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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两种典型大学制度的代表，无论是德国古典大学还是美国研究型大学都不乏大量的学习者和模仿者。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同样获得成功的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无非是大学制度的生存环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所谓生存环境，可以划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根据人们对学术活动基本特征的理解而形成的各种主观条件的总和。它隐藏在研究型大学的内部，却制约着大学制度的发展方向。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客观条件。大学制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适应”与“被适应”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只有处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之下，大学制度的运行才有某种现实性和客观性可言。 从知识生产的过程来看，科学研究包括三个基本环节：知识生产、学术交流、科研成果的评价与奖励。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某种具体的观念做指导，主要包括关于知识和知识生产的观念、分工与协作方式的观念、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可选择性导致了大学制度内部环境的差异性。换言之，观念之间的对立，有可能使同样的大学制度处于完全不同的内部环境之中。分析如下： 01 知识和知识生产 知识在这里专指科学知识，即能够获得大多数科学家认可的科研成果。迈克尔·波兰尼指出，科学知识必须满足以下三条标准：（1） 可信度标准，即人们应该能够根据科学公断来判断和鉴别科学知识的真伪，对于存在的疑问，至少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和推理来证实或者否定；（2） 科学价值标准，即知识是否具有科学价值，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对科学家们的足够吸引力；（3） 独创性标准，即科学发现和发明在科学界所引发的惊讶程度，该标准要求科研成果既与现有知识体系发生一部分的重叠，又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知识必须同时满足这三条标准。但是，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对这三条标准之间的选择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为“可信度标准和科学价值标准都趋向强调一致性，而独创性标准则鼓励异议，在指导与激发科学工作的过程中，这种内在的张力是必要的。科学的专业标准必须在强加一个纪律构架的同时，鼓励对这套构架的反叛”。根据这两类标准的差异性，科学知识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规范性知识和原创性知识。规范性知识更多地符合可信度标准和科学价值标准，原创性知识则主要用独创性标准进行评价。 原创性知识的生产需要科学家具备某种特殊的能力。波兰尼指出，“科学家能感知持久存在之形状，认定它们为自然实在之表征，这种能力与我们通常的感知能力不同。他们能迅速地将看见的形态整合，常人无法做到。科学认知蕴含于对实在表面形态的辨识之中。这里，我称这种能力为直觉。”“直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囊括了直观、猜测、想象等“非理性”的思维能力。直觉可以帮助科学家超越现行理论和方法的束缚，使科学研究像艺术创作一样充满了创造力和个性色彩。另一方面，它仍然需要从科学的规则中寻找自己的依据，并且在建构新理论模型的同时能够将旧理论模型纳入自己的系统。由于直觉能力的不可或缺性，所以原创性知识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会显示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波兰尼因此称之为“意会知识”。对意会知识的承认使“科学探寻的规则在它们自身的适用过程中留下了广阔的开放空间——任由科学家们的主观判断驰骋其中——这才是科学家的主要职责所在”。比较而言，规范性知识的生产不过是依靠现行规则而进行的知识数量的扩张。波兰尼给予的评价是：“既然是依照一项明确的规则来生产某个对象，那这就只是一个制造的过程，而非艺术品创造的过程。同样的道理，用一项指定操作获取新知识的行动，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测量，而不能称之为发现。” 原创性知识转变为规范性知识之后，其研究过程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等特征便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科学社会学家R.T.默顿认为，有关科学家会冷静、有条不紊并且准确无误接近研究成果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造成这种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论文写作的规则使然，因为“这种规则要求这些论文是经过很多删改的著作，要求在最终形成对任何事物的报道时删除一切复杂的事件和行为，而只把它们认识的实质内容保留下来”。 02 分工与协作的方式 知识生产的分工与协作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大学的传统方式，即以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方式进行；另一种是大学之外的方式，即将科学家和实验室有计划地组织起来进行。对于两种方式的优劣，英国两位著名的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和J.D.贝尔纳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分别发表过针锋相对的意见。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至今不乏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波兰尼认为，学术共同体赋予科学家两项最基本的权利：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思想自由是指科学家拥有依据自己的个人判断自由选择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权利。交往自由是指科学家能够不断地获知其他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据此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努力。“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努力称为通过独立创造性活动间的相互协调而实现的协调，每个单独的创造性活动都会考虑到同一系统中的其他创造性活动，从而做出协调的努力。” 在波兰尼看来，民主社会中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自由，因为“它无关每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权力，但它确保人们有权说明他们认定的真理”。