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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的宣和殿及其所藏文物 陈建魁 摘 要：北宋东京宣和殿初建于哲宗时，后作为宋代宫廷文物的收藏之所，颇得徽宗青睐，常就宣和燕息与赏玩。宣和殿在徽宗大观年间曾进行整修，并在宣和元年更名为保和殿。对宣和殿文物的鉴赏在徽宗朝已盛极一时，徽宗敕令修撰《宣和博古图》等，使今人得以获知宣和殿所藏多已不可得见的古器物之大概。 关键词：宣和殿；保和殿；皇宫博物馆；《宣和博古图》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家族史研究”（2016BL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建魁，男，社会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研究。 宣和殿是北宋都城东京皇宫中的著名宫殿，宋徽宗时用以收藏古玉印玺、鼎彝礼器、法书图画，成为北宋的“皇宫博物馆”。因此，研究宣和殿及其所藏文物，对了解宋代宫廷文物的收藏、管理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宣和殿 关于宣和殿的建筑原因及建筑时间，南宋王应麟《玉海·宫室·殿·宣和殿》写道： 哲宗以睿思殿先帝所建，不敢燕处，乃即睿思殿之后为宣和殿，绍圣二年四月二日丁卯，宣和殿成，徽宗昼日不居寝殿，以睿思为讲礼进膳之所，就宣和燕息。大观二年再葺。 由此可知，宣和殿建于北宋哲宗时期，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建成，目的用以作为哲宗白天宴享之所，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进行过一番整修。那么，为什么到了徽宗时，宣和殿又成为专门收藏文物的场所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北宋出土文物的增多，文物的定名、分类及其款识的识读有了很大进展，从单纯的玩赏性质逐步深入到对出土文物进行专门研究。哲宗元祐年间，吕大临作《考古图》，序中说： 不意数千百年后尊彝鼎敦之器犹出于山岩屋壁田亩墟墓间，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况能知所用乎?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畜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1］486 吕氏有感于此，方才作《考古图》以示后世，说明哲宗时期，较深入的文物研究才刚起步。 另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古器收藏“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浸乃珍重”［2］733，也说明统治者对文物收藏的逐步重视。到哲宗、徽宗时，即兴起一股研究古器之风，出现了刘原父、李公麟等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著录古器铭文的著作也不鲜见。刘原父即著有《先秦古器记》，李公麟还把自己“生平所得及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3］479，吕大临的《考古图》也是当时文物研究的力作。 第二，宋代以前的鼎彝礼器，尤其是夏商周三代文物的价值被进一步发掘，因而刺激了世人对文物的追求欲，导致盗墓之风大盛，出现了一些收藏古器物众多的家族。《铁围山丛谈》云： 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金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4］54 文物备受世人青睐，盗墓者也因此大发横财。书中还提到“长安号多古簋敦镜戲尊彝之属”，说明由于盗坟掘墓，出土文物大增，人们对哪些地方藏有哪些古物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这些出土文物又促进了文物的鉴赏与研究。吕大临所撰《考古图》，其中记载的私家收藏者达37家，而收藏古器物最多的有49件。汴京皇城坊间集市出现古器物交易摊点，有固定的交易区域和交易时间，亦可知当时文物收藏之盛。 第三，上层统治者对文物收集与文物管理非常重视。宋徽宗其人，书法、绘画皆有极高造诣，对书法、绘画作品及鼎彝礼器的收藏还有特别的爱好。《铁围山丛谈》载有这么一件趣事：宋徽宗未即位时，差人用重金购得题有蔡京手迹的两把白团扇。后在宣和年间，徽宗在宣和殿宴请蔡京，还对蔡京说：“昔二扇者，今尚藏诸御府也。”徽宗还设专人管理收集到的法书图画。《铁围山丛谈》云： 太上天纵雅尚，已著龙潜之时也，及即大位，酷意仿求天下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至末年，尚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盛事也。［3］478 至于徽宗对鼎彝礼器的态度，《铁围山丛谈》云： 宣和以前，“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3］73 说明徽宗对文物极端喜好，以致不分良莠，把所能搜罗到的各种文物都收藏在内府禁地。 