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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冬宁是阳春的同班同学，他俩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同班就读，但表面上阳春与她极少有交流，她的家在燕子巷。
阳春没有想到自己能和贝冬宁插队到同一生产队，离开学校的时候，分配到同一个地的两百多学生分别上了六辆卡车，贝冬宁提着行李站立在一辆卡车旁，阳春便不由自主地上前帮她托起了被包，随即跳上车并伸手一把带上了贝冬宁。
一路上阳春觉得莫名的兴奋，不知道是上苍的眷顾还是命运的安排，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本该如此，自己竟然与贝冬宁到同一地方插队。自从上小学开始，阳春就认识这个文静的女同学，知道她家和自己住同一个街道，知道她居住在一个石库门的院落里，知道她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更为重要的是阳春知道贝冬宁的不仅考试成绩年年第一，并且课外阅读知识非常丰富，那是自己这样的同龄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阳春从小便和许多工人家庭一起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五十年代初，许多光荣妈妈纷纷为家庭增员添丁，各家便都在屋前房后仅有的空地上用油毛毡、竹片、木板搭建一片一角建易性辅助房，这些大杂院的孩子活动空间不可能被约束在狭小的家里，于是，放学后这些无人看管孩子的童年大都抛洒在街道林荫下。女孩子凑在一块踢毽子、跳房子，男孩子三五成群玩铁圈、逮知了、打陀螺，未到夏天，又成群结队去附近贴沙河游泳摸鱼虾摸螺蛳。阳春觉得这大杂院里每个人嗓门都特别大，无论大人孩子说话的声音都能让老远听得，因而，阳春又觉得着大杂院里每一家都几乎没有秘密，谁家夫妻吵架，摔碗筷声男人粗狂的骂声女人尖利的哭声，都清晰地钻入每一家的门缝；谁家的父母责罚自己家的孩子，都成为每家父母对自家孩子的提示和警戒；傍晚到了饭点，家长呼唤孩子吃饭也都高音喇叭似的一个比一个扯大嗓门，而孩子们嬉闹的分贝则更高了，满街满院闹腾，相互嬉戏甚至斗殴，连女孩都肆无忌惮地随意说笑嬉闹。
与他们相对衬，同学贝冬宁是阳春所见到的同龄人中最文静的女孩，瘦瘦的身材，干净的衣裙，整齐的头发，提着红花布做的书包每天悄无声息从马路上走过，从家到学校，再从学校回家，每天最早到学校最晚离开学校。而每次傍晚贝冬宁路过阳春他们嬉闹的街面，依然是目不斜视、充耳不闻，轻轻悄悄地从树荫下，从嬉闹的同龄人身旁走过。有一回阳春只顾自己仰头捕藏在树梢长鸣的知了，双手举着长长的竹竿倒退着徘徊在梧桐树下，撞落了贝冬宁手中的墨水瓶，黑色的墨水醒目地撒到了贝冬宁的白球鞋上，阳春尴尬地僵在树下，贝冬宁却轻轻地弯腰捡起墨水瓶，依然轻轻悄悄地走了。这天晚上阳春一直都很担心，连晚餐桌上少见的油豆腐烧肉也没有感觉，生怕贝冬宁到老师那里告状，生怕她的家长上门，一宿无事，第二天早早去了学校，发现是虚惊一场，老师什么也没说，贝冬宁则与平素一般地神色安宁。
从此，贝冬宁成了阳春学习的榜样，也成了阳春追赶的目标，少年阳春第一次有了人生的航向并在悄然改变自己；从此阳春的嗓门不由自主地变小了，院内外同伴们嬉闹少了阳春的身影，学校课外阅读、器乐等兴趣小组有了阳春的加入，一个学期后期末考试，阳春的成绩居然跃到班级前三位。这一切贝冬宁毫不知情，贝冬宁因为瘦小坐在班级最前面，阳春个子高大，一直坐在最后一排，他和她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朝自己的目标行进。
地理课堂上，阳春了解了在中国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流经三峡的长江和飞跃壶口的黄河这两条举世闻名的大河，从一南一北奔腾不歇向东流淌，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无论她们呈现给世界的是激流深渊还是惊涛雪浪，是涓涓清流还是浊浊黄水，前进的脚步从不停息，无论她们相距千里万里，相隔千山万壑，最终，她们必定在宽阔的大海中欢聚。阳春觉得自己和贝冬宁就如黄河长江般的各自向着大海行进，也一定会有交汇的一天。
当跟随队长和装着行李的钢丝车一路行走时，阳春觉得长江和黄河一路行进到沙地到钱塘江畔汇聚了，很久以来，阳春的目标就是与贝冬宁考入同一所大学，如今一切都偏离了，这是任何一代年轻人未曾经历过的插队生涯，茫茫沙地前途莫测，阳春默默地告诉自己，保护她帮助她，为她遮风挡雨。