学术自由不但拒绝赋予个人绝对的和任性的自决权力，而且试图通过相互批评而实现无止境的个人完善和社会完善。因此，“在由独立科学家自由形成的协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高度浓缩的自由社会模型，它独立地体现了在复杂的国家功能中难以识别的某些自由社会的基础性特点”。 在所谓的“科学共和国”中，科学既缺乏严格的规划，也无法让人们预见它的最终结果。但是，在这种貌似混乱的现象背后，却有一只类似于市场那样的“看不见的手”在协调着科学家们的活动，“带领各个独立的创造性活动共同向发现事物潜在规律的方向进发”。它通过以下四个环节发挥作用：首先，每个科学家都关心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对它的价值做出判断；其次，科学家们通过个人判断的交往与汇合形成了科学公断，“科学公断不是任何个人的思想所能把握的，它包括许多部分并由众多个体分别掌握，而每个个体又依靠对共识之链的信任间接认可他人的评价。这样一来，这条共识之链就通过一系列的交叠邻域将某个个体与所有他人连在了一起”；再次，每一位科学家都会对科学公断做出反应，重新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能力并且最容易做出成果的课题和方法；最后，科学公断根据新的科学发现而自动进行调整。科学公断有时会犯错误，甚至会压制原创性的研究并使之得不到承认。但是，在科学家们的共同监督下，它总是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我纠正。波兰尼认为，这种自发的调节过程是渐进式发展的。虽然最终的结果是未知的，但效果却是最理想的，因为它能够最有效地分配资源并自始至终将最能胜任的人安排到科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的不均衡发展在英国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新兴的“热门”学科吸引了过多的人员和经费，另外一些传统的“冷门”学科即便职位空缺也无人问津。英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于1945年建议皇家学会成立一个协调机构以“平衡科学努力在各研究领域之间的分布”。对此，波兰尼明确予以反对。他认为，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资源从一个学科向另一个学科的流动以及一个学科的兴起和另外一个学科的衰落都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将使学科之间的关系走向一种更加合理的平衡状态。大学根本不必为冷门学科的发展感到担心，因为“设若大学总是聘请最著名的科学家而不考虑其专业，每个学科领域都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环境”。他还对学术中心机构的作用表示怀疑，因为“一个中心权威并不能有效改进科学增长点自动自发地突现……人类所能做、所需要做的只是辅助科学自动自发迈向伟大发现的新领域的进程，其代价便是另一些领域的衰落”。他还反对科学研究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认为这将削弱基础科学的研究并破坏学术自由的环境。 与波兰尼立场不同，贝尔纳毫不避讳地揭示了西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各种弊端。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国，科研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大学完成的，大学科研则不过是教师个人研究的派生物。在每一所大学当中，每门专业都只有一两名专家，这种孤立状态只能使科学畸形发展。其他问题还包括：学科体系的发展极不平衡，其中物理科学占有极大的优势，生物学明显得不到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则完全得不到重视；教授阶层的统治使独立精神在科学界经常受压制和扼杀，年轻学者的地位形同奴仆；愈加泛滥的学术期刊不但不利于学术交流，反而使科学文献中充斥大量毫无用处的论文，从而使发掘优秀论文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科研成果在工业界的应用处于一种随机的和偶然的状态，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都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支持而无法转化为生产力，有的甚至被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故意压制或者干脆扼杀。 贝尔纳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个体的基础上转移到了集体的基础上，并且提高了设备和管理的重要性”。相应地，科学不应该再被用来满足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而应该是一项社会性的集体事业。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科学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变革。他提出的建议包括：首先，建立合理的分工制度。科学活动的分工包括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和实验室外部的分工。在实验室内部，需要为科学家配置行政主管、实验员、图书管理员、样品管理员和机修师等专门人才。在实验室外部，需要按照科学体系划分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不同的门类以及它们之下的更为精细的小门类。其次，加强学术交流。研究单位之间和实验室之间需要通过摘要、报告、通讯和人员互换等方式加强学术交流。学术交流不能完全依赖科学出版，因为出版制度存在两大弊端：要么过“滥”，即容许出版大量不正确或价值可疑的资料；要么过“严”，结果是妨碍了可能有极大科学价值、但在初次发表时可能有悖于正统观点的资料的发表。最有价值的学术交流是科学家个人之间的接触，因为它有利于传播“不经当面示范就无法传授的技术以及无法宣之于笔墨然而却可以通过个人接触而交流的思想”。再次，加强科学界与工业界的联系。具体做法是区分科学院、研究所和实验站的职责。科学院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负责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研究所负责应用研究，它需要向科学院提出自己遇到的理论问题并为实验站提出的具体问题开展科学实验；实验站包括工业实验室、实验工厂、野外实验站和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它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把小规模的实验室经验变成工业经验。最后，平衡不同学科的发展。在任何时期，总会有个别学科出现突破性的进展、而另外一些学科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为避免出现大量科技人才涌入突破地带而逃离所谓冷门学科的现象，科研主管部门应该适时地组织力量对存在困难的领域进行学术攻关。一旦解决了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就意味着科学战线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点，进而需要大力发展交叉学科以弥补随着科学战线的扩大而出现和增加的空白地带。 实现上述变革的中心环节是为科学的发展制定一个统一的发展计划。