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师，这是什么神仙职业？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年轻人对文物的关注。这几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投身到文博事业中，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找到了共鸣。

纪录片《古书复活记》是这一热潮的延续。这次的主角，不是故宫文物，而是一本本有待修复的古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实在是我们太熟悉的话，但纸页做成的书籍由尤为脆弱。时间让它们价值倍增，也让它们更加需要小心地维护。

今天我们来走进古籍修复师的日常，看看他们是如何“复活”那些沉睡多年的古籍。

古籍蕴藏着国人的精神密码。尘封已久的古籍在修复师手中“复活”，就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将文明完整地交给未来。

程兴的职业有些冷门，以至于她工作多年，家里人都不清楚她到底做的是什么行当。母亲只知道自己的女儿有一项谋生的手艺，每天都在与泛黄、破损的书籍打交道。程兴工作数年、有了一定成果，母亲才慢慢了解到，原来女儿的职业叫古籍修复师。

2020年，央视播出了一部与程兴的职业有关的纪录片，名为《古书复活记》。导演杜兴把镜头对准这个群体，因为他本人是个爱书之人，对书籍的装帧和保护问题一直很感兴趣。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央拉正在修复藏文古籍。

让杜兴决定拍修书人的契机，是他在成都旧书市场见证过一次古籍修复。那次经历，给了他很大触动。杜兴对这个职业越发好奇，于是，他带领团队，走入古籍修复师的世界。杜兴想在记录修复师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同时，也为观众开启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大门。

一、“从事这个行业的好处是不会失业”

程兴现在有一间工作室，她的身份，准确来说，是民间古籍修复师。与之相对的是国家单位内有编制的同行。程兴更多承接的是商业性项目，而同行们考量更多的则是文献价值。

“从事这个行业的好处是不会失业。”程兴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5000多万册，其中有很多是待修复的。所以，古籍修复师从来都不缺工作项目，更不用说像程兴这样有近20年修复生涯的从业者了。程兴说，她手头的工作已经排到3年之后。

现在的她，完全没有节假日，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就算是这样，时间还是不够用。

纪录片《古书复活记》中的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程兴走上这条路，纯属偶然。她大学读工艺美术，和古籍的关联性并不强。她日后成为古籍修复师，源于一位老师的影响。

那位老师是个文物爱好者，收藏了不少古籍。抱着保护古籍的心态，老师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修复中心，挑选了一批心灵手巧的学生展开教学。这批学生当中，就有程兴。程兴对修书乐在其中，于是，2002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做一名专职古籍修复者。

程兴加入那位老师成立的修复公司，开始为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起初，程兴得心应手，每修好一部书，她都会开心一阵子。但做到第七年的时候，程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她隐约感觉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

在技巧方面，程兴似乎已经找不到可以提升的部分了；而在收入上，程兴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程兴说：“每次回家和父母聊到工资，都会谎报一个数额，这当中的苦也只有自己明白。”

程兴数次想放弃这份工作，却又割舍不下，“毕竟学了这么长时间，说没有感情，那肯定是假的”。

她尝试调整心态，不再将修书作为一项职业对待。她把书视为家人，而修书，就是料理家事。当某一页书页没能如预期般修好，程兴晚上会失眠，第二天一早起来，赶紧设计新的方案。程兴的初衷很简单：让书变得更好。在那之后，她的业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在程兴看来，修古籍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只要细心一些，但真正想做好，还是需要一些超出常人的素质的。”程兴认为，从事这份职业的先决条件是“静下心，坐得住”。“能雷打不动地一坐就是一天的人，在当今社会已经是少数了。”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5000多万册，其中有很多是待修复的。图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成员。

除了耐得住寂寞，古籍修复师还要有十足的责任心。从业以来，程兴接手过不少被“修坏了”的古籍。每次见到那些受到“二次损坏”的古籍，她都很痛心。程兴说：“古书的损坏有很多种类型，并不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就能实现修复的。可有些人不在意，只是僵硬地完成这项工作。与其这样缺乏责任，那不如不修。”

二、“漫长的人生没有被虚度”

2014年，程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与之前只需专注修书相比，程兴还得学会和各类客户沟通具体的需求。以往她鲜有此类交流，因此她有些忧虑，担心自己达不到市面上的要求。但事实证明，程兴多虑了。她成熟的古籍修复经验，让业内人士对她充分信任和尊重。珍视古籍的藏书人、拍卖机构都会放心地把书交给程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细心又有审美的修书人会呈现古籍最美妙的状态。

修复成果出众，外界对程兴的鼓励也就纷至沓来。有老先生说程兴“为书籍续命，功德无量”；也有人像褒奖医生一样，说她在修书上“妙手回春”。这些反馈，让程兴觉得更有动力了。

纪录片《古书复活记》中，修复古籍的场景。

当然，于程兴而言，把书修好，才是她成就感最重要的来源。前几年，程兴会在微博上分享自己修好的古籍的照片。那些酸化、被虫蛀咬、有水印霉斑的古书，她总能找到办法让它们“复活”。她印象最深的一套书，是她刚成立工作室时接的，那套书的书页上有上千个虫洞，“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一定会害怕”，修复难度相当高。