上之所欲，下必甚焉。当时许多高官显宦都对书法、绘画或文物收藏与研究有很高兴致。蔡京、蔡卞、米芾、王黼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或文物鉴赏家，米芾因曾“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人以为宠”［5］13124。 因此，北宋徽宗大观年间以前，随着鼎彝礼器等古物的大量出土，随着文物研究与赏鉴水平的提高，客观上需要有一个收藏文物的场所。然而出土文物散列九禁，民间也搜罗了不少文物，这种文物收藏的分散状况既不利于文物的鉴赏与研究，又不能满足统治者随时观赏之欲。北宋立国之初，便改造了梁宋旧馆，建成国文馆、集贤馆、史馆等三馆收藏书籍。到了宋徽宗时，随着出土文物的大量增加，文物研究与收藏之风的兴盛，徽宗对文物的爱好之癖，便共同促成了专门的文物收藏所的出现。建于哲宗时期的宣和殿，经过徽宗大观年间的重修，便承担了文物收藏的使命。 二、宣和殿与保和殿 由于宣和殿后来改名为保和殿，所以有些字典、辞典视二者为一，《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即是如此。其实，宣和殿与保和殿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宋史·徽宗本纪》载，宣和元年（1119年）二月，“改元。易宣和殿为保和殿”［5］403。人们认定保和殿即为宣和殿，原因恐怕即是根据这条资料。但《宋史·徽宗本纪》还有这么一条资料，政和三年（1113年）四月，“作保和殿”。可见，上面两条资料是互相矛盾的，这个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宣和遗事》记载了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在保和殿设宴款待蔡京父子的事。其文云：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于保和新殿……至保和。屋三楹，时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桧，已森阴蓊郁。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玉芝……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访古、博古、秘古诸阁，上亲指示，为言其概。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列岫轩、太真阁、凝真殿。［6］29 这条资料，保和（新）殿与宣和殿并提，可见二者并非同一殿名。资料还说明，保和（新）殿建成于宣和二年八月。但考《宋史·徽宗本纪》：宣和元年九月，“宴蔡京于保和新殿”。《续资治通鉴》也记载，宣和元年九月，“曲宴蔡京于保和新殿”。可见，《宣和遗事》记错了年份，当于宣和元年九月，徽宗在保和（新）殿宴享蔡京父子，保和（新）殿的落成时间也只有前推至宣和元年八月。前引《宋史·徽宗本纪》，宣和元年二月，“易宣和殿为保和殿”，据此可以推知，宣和元年八月刚刚建成的保和殿，因建成时间短，为与改名保和殿的宣和殿相区分，故《宣和遗事》称之为保和新殿。至于宣和殿为什么要改名，此与徽宗时年号的变更有关。 既然把宣和殿改名为保和殿，那么，为什么宣和殿易名之后，新建成的殿还要以保和作为殿名呢?可见，保和殿之名在宣和殿易名保和殿之前已经有之。前引《宋史·徽宗本纪》，政和三年四月，“作保和殿”，即说明了这一点。《资治通鉴后编》载之更详：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保和殿，总为屋七十五间，上饰纯绿，下漆以朱，无文藻，绘画五采；垣墉无粉泽，以浅墨作寒林平远禽竹；左实典谟训诰经史，右藏三代彝铭，东序置古今书画，西序收琴玩笔砚焉。［7］174 古书中，“作”有开始制作之意，因此，保和殿当建于政和三年四月，这时，宣和殿尚未易名保和殿。到宣和元年八月，保和殿建成，共用了六年多的时间。这时，宣和殿已经易名保和殿，新建成的保和殿便因之称为“保和新殿”了。 《宣和画谱》卷十九著录了画家贾祥等作画的情况。书中说：“当时画家者流，一遭品题，便为名士。时宝（按宝当为保）和殿新成，其屏当绘设色写龙水于其上。顾画史虽措手皆不当祥意，上命祥笔之，而神间意定，纵笔为龙，初不经思，已而天矫空碧，体制增新，望之使人毛发竦立，人皆服其妙。”这也说明保和殿建于徽宗时期，殿屏之画系当时名画家贾祥所绘，而且绘制得极为精妙。《宣和遗事》载：政和四年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于桧树上”，而《宣和画谱》著录有贾祥的一幅《宣和玉芝图》，这幅画可能即是取政和四年八月，宣和殿前的桧树上生有玉芝的实景而绘制的。 那么，为什么有许多人把后来改名为保和殿的宣和殿与原来即称为保和殿，后又称为保和新殿混而为一呢?这其中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北宋东京的殿台楼阁，纷芸复杂。南宋人所写的笔记《枫窗小牍》中，记载北宋东京皇宫情况时说： 汴京故宫，蹑云蔽日，常在梦寐。稍能记忆，条载于此。宫城本五代周旧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周围五里。