贝尔纳认为，在全面调查科学发展现状和社会整体需求的基础上，为整个科学制定五至十年的发展计划以及为各门学科分别制定较短时间的规划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不过，由于新的科学发现可能会打破学科之间的平衡，所以，任何计划都应该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便随时可以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对它进行调整甚至全盘修改。 贝尔纳关于国家直接干预科学和高等教育的设想，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隐蔽的统制主义”（即不公开地承认国家计划和控制）的实施而在英国得到了落实。他曾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如设立“高级大学”、成立“科学基金会”、建立“工业实验室”和改组“科学交流制度”等，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分别以“研究型大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大学科技园区”和“访问学者”的方式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因此，他建构出来的“科学学”理论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是苏联科学发展计划的翻版。 二十多年后，本·大卫总结认为，贝尔纳预见到了政府干预科学时代的到来。但是，那种试图将所有科学研究活动都纳入一个事先安排好的计划的设想，后来仍然被证明是一种低效的和错误的方法。波兰尼正确地指出了科学计划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而所谓的科学共和国至今仍然可以被视为科学家个人在各个领域的工作状况的真实反映。但是，对于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政府剥夺学术自由和科研手段的可能性，他却故意对此视而不见或顾左右而言他。本·大卫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欧各国制定的科学政策来看，知识生产在自由与计划之间的选择并不是一个排他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政府和大学关系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政府究竟愿意成为唯一的科研活动支配者，还是满足于做一个明智的科研产品的购买者，将决定着大学的未来和未来科学政策的不同走向。 03 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的方式 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都同时具备学术活动和行政管理双重特征。在大学制度的框架内，学术评价以定期的、分阶段的方式进行。不论科研活动的周期多长，其参与者都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学术评价。不论学术创新以何种方式突破了现行的理论和方法，学术评价也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相对比较保守的判断。根据这样的判断，学术评价还被要求对个人未来的学术能力进行预测，目的仅仅是为学术共同体的分层服务。然而，由于学术评价的主观性太强，预测不准的现象在科学界不仅时有发生，而且接近于一种常态。学术奖励是学术评价的结果，它同样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公正。因此，除了对一部分人起到激励作用之外，它必然还对其他一些人起到压制作用。过度地相信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的作用，等于事先为所有个人的学术职业发展前景安排了固定的座次。 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指出，任何一种类型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都偏爱于科研能力的早熟者，而明显不利于大器晚成者。所谓大器晚成者不过是个人对学术环境的四种“应变能力”中的一种类型。这些能力包括：（1）壁垒型能力——它会迅速上升并较早到达一个顶点，但此后又开始逐渐下降，或者骤然黯然地跌落；（2）高原型能力——它同样会迅速到达顶峰地位，但能保持住，没有大起大落，不受到厄运或糟糕管理的制约；（3）缓慢渐进型能力——它在人的一生中都平稳而缓慢地发展，既不带来重大的期望，以后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失望；（4）大器晚成型能力——它是一种成功与奇迹的结合体，由于表现太晚而不曾被寄予期望或者令人感到振奋，但是也不会引起妒忌，更不会浪费追随者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能力当中，大器晚成是一种最需要毅力和天赋，最能带来惊喜，但是又最容易遭受到偏见伤害的能力。他不得不承认，“如果这种偏见确实存在，它会使未成名的但大量的有能力的年轻人被埋没，这是不公正的，并使社会失去一些才华横溢的成果，这是浪费”。为了拯救大器晚成者，他提出了一项独特的建议，“这个群体或许可以由我们的民间的伯乐来拯救”。所谓民间的伯乐，指的是学术共同体之外的社会代表，尤其那些特别关心科学事业的私人企业家。 相对于任何一种个性化的补救措施，本·大卫提出了一种更加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他要求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完全分离，即“研究和对研究者进行培训的职能由大学的研究生院来承担，对研究活动进行控制的职能则由科学院、学术期刊、学术社团和学术会议等机构来共同承担”。多样性的评价机构的并存等同于一个非人格化的学术市场。在这里，心怀不满的学者既可以将他的论文投稿给学术期刊，也可以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将自己的著作提交给某个科学社团，或者像巴斯德那样高调地进行一次公开的实验。总之，他有多种可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 上述分析说明：（1） 如果不对规范性知识和原创性知识做原则上的区分，或者是不对原创性的研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科学研究必然会严重地倾向于重复性的知识扩大再生产。（2） 虽然科学发展计划不可或缺，但是，倘若背离或者放弃了学术市场的调节作用，就等于遗失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传统。（3） 学术评价和学术奖励是大学制度建设所必需的，但是，它们不能取代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否则就会人为地对知识创新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起到压制性作用。 为了维持自身活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学必须与其社会系统形成双向交流的关系：一方面，大学向它们输出人才和知识产品；另一方面，它们又向大学输入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在构建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组成了大学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在政治系统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或政策调整来迫使大学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经济系统中，市场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大学可以依据自己对市场的反应能力而从企业、民间团体和个人那里获得一部分重要的资源。