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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自有拍卖以来的20多年间，如果说哪一类书画拍品的整体成交价格最高,且价格上升势头最猛，最受买家、藏家瞩目，那一定非古代书画中经《 石渠宝笈 》记载、著录过的拍品莫数。 观雅昌艺术网上有拍卖记录以来，中国古代书画单品成交价格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共计26件，其中经《 石渠宝笈 》记载、注录的就有9件，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按拍卖成交价格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为：      2010年北京保利的春拍清代钱维城的《雁荡图》以1.299亿成交；     更有些经《 石渠宝笈 》记载、注录的书画拍品，因上拍时间较早，受当时我们国家国民实力和物价水平等的影响，成交价格在数千万元或是几百万元，而今如其能于拍场上再度出现，价格过亿也是预料之中的，在此不一一列举。 那么《 石渠宝笈 》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经它记载的书画拍品又缘何能受到买家的如此追捧呢？
从字面理解“石渠”即石渠阁，为西汉皇室藏书之处，典出《汉书》，后成为皇家藏书的别称；“宝笈”语出清代赵翼《哭汪文端师》诗，指珍贵的书籍。 简单通俗地说，《 石渠宝笈 》是一部记载清朝皇帝“玩”过的书画的书。我们现在所讲的《 石渠宝笈 》应当包括《秘殿珠林》和《 石渠宝笈 》两部书，是我国清代宫廷描述其所收藏书画的书籍，是乾隆皇帝命人编纂的，为清宫内府朱格抄本，属文字书籍，即对书画的描述均以文字记述。其中《秘殿珠林》记载的是乾隆内府各宫殿所藏佛教、道教等宗教体裁的书画，而《石渠宝笈》记载的是宫中所藏其他题材的书画，两部书又各分为初、续二、三编，均自1743年（乾隆八年）开始编纂，初编先后在1744年(乾隆九年)和1745年(乾隆十年)成书，两部书包括后来的续二与三编几乎都是同步进行的，全部编纂完成历时70余年，因为两书的内容相近，成书时间大体相同，后人在将其重新修订时常常把两部书合二为一，称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亦泛称《石渠宝笈》。 《石渠宝笈》收录了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两千年里，书画名家的优秀书画作品一万两千余件，该书的编纂目的之一虽为皇帝取阅赏玩方便，但却为后世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画史、考证法书名画流传和鉴定资料，在古代书画鉴定方面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和地位，被称为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鉴定、研究的圣典，亦成为中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的旷古巨著。目前《石渠宝笈》原抄本完整存世的仅有两套，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也是一经证实确为注录其中的古代书画拍品于拍卖场上屡获热议与追捧的重要原由之一。
既然为清宫内府所藏之物，又如何能出现在如今的拍卖场呢？ 清末及民国初年，面对封建统治的瓦解、皇权的败落，为对未来的生活早做打算，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加之自身被驱出紫禁城时的大批携带，使得《石渠宝笈》中记载的部分宫中所藏书画作品流散民间。溥仪一路将其带到天津和东北，私下均有售出，列强的入侵，国门的洞开，至伪满洲国结束时，部分藏品已散落海外。1990年杨仁恺先生编著出版了《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对散落出来的经《石渠宝笈》记载的清宫藏品现藏地点大略做了说明。《石渠宝笈》亦成为了这批失落国宝记载的重要线索。如今拍卖场上出现的这些经《石渠宝笈》记载的拍品多是经上述渠道流出清宫的。 皇家为《石渠宝笈》中所记载的书画赋予了什么样的特殊标志呢？ 《石渠宝笈》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皇帝除了为自己所藏书画造册出书外，还让内府特刻了专门的印章，加盖在这些书画上，以做到帐物相符。《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其所被存放于紫禁城内宫、殿、堂的名章），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除钤以上诸印外，另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同时乾隆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这些印章钤盖的格式也是十分严格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不是随意来的，比如挂轴中，“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等。 除了统一的钤章之外，清宫书画还有着依等级不同而确定的标准装裱材料要求与形式，如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也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府定造宫廷用纸，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玉别有白玉、碧玉，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由此可见皇家之物单从外观装饰、包装上看，与民间之物明显就是不同的。 上述这些信息，包括《石渠宝笈》中的文字描述，包括作品的钤章和装裱都成为鉴定一幅字画真伪时，在断定其主要依据——书画风格符合后的重要辅助依据。
《石渠宝笈》中的作品都真吗？ 答案是否定的。看待《石渠宝笈》著录应当是客观和理智的，且莫一提《石渠宝笈》注录过就盲目崇拜。《石渠宝笈》中既有在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上璀璨炫目的文化瑰宝，也有为数不少的历代伪作、仿品，如今的故宫书画库房中书中就专门有存放虽然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并非真迹的资料库。这也再次说明鉴定一幅字画真伪的主要依据一定是它的书画风格（包括个人风格和时代、地域风格等），且莫以偏盖全。 《石渠宝笈》也有局限性，前人受资料、信息、眼界等的影响，编纂者的鉴定水平不一定超过今人，在编纂中将伪作、赝品编入其中既是情理之内，也是再所难免，最有名的如被乾隆皇帝鉴定为真，题满了跋的元代黄公望的伪品《富春山居图》，世称子明卷，真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世称无用卷。 如今的拍卖场上真《石渠宝笈》注录假的古代作品，类似《富春山居图》子明卷那样，或是对照《石渠宝笈》中的文字描述后造的一幅假作品，这样的情况都曾出现过，那就要各论各的价值了。确凿的《石渠宝笈》著录只能证明两点，一是所录作品确在清宫收藏过；二是《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 新中国成立后，经《石渠宝笈》记载后散落出去的原清宫藏品，在国家的支持下，经国家文物抢救小组的努力，多被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海峡两岸文博机构收藏，至本世纪初，有关专家推算在全世界范围内，仍流散于民间，且幸存至今的经《石渠宝笈》记载的清宫书画作品可能仅百余件。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人的富足，在中华文化遗产于全球各大拍卖行成交价往往刷新，屡获新高的大背景下，如本文开篇所列，它们陆续地回到祖国，记录着曾经屈辱的同时，也正演绎着一场又场的拍卖精彩。 乙未初夏于逍遥堂 《石渠宝笈》中注录过的部分其他拍品公开拍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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