南三门：中曰乾元，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乾元门内正南门曰大庆，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左右北门内各有一门曰左右银台。东华门内一门曰左承天祥符，西华门内一门曰右承天。左承天门内道北门曰宣祐。正南门内正殿曰大庆，东西门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两掖门曰东西上阁，东西门曰左右嘉福。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曰视朝之所也……此特大概耳，其雄胜不能尽也。［2］757 这条记载只描述了东京宫殿的大略，其中确切指出殿名的宫殿有数十余座，宣和殿也在其中，而规模颇大的保和殿却不在其中。《宋史·舆服志》载及“宫室”之制也有“汴宋之制，侈而不可以训”［5］3598，一笔带过。连专门介绍宋代宫殿情况的《玉海·宫室·殿》也只著录有宣和殿，而未提及保和殿。可见，关于北宋东京宫殿的详细情况，即使是南宋时人也不十分明了。 第二，有关保和殿的记载较少，以致一些人忽略了它的存在。《枫窗小牍》所载的六十余座宫殿，竟无保和殿。《东京梦华录》提到了保和殿，但没有提及宣和殿。由于宣和殿后易名保和殿，所以一般人也搞不清书中提到的保和殿，究竟是保和殿，还是改名保和殿的宣和殿。 第三，宣和殿与保和殿的形制、用途颇有相似之处，也容易使人们产生混淆。前引《宣和遗事》记载保和殿的情况。 屋三楹……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玉芝。 《续资治通鉴》记载保和殿的情况： 保和殿……左实典谟训诰经史，右藏三代鼎彝，东序置古今书画，西序收琴玩笔砚。 关于宣和殿的情况。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录》记载： 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挟，中置图书笔砚，古鼎彝罍洗，陈几案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饰绿，无文采。东西庑侧，各有殿，亦三楹。东曰琼兰，积石为山，峰峦间出，有泉出石窦，注于沼，北有御札，静字榜梁间，以洗心涤虑。西曰凝芳，后曰积翠，南曰琼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隐出，崭岩峻立，幽花异木，扶疎茂密。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宇。” 可以看出，宣和殿与保和殿有许多相似之处。主殿都是三楹，即主殿前有三根较为粗大的殿柱；中楹均置有御榻，为徽宗昼日歇息之所，两殿均为东西走向；殿东西侧间收藏的都是宝玩、古器、书画等奇珍异宝。 又据《铁围山丛谈》，“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也可知，创立保和殿及其附属诸阁的目的都是为了收藏文物，此与宣和殿的功用是相同的。 第四，宣和殿与保和殿的位置，相去不会太远，两殿的自然环境也十分相似。前引《宣和遗事》，徽宗在保和殿宴请蔡京父子，他们徒步而行，经过保和殿的附属诸阁，“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可知，从保和殿的附属诸阁到宣和殿，中间只隔“玉林轩”，说明二殿相距不远。 前引《宣和遗事》描绘宣和殿四周的景物，有泉售、有沼售、有洞、有山，而且“奇花异木，扶疏茂密”，保和殿也是“高竹崇桧，森阴蓊郁”。徽宗还曾在保和殿旁种植荔枝树，并把所结果实亲手采摘赐给边帅王安中，且赐以诗：“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欲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8］可见，宣和、保和二殿的自然环境也都是十分优雅的。 综上所述，由于北宋开封宫殿非常繁杂，即使是南宋人也难知其详，加上宣和殿、保和殿的相交资料较少，而且两殿在建筑结构上、地理位置上、四周景物上、殿的功用上及附属建筑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兼之宣和殿后又易名保和殿这一特殊原因，故而许多人把这两个殿混而为一也就毫不足怪了。 三、宣和殿所藏文物与《宣和博古图》 哲宗时期建成的宣和殿，在徽宗大观二年整修之后开始大量收藏书法、绘画作品及古物器皿，不久又在宣和殿后修建了保和殿及其附属建筑，形成了一个以宣和、保和二殿为主体，附有不少辅助殿阁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可谓之“皇宫博物馆”，其主要功用在于收藏各种文物，以便皇帝及群臣随时观赏。那么，这个皇宫博物馆都收藏了什么东西呢? 其一，藏有部分书籍。由于北宋建有三馆专以藏书，所以这个建筑群内收藏的书籍并不多。《续资治通鉴》讲保和殿所藏之物，只有殿左“实典谟训诰经史”。《宋史·徽宗本纪》载，宣和四年四月，“录三馆书置宣和殿及太清楼、秘阁”［5］。可见，宣和殿备有三馆书籍的目录以备查用。 其二，收藏有不少书法、绘画作品。前引《铁围山丛谈》讲，宣和、保和二殿及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法书图画尽在”其中。徽宗即位后，“酷意仿求天下诸书图画……至末年，尚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盛事也”。