文化系统具有多元化和可选择性的特征。其中，传统文化代表着社会上的一种软实力。它不仅影响大学的文化特质，而且可以弥补大学制度的某些不足。如果把大学想象为知识的生产者，那么政府、市场和传统文化就分别可以被理解为知识生产的投资者、知识产品的消费者和知识生产关系的调解者。在研究型大学的身上，大学与政府、市场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分析如下： 01 大学与政府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表，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主要调节者。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思想与行动的分工：思想的价值在于其正确性，行动的价值在于其产生的实际效果；思想以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流，行动的过程则存在一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思想的力量在于说服，行动的成功取决于策略的运用是否得当。 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大学所需要的大部分社会资源，它与大学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就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进行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大学的内部事务。选用这种策略，政府发挥的作用就与大学的行政管理职能高度重合，因此有可能迅速地提高行政命令或者有关政策落实的效率。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又会扭曲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不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共同体功能的正常发挥。二是政府通过政策调整引导大学朝着某个特殊的方向发展。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权力适用的范围，但有利于学术竞争和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团结。比较而言，第二种做法需要付出更高的政策运行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却更大程度上为知识创新和杰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最为安全的制度保障。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可以直接干涉大学事务，甚至用行政权力来破除学术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垄断。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教育革命”都是这么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科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为了在一些事关国家战略利益的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已经感到有必要直接制定并且监督执行一系列的科学发展计划。它们认为，如果坐等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各自分散地自行研究，一些新的科学发展机会很可能就会被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和学术机构的迟疑与观望态度拖延和错过。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命工程等新兴科学在这些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特别能够证明这种选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倘若把政府干预学术活动当作一项普遍性的原则加以推广，则需要慎重从事，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 瑞典学者阿兰特·埃尔津加把政府直接管理大学研究的政策定义为“部门化”的科学政策。他指出，从长期效果来看，推行这种政策将会导致以下六种弊端：（1） 弱化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2） 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3） 专业界线模糊，造成国际交流的困难；（4） 学术权力集中于少部分高级学者手中，牺牲了团队合作精神，造成人才流失现象；（5） 学术权力围绕行政权力进行重组，在所谓的大学制度改革之后出现了“去制度化”的后果；（6） 学术研究的平庸化，这是因为： 每一个政府部门对于科研活动都有某种特殊的兴趣和偏好，所以，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其他的研究方法、概念和方案要么会被低估，要么干脆遭到废弃。在研究的过程中，盲点会不断地增多，而得到支持和重视的通常不过是一些时髦的或者即将流行起来的玩意儿。在某些新出现的研究领域，典型的如“社会工作领域”，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运用的方法都是根据政治需要而进行调整的，并非来自独立思考或者批判反思精神。在极端的情况下，研究变成了对政治决策的一种被动的反应，永远无法超越目前已经被人们接受的学术成果的水平。大学作为新观念和批判性思维策源地的“理想”因此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02 大学与市场 市场是资本、劳动力和产品的交易场所。它内含一种自由竞争的机制，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有效配置方式。对大学而言，狭义的市场是指位于大学系统内部的学术市场；广义的市场则是指位于大学系统外部的交易场所，简称“市场”。二者的共性在于：它们都保护个人自由，鼓励竞争，强调发挥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是，学术市场依附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市场则依附于企业和消费者，是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交换体系。 市场可以同时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起到一定的限制与制衡作用。一方面，市场本身就是一种能够抗衡政府的力量，加强大学与市场的联系可以降低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市场能够制定并且执行一套偏向于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知识评价标准。通过这套标准与纯学术性标准竞争，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学术权力的膨胀，保护知识生产的多样性、学术竞争的公平性，以及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市场力量的介入使大学与政府的双向关系变成了大学、政府、市场之间的三角关系。