程兴凭过往的经验，重新选材、配纸，最终把古书修复。客户很满意，因为书的价值被大大提升了。程兴也很欣喜，到交付的时候，她甚至有点儿舍不得归还那套书。

程兴说，那段时间，她每天都会把那些古书拿出来多看几眼，因为那是属于她的作品。换了新颜的古籍不断提醒着程兴，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2020年11月2日，海昏侯文物保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地剥离粘结成块的竹简。古籍修复并不仅仅是一个拼合和补足的工艺，还需要掌握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原理。

如今的程兴，修书之余，会和专家交流关于古籍修复的理念；同时也会看一些文章，试图从前人的修书经历中汲取更丰富的经验。程兴说，在技术层面，其实她现在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但在古籍修复师的人才储备上，她有些隐忧。

每当工作负荷过大，想招人扩充团队时，程兴都会感觉无力。这个行业里年轻人的基数很小，想招到一个合适的人，“要碰运气”。

程兴很清楚，这份工作薪水不高、强度大，很少有人愿意投身于此。程兴希望，以后这种状况能有所改观。而目前她所能做的，就是一本本地修复古籍。

程兴说，在传承文化上，她只能尽这些微薄之力了。在与每一本古书共处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漫长的人生没有被虚度”。

下图：古籍修复后，老师傅们轻轻翻动书页时，经常会发出由衷的赞叹。图为钤满乾隆皇帝藏书章的“天禄琳琅”系列藏书。

三、“选择古籍修复作为职业，其实是件很难得的事”

杜兴觉得，古籍修复行业总体趋势是向好的。杜兴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班接触到了很多来此学习的人，其中有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学生，也有纯粹基于个人兴趣的爱好者。杜兴说：“在这个时代，选择古籍修复作为职业，其实是件很难得的事。但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

不过，调研时，杜兴也发现，这的确是一份稍显枯燥的工作，它要求从业者有极强的毅力。

拍片间隙，杜兴和古籍修复师胡玉清的一次聊天，让他深受触动。胡玉清是世界上修复敦煌遗书最多的人，修复数量约两千本；同时，她也是业内公认的“修得最好的人”。

杜兴问胡玉清：修复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已经退休的胡玉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她早上8点上班，进到工作室，准备工作。但那天家里有一些事情，心怎么都静不下来，她去外面走了一会儿，把情绪处理得差不多了，才回去工作。

《大国工匠》刘建明 著? 学苑出版社，?2018-6

胡玉清举的例子，并非个例。每个古籍修复师都是如此，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心中不容许有一丝杂念。修复不单单是对技巧的考验，更是对心性的磨砺。当然，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修复师会有很多收获。胡玉清告诉杜兴，每天跟古籍打交道，时间长了，就能体会到文化的底蕴，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滋养。

开拍前，杜兴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多家图书馆。在调研的过程中，杜兴意识到，古籍修复并不仅仅是一个拼合和补足的工艺，还需要掌握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原理。

所以，在拍素材时，杜兴会补充相关的内容。譬如在第一集《古籍医生》中，他就呈现了分析纸张纤维的片段。他想告诉观众，修复古籍，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那样。

跟拍一段时间后，杜兴有了新的认知。古籍修复后，老师傅们小心翼翼地翻动书页，嘴里发出“美极了”的赞叹。作为一个外行人，杜兴听不懂他们所讲的术语，也无法知悉forexclub怎么样其中的门道，但从这群人身上，杜兴看见了艺术家的风范。

杜兴觉得，修复古籍这件事，从表象上解读，是一门技艺；深入地看，它有着科学依据；再经过沉淀与发展，它完全可以进入艺术的境界。杜兴说：“感觉那些先生已经实现物我一体了。”

除了对古书进行修复，修复师们还会使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来延长古籍的寿命。现有的方式，一种是做成幻灯片，另一种是数字化。但深耕多年的老师傅们仍倾向于用最好的工艺保护原本。

他们说，幻灯片有保存年限，数字化又依赖电源，想真正传承优秀文化，还是要靠最基本的手段。杜兴说：“书本在心理层面给予人们的安全感，是无可比拟的。”

《古籍修复技术》童芷珍?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

在杜兴心中，保护好这些信息的载体，也就等同于守住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古籍蕴含着国人的精神密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把文明流传下去。杜兴说：“古籍在当代的作用可能不算突出，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中看，古籍的价值不言自明。”他希望，借助纪录片，人们可以唤醒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不只是简单地谈论一些文化符号。

杜兴说，纪录片成片时还是留下了遗憾。很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正在为保护古籍努力，“有人专门养虫，以研究解决虫蛀的问题；也有人用试剂来测试纸张，通过调整环境参数，来判断书籍的存放问题”。但碍于体量及主题，他没能将这些素材剪辑进去。杜兴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和关注古籍修复师，“因为他们是一群很酷的人”。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 第584期

原标题为《古籍修复：一场与时间较量的“复活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