这些书画作品，《铁围山丛谈》作者蔡絛曾于宣和年间“得见其目，若唐人用硬黄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 其三，收藏有钟、鼎等古青铜器。明人顾起元《说略》讲到宋代盗墓之风时说:“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铁围山丛谈》谓:“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可见，政和年间皇家所藏古器已达六千余件，且多为三代礼器，“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景数至万余”。正是钟、鼎等古物的大增，才于“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及其附属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说明到徽宗末年，“皇宫博物馆”已收藏古器一万多件。 徽宗酷爱书法、绘画作品及古物收藏，还专门组织人力撰述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分别著录之。《宣和书谱》共二十卷，收录宣和年间内府所藏书法作品1344帖；《宣和画谱》也是二十卷，记录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绘画作品6396轴。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共二十类839件，从其收录情况看，可反映以下史实： 第一，《宣和博古图》只是著录了宣和殿所藏的古代铜器，而不包括保和新殿及其附属诸阁所藏的古代器皿，因此，并不像《辞海》“宣和博古图”条下记述的那样，“集宋代所出青铜器的大成”［9］354。因为根据前面提到的资料，徽宗政和年间，“皇宫博物馆”已收藏文物“六千余数百器”，而且当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宣和后，宫廷已藏有古器万余件，其中青铜器当有数千件之多。古器的著录并不如书法、绘画作品的著录那样简单，著录者对金文等古代文字必须精熟。北宋金文研究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熟通金文者也是凤毛麟角，因此没有能力将皇宫所藏青铜器全部著录。 第二，徽宗敕令修撰《宣和博古图》也是为了修正礼制之需。吕大临在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一说宋徽宗时）将所阅古器“论次成书”，作《考古图》，并且声明作书的目的不是“以器为玩”，而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已经反映出修正礼制的意向。《续资治通鉴》记载宣和三年之事： 崇宁以来，稽古殿多聚三代礼器，若鼎、彝、篮、簋、牺、象尊、罍、登、豆、爵、斝、琏、觯、坫、洗，凡古制器悉出，因得见商、周之旧，始验先儒所传大讹……有万寿玉尊者，大犹四升器，雕琢殊绝……其它多称是。至其制作之精，殆与古埒，自汉以来，未之有也。中书舍人翟汝文奏乞编集新礼，改正《三礼图》以示后世，卒不果行。［7］174 此说明随着三代礼器的频频出土，人们发现郑玄《三礼图》所记述的古制有很多与事实不符，这时就有人建议编撰新礼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行。而《宣和博古图》收集了800多件青铜器，每器皆绘其形制，述其款识，虽无修正《三礼图》之言，但在考证时对古器与《三礼图》等古代礼制之书所不同者作了说明，为修正《三礼图》作了一定的铺垫。 第三，把《宣和博古图》与《考古图》相比较，还可看出宋代出土文物已有向内府集中，而内府所藏文物又有向“皇宮博物馆”集中的趋向。 《考古图》所收宫廷和私人收藏的古代器物248件，其中铜器224件。每器除注名称、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大小、容积、重量、附铭文考释外，还对出土地点及收藏之可考者加以说明。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哲宗时期宋代文物收藏的情况。《考古图》所收文物有藏之于秘阁的，有注明内藏的，也有藏之于太常寺的。对比《宣和博古图》可以发现，许多收于《考古图》的文物，《宣和博古图》也收录了，说明徽宗时期宋代文物有从秘阁、太常寺以及内府向宣和殿转移的趋向，而宣和殿只是整个“皇宫博物馆”的一部分，所藏文物也只占整个博物馆所藏文物的一小部分，所以，保和新殿及稽古、尚古诸阁当有更多的从秘阁、太常寺以及内府转移过去的古代器物。反过来也可印证《考古图》的完成时间必在宣和殿用以收藏文物之前，推测出《考古图》成于元祐七年之比较符合史实，而另一成于徽宗时之说则难以站得住脚。 据笔者粗略统计，《考古图》所录注明收藏于秘阁的青铜器共有八件，其中虿鼎、宋君夫人鼎为《宣和博古图》所收；《考古图》所录注明收藏于内府的有十六件，其中周敦（作“宰辟父敦三”）为《宣和博古图》所收；《考古图》所录注明收藏于太常寺的有六件，《宣和博古图》收录了其中的走钟（三件）、迟父钟等四件。 一些私人收藏的青铜器到后来也转移到宣和殿。《考古图》所录的“中朝事后中尊”，注明睢阳王氏收藏，铭文五十七字，《宣和博古图》录之，作“周高克尊”，五十八字；《考古图》所录的“乐司徒从卣”，注明开封刘氏收藏，铭文二十一字，《宣和博古图》录之，作“周乐司徒卣”，二十二字。