当这些关系总体上趋于平衡的时候，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都会同时受到其他两个方面力量（如政府和市场或者学术和市场）的制约。此时，大学制度问题的负面作用就有可能被降低到最小值。 不过，市场同时也是一种难以预期和驾驭的力量。它允许和鼓励企业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反过来也可能对知识生产造成某些破坏性的作用。过度的市场化将导致以下三个问题：（1） 科研经费的高攀。科学研究离不开相关的实验设备和人员服务。但是，只要求助于市场，市场就会为供需双方安排一个中间环节——中间商。据贝尔纳估计，在英美等国，由于中间商们提出的佣金、实验设备的价格、出版费用和宣传资料的成本都远远超出了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所以科研总经费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都被浪费掉了。（2） 科学家行为的堕落。科学家一旦受雇于企业，就必须遵守专利制度、保密制度、特许制度，有时还不得不为降低产品成本而进行反人性的设计。这些做法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却与科学的行为规范形同水火。若不加以限制，它们必然会给科学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3） 经济危机。市场经济难以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倘若科研经费的来源过度依赖市场，就难免出现交替性的大起和大落现象，进而破坏科研活动的连贯性以及科研对经济增长可能做出的更大贡献。 03 大学与文化 雅斯贝尔斯说过，“文化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状态。凡是被某个既定的历史观念所造就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一个由联想、表达、价值观念、待人接物的方式和能力交织连贯而成的系统，构成了人的第二自然。” 这段话揭示了文化的三重属性：（1） 文化对个人的约束性。文化作为人的第二天性会让个人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一种中规中矩的和自我约束的感觉”。（2） 文化对科学的超越性。文化是将各种理性和非理性能力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思维系统。它既能够接纳科学的成果，又不被具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束缚。（3） 文化的历史超越性。任何一种文化总会被某个民族或群体所继承和发展，而不会被完全地抛弃。总之，文化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持久的、稳定的精神力量。 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赛特指出，文化建设是决定大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因为：首先，文化为科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一个国家科学落后的原因不在于是否有人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而在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否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科学进步的前提条件不是从国外引进新的大学制度，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为大学提供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其次，文化修养可以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大学的专业教育在把知识体系瓦解成一堆知识碎片的同时，还使专业人员变成了一群缺乏文化的现代野蛮人，无视道德与人性的力量。文化修养可以帮助所有的专业人员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使他们的行动具有统一性和方向性。最后，文化可以提高大学领导者的执政能力。文化提供了一套完整而连贯的思想体系。有文化的大学领导者可以进一步明确大学所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法，而不会被各种荒谬怪诞的思想和言论所迷惑。总之，对于一所致力于发展科学的大学来说，“与其内部人为创造的教学气氛相比，它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处的民族文化氛围，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平衡是造就一所好学校的一个基本条件”。 日本学者永井道雄认为，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社会的每个部分都以同样速度发生变化的。在一些变化比较快的部分，人们比较容易接受从西方文化中学习而来的知识和观念。相反，在另外一些变化较慢的部分，人们却难以摆脱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和约束。因此，日本学者的自我意识中经常出现两个“区间”并存的现象：第一个区间承载的是西方文化。这表现在“他们对西方文化作品的精通程度，在自己撰写的著作和发表的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几乎都与西方学者毫无二致”。第二个区间的功能是保护日本的文化传统。它使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仍然呈现日本文化所特有的团队精神、等级观念和偶像崇拜等特质。在涉及科学和教育问题上，第二个区间虽然处于一种隐匿和不公开的状态，但是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却一点也不亚于第一个区间。与此相适应，日本大学实行的是一种以教授为中心的、带有准家庭关系特征的“日本式”大学制度。一方面，它引进了美国大学的学系制，但是又将其“金字塔型”的职位结构改变为“一字型”的扁平结构，即“在人文科学领域，每位教授岗位下设置一个副教授岗位和一个助教岗位；在自然科学领域，每个教授岗位下设置一个副教授岗位和两个助教岗位”。另一方面，它逐步淘汰了德国大学的讲席制，但是又保留了其根据教学和科研任务的要求设立教授职位的传统，以尊重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并减少大学以及学系内部的竞争。日本的学术竞争主要在大学之间以团体的方式而非个人的方式进行。实践证明，日本大学比较好地解决了如何使日本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大学制度相互适应的问题。 政府、市场和文化传统对研究型大学的作用都存在两种可能性：既有可能发挥出某些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也有可能转变为某种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力量。在解决它们之间矛盾的过程中，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时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简介： 展立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副教授 注：文章来源于《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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