阳春觉得，用大潮来形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很贴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凡是城市，尽数街衢，从六六届老高三，到六九届初中生，以至以后几年陆续成长的更小的学弟学妹，不管上学多久，无论学识深浅，一律冠以知青的头衔，合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进行曲旋律，呼啦啦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离开了城镇，犹如汹涌的大潮卷过了北国南疆大大小小城镇的几乎每一个家庭，除却独生子女或病残的，这万千知青又如汹涌的大潮呼啦啦涌向农村、边疆、兵团、农场。一些五十年代被称为光荣妈妈的中年妇女，倘若聚首询问的不是“你家谁下乡支边”而是“你家去几个各去了哪里”；一时间，城镇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船码头，汽笛声声，锣鼓喧腾，红旗飘飘，今日送战友，明日别同窗，父亲去车站送儿子，母亲在船边别女儿，送别的场景天天重演。阳春又觉得，自己和贝冬宁等同学还真是与潮水有缘，竟然如潮水般的涌到了被潮水冲积而成的广袤的沙地。
贝冬宁住进了生产队妇女队长朱大妈家，也住草舍。女儿翠翠今年也十八岁了是队里的铁姑娘，因为父兄常年不在队里劳动，这女孩子便成了母亲的帮手，自觉地担起了家里生活和生产的担子，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翠儿入了团，参加了大队的铁姑娘队，冬闲时，又参加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贝冬宁与翠翠合住一个房间。朱大嫂把大儿子原先的木板床搬到了翠翠的屋里，与翠翠的床对面而设，母女俩以沙地人的热情照看这个城里来的瘦弱的女孩子，贝冬宁很是感激，刚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惶恐心情渐渐平静了些须。
贝冬宁从此便和翠儿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洗衣做饭，一起歇歇。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响起翠翠朗朗的笑语欢声，贝冬宁只是一个听众，一个忠实的听众，听翠翠说父兄说母亲说小弟，说农活的技巧和队里的人际关系，还说自己的爱好，说得最多的是当地妇女的副业——花边。人一般都有一种愿意和人交流的本能，有些人则较为强烈些，贝冬宁觉得自己遇到了这么一个善良、淳朴、直率的姑娘，真是天幸，倘若翠翠和自己一样少言寡语，那两人在一起岂不是成了无声世界，于是，贝冬宁又觉得有些愧疚。
在贝冬宁的心中阳春是一棵茁壮的向日葵，阳光正直，许多同学都知道，从小学到中学，阳春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有的功课还超过贝冬宁，这使得贝冬宁很是佩服，也暗暗较劲。特别是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时候，许多毛头小孩都戴上红袖标，对几位学识渊博的老师呼来唤去，还写大字报批判楸斗，有的甚至把老师带到操场强制拔草劳动，阳春当时就挺身保护了他们的班主任，并在清晨用自行车把老师带离学校送到南星桥码头，让怀孕的老师到乡下老家躲避风雨，又悄悄替历史老师把藏书运出学校转移到自己家，甚至因为反对有的同学捣毁学校图书馆而退出战斗队。从此，贝冬宁便对阳春产生了更多的好感，他做的都是自己只敢想而不敢做的，心想，倘若再能进课堂学习，自己一定主动和阳春交往，与阳春竞赛。
可是等有一天，阳春带上了红袖标与同学一起去全国大串联了，贝冬宁明白自己与阳春永远没有交往的可能，更永远没有可比性，他永远是一棵灿灿的向日葵，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为，而自己则永远是冬日一棵无助的小草，因而在离开学校上了同一辆车的时候，贝冬宁没有回应阳春的热情和欣喜，只是默默地走进了自己新的生活。
阳春和贝冬宁成了名副其实的社员，成了沙地劳动大军的一员。因为秋收接近尾声，生产队活计的重心都在冬种及农田整治上。阳春和贝冬宁第一次看到，撒下的油菜籽萝卜籽在一垄垄的土地上呈现一点点一片片的绿芽，第一次看到打谷场上一个个金黄色的谷堆，第一次看到沤在水中绿色的络麻变成雪白雪白的麻筋，他们有了太多的第一次，同时他们也尝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劳累和艰难，他们在经受他们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他们走进了沙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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