私家藏物为皇宫收取，说明徽宗时期有敕令郡县访求古物的诏令［5］409，或设有访求民间收藏文物的专使。 靖康二年，金兵从开封北撤，掠走了所有贵重之物，“皇宫博物馆”收藏的法书、阁画、八宝九鼎自然也在其中。蔡絛谈及此事，大发感慨，认为是中国文化史的重大灾难，其文云： 俄遇丧乱，侧闻都邑方倾覆时，所谓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风烈，悉入敌营，夫以孔父、子产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辞，牛鼎象樽之规模，龙瓿雁灯之典雅，皆以干戈攘扰，残缺失次，湮灭散落不存。文武之道，古物之劫，莫甚乎此。［2］733-734 综上，宣和殿建于宋哲宗时，绍圣二年四月建成。徽宗大观二年整修后，主要用于收藏古物书画。政和三年（1113年），又建保和殿，宣和元年九月建成。宣和元年二月，改元，宣和殿易名保和殿，而稍后建成的保和殿遂之改称保和新殿。宣和殿虽易名保和殿，但官方与民间一般仍习惯上称之为宣和殿。两殿都有众多附属楼阁，共同构成了北宋东京“皇宫博物馆”。虽然北宋东京“皇宫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今多已不能见到，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著录的作品，尤其是《宣和博古图》著录的青铜器，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及宋代文化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关于研究宣和殿置废及其功用的论文，目前尚未见到。关于宣和殿所藏文物的研究，可参看以下几篇文章：傅庠《简评“宣和文化”》，《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赵宁《宋代古器物学的文化背景及北宋古器图录综考》，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周延良《宋代古器图录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鲍霞《北宋内府古器庋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诸莉君《〈宣和博古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玉海》卷一百六十《宫室·殿（下）·宣和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页：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卷之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第288页：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铁围山丛谈》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宣和画谱》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挥麈录》“余话”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铁围山丛谈》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略》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考古图·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1］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精华录·《考古图》十卷《续考古图》五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下）：铁围山丛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 ［3］陆楫，等.古今说海［M］.成都：巴蜀书社，1988. ［4］蔡絛，曾敏行.铁围山丛谈 独醒杂志［M］.李梦生，朱杰人，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宣和遗事［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7］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8］陆游.老学庵笔记［M］.王欣，点评.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9］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 历史分册 世界史·考古学［M］.上海：上海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欢迎订阅《中原文化研究》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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