、透明胶带等技术手段修掉邮戳，再次使用。如果双方都是业内高手的话，一张邮票能用三四个回合。 坊间还流传着一种方法，适用于同城书信。写完信，不贴邮票，信封上的寄信人一栏直接写对方地址，收件人写自己，收寄倒置。邮递员分拣时发现没贴邮票，就会按寄信人地址退回。劳动人民的智慧，无处不在。 那会儿最早用的还是社会主义氛围浓厚的红色横格信纸，那是正统信纸，我们也拿那个写过入团申请书。写申请书时感觉内容与纸天造地设，但写情书时还是这个纸，大家就觉得有点怪了。 不过市场跟得很快，各种自带香气的彩色信纸一夜席卷校园。与彩色信纸几乎同时流行于世的，还有三个字，「展信佳」。以前也有人用，但不多。收到一封姑娘来信，褪去信封，抽出信纸，轻轻展开，迎面一个「展信佳」，瞬间一张眉清目秀脸跃然眼前。 等过信的人都知道，那种体验，无事可比。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扩张期待，尤其是在等一封重要来信的时候，信到了的那一瞬间，所有毛孔同时收紧，细胞升腾，血流湍急，升天也不过如此。 不过这是最终等到了信，倘若等不到，那是真的煎熬。等信如熬鹰，信不来，你别想睡，熬到你眼干胸闷，无神放空，水米不打牙，还得时刻惦记着。我曾经等一封重要回信等到濒临脱水，每天下了上午第二节课，我就出门去望着，那是取信的时间，每个班都会有人去取信。连望三天，还是没回，我成了望夫石。 后来几天我等不住了，自己去收发室找，更惨，原先等别人取，还能留个期待，看着取信同学笑着走来，血压也会跟着上扬一下，自己来找，一看没有，当场就判了死刑。最终我还是没等到，不过还有一个终极安慰，兴许不是她没回，是邮递员寄丢了，或者干脆就是邮递员嫌麻烦，在家烧了。 烧了，也比没回强。这会儿我倒不那么讨厌二姨那个同事了，因为有她这种人的存在，说不定也无意间抚慰过一些伤心的魂。 一直到高三时，我还在写信。那时QQ已经普及了，但QQ留言过于冰冷，没有感情色彩，加上青年人就是喜欢仪式感，所以书信往来这项活动还没有被时代一举抛弃。 在学生时代，还有一种即时通信手段，就是上课传纸条，当然这个人得和你在一个教室。纸条的内核其实还是书信，可以说，是一种轻量化的信，既有书信之古朴，又兼时效之迅速。 一个纸条发出后，长途奔袭，从倒数第一排，经十数人之手，一路传到正数第三排，算上传递过程中数次避开老师耳目的时间，前后也就几十秒，堪称时代之光。 当然，也有缺点，人多手杂，人心难测，中间难免会有一些贱人偷看，所以纸条内容不便过于私密。 其实比起书信，纸条更像另一种我熟悉的东西，就是BP机。内容短，抵达快。我上小学时，汉显BP机开始接管我生活的北方小镇，在那之前我见过的BP机都是数显，只能显示数字，最常见的是收到一个电话号码，机主找公用电话打回去。那时满街都是电话亭。 还有些时候，机主会收到一串无厘头阿拉伯数字，简单一点的主要就是谐音，「5201314」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再胡逼一点，「587129955」是「我不求与你朝朝暮暮」。 语意再复杂一些，想知道对方是要约你一起喝茶还是一起尿尿，就需要用到数字汉字对照表了，买数显BP机时会送你一本。我翻过，像谍战密码本，发信人和收信人都得有一本，对照解码。 密码无规律，固定数字对应固定短语，错一个数字，「我想啃鸡爪」就会变成「我想啃鸡鸡」。 那个年代在外抛头露面的男人，人腰一个摩托罗拉大汉显。当时市场上还有一种叫BP机表的东西，外观和摩托罗拉大汉显一模一样，那时的社会风清气正，还没有那么多装逼犯，所以BP机表主要是小孩用。家里有闲钱的同学也是人腰一个，我家正好有点闲钱，我也有一个。 一个小学生，每天腰上别着一个巨大的BP机表，就怕别人看不见，恨不得叼嘴里，远远儿看见前边有熟人过来了，赶紧定个下一分钟的闹钟，放慢脚步，等人过来，一照面儿，正好响了，装逼成功，浑身酥麻，夫复何求。 晚上写完作业，别着BP机出门，站在路边的道牙上，看着眼前那个叫红尘的东西，感觉自己就是路灯，颅腔都在放光。 1998年，我在上初中，全国BP机用户达到了6546万，全球第一。我是6546万分之一，当时我有一个粉色摩托罗拉小汉显BP机，我妈单位发的，给我了。主要承担两项职能：「我妈呼我回家吃饭。友人呼我上街社交。」那时我的社交项目比较单一，除了打《拳皇97》，就是打《拳皇98》。 当时天天和我对练的一个小伙伴每次到了游戏厅发现我不在，就会去打路边的IC卡电话呼我，他有一张面值100元的IC卡，感觉一辈子打不完，能传给后代。每次玩完散场，我都会像一个乡镇企业家的土儿子一样，天生骄傲，摸着腰上的BP机对他说：「先走了，有事呼我。」 2003年，我在上高中。小灵通席卷市场，BP机开始起身退出历史舞台，全班只有一个外地同学还在用，但从来没见有人呼过他，每天固定响一次，是天气预报。 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说好要下雪，等到下午第四节课雪还没来，大家都在骂。那个同学的BP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尊敬的用户您好，我公司的寻呼业务将于下个月月底正式停止服务。」 一个月后，他的BP机变成了一块BP机表，像我小时候那块。那次过后，我明显感到，二十世纪真的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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