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章句上·第一节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起来吗？”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孟子说：“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啊，只知道管仲、晏子。曾经有人问曾西：'您与子路哪个更有才能？”曾西不安地说：'子路可是我先辈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那人又问：'那么您与管仲哪个更有才能呢？’曾西马上不高兴起来，说：'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来相比呢？管仲得到国君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主持国政的时间又是那样的长久，可成就的功业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你怎么竟拿我和他来相比呢？’”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名扬天下。难道管仲、晏子还不值得相比吗？“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孟子说：“以齐国的实力用王道来统一天下，简直是易如反掌。”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公孙丑说：“您这样一说，弟子我就更加疑惑不解了。以周文王那样的仁德，活了将近一百岁才死，都还没有做到统一天下。直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统一天下。现在您把实行王政说得那么容易，难道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了吗？”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孟子说：“我们怎么可以与文王相比呢？从商汤到武丁，贤明的君主有六七个，天下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就难以变动，武丁使诸侯们来朝，统治天下就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易。纣王与武丁相隔没有多久，那些勋旧世家、传统习俗、良好作风、善政德教，当时还存留着，又有微于、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一批贤臣共同辅佐，所以能统治很久以后才失去政权。那时候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属于纣王统治，在那种情况下，文王只能凭借方圆百里的国土起事，所以是是非常困难的。齐国人有句话说：'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现在的时势就很利于用王道统一天下：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国土都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现在的齐国却超过了；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直到四方边境，处处可闻，而齐国就有那么多的民众。国土不需要新开辟，老百姓不需要再增加，如果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况且，称王天下的贤君不出现，时间没有比现在更久的了；民众被暴政的摧残迫害，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饥饿的人不择食物，口渴的人不择饮料。孔子说：'德政的推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的高兴，就像被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所以，做古人一半的事，就可以成就古人双倍的功绩。这也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做到。” 公孙丑章句上·第二节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公孙丑问：“老师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成就霸业和王业，也不足为怪。如果这样，您会动心吗？”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公孙丑说：“若是这样，先生比孟贲要强多了。”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孟子说：“做到这个并不难，告子不动心比我还要早。” 曰：“不动心有道乎？”
公孙丑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破而不退缩，眼睛被刺不转睛，若是有一根毫毛被别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广庭大众下遭到鞭打一样。他既不愿受普通平民的侮辱，也不愿受大国君主的侮辱；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尊敬诸侯，受到辱骂必然要骂回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他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样，如果估量敌方的强弱而后前进，思虑胜败后才交锋，就是害怕敌方的三军。我怎么能因为必胜才战斗？我只是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我也不知道谁更好些，但孟施舍的方法较为简约。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你崇尚勇敢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孔子谈论过关于大勇的论述：反躬自问而觉理亏，哪怕对方是平民，也不能去恐吓；反躬自问而觉理直，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毫不退缩，勇往直前。’孟施舍保持无所畏惧的勇气，这又不如曾子所守的原则来得简约。”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孟子说：“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那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意气比起来就稍差一点。所以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公孙丑又问：“您既然说：'志到哪里，气也随之到哪里。’又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这是为什么呢？”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孟子说：“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影响了他们的心志。” “敢问夫子恶乎长？”
公孙丑又问：“请问先生擅长什么呢？”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我想再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这很难说清楚，它作为一种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就会泄气。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所以我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先不要去纠正，心里面不要忘记它，不要去助长它。千万不要象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快而把禾苗拔高，累了一天回家，告诉家里人说：'今天我太担忧，所以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就是拔苗助长的人；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 “何谓知言？”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作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呢？”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放荡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公孙丑又问：“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孔子则都有，可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那么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说：“唉呀，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感到满足、教人不知道疲惫罢了。’子贡说：'学习上不厌烦，是智慧；教育上不怠倦，是仁的表现。既有爱又有智，先生就是圣人了。’那圣人，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公孙丑又问：“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则学得很具体，请问先生您属于哪一种？” 曰：“姑舍是。”
孟子说：“暂时不谈这些吧。” 曰：“伯夷、伊尹何如？”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人民都使唤，国家能治理也上进，国家混乱亦上进，这就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长久干就长久干，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这就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曰：“然则有同与？”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说：“有得。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使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曰：“敢问其所以异？”
公孙丑又问：“那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呢？”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谋足以了解圣人，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宰我说：'依我来观察孔夫子，其贤能超过尧、舜很多了。’子贡说：'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之中的君王，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人。’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麒麟比于走兽，凤凰比于飞鸟，泰山比于土堆，河海比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比于民众，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他的同类，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 公孙丑章句上·第三节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凭着自己的实力，假借仁义之名者，可以称霸于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家实力的雄厚强大。依靠道德的力量，推行仁政者，可以称王天下，称王天下不一定要求国家强大；商汤凭借七十里国土，周文王凭借百里国土就使人心归服。倚仗实力使人民服从，并不能使人民心服，是因为实力不能供养人民。依靠治理规律使人民服从，人民就会心悦诚服。比如有七十多个弟子诚心诚意归服孔子。《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公孙丑章句上·第四节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
孟子说：“国君如果实行仁政就光荣，不施行仁政就耻辱；现在的人既厌恶耻辱又一直处于不仁的境地，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一直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 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如果是真的厌恶耻辱，那最好以仁德为贵，尊敬读书人，让贤德的人治理国家，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并且趁国家无内忧外患的时候修明政教法典。只要这样做，即使是大国也会畏惧你。《诗经》说：'趁着天晴还没阴雨，剥些桑树根上皮，把门窗修理好。那住在下面的人，有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很懂得治理国家！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现今国家局势稳定，趁此时机，一味地追求享乐，且又怠慢国政，这简直是自取祸害。不管是福是祸都是自找的。《诗经》说：
'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去多寻找些幸福。’《尚书大甲》说：
'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躲避；自己造成的罪孽想逃都没有地方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公孙丑章句上·第五节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说：“尊重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让才能出众的人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的士子们都会喜悦，就会愿意在这样的朝廷中做官；在市场上，出租房屋而不征税，遇上货物滞销按法定价格征购，不让它们长期积压在货栈中，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到这样的市场上；在关卡上，仅是查问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们都会很高兴，从而愿意取道于这样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只须助耕井田制中的公田而不必另外交租税，那么天下的农民们都会很高兴，从而愿意耕种这样的土地；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那么天下百姓都会很高兴，都愿意来这里居住。如果能做到这五点，那么邻国的百姓，对待国君就会像对父母一样敬仰。别国想要侵犯这样的国家，就像率领儿女们去攻打自己的父母，这种事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谁成功过。就这样，就会无敌于天下。天下无敌的人，是代表上天管理人民的官员，若是还不能称王行王道，那是没有的事。” 公孙丑章句上·第六节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先王由于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去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仁政，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般容易。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都会有担忧恐惧的恻隐之心。这不是为了跟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了在邻里朋友间有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的心理。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就不算是人；没有羞耻心，就不算是人；没有谦让心，就不算是人；没有是非心，就不算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如同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己损害自己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损害国君的人。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火刚开始点着，泉水刚开始流出一样。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公孙丑章句上·第七节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还没有制甲的人仁慈吗？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够锋利不能伤人，制甲的人却唯恐自己的甲不够坚固让箭伤害了人。大夫和棺材匠之间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选择谋生职业不可以不谨慎。孔子说：'要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选择住处而不知选有仁厚风俗的地方，怎能说是明智呢？’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人间最安逸的住宅。没有阻碍却不选择仁，这是不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能被别人驱使，被他人奴役。被别人驱使而引以为耻，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真正引以为耻，那就不如好好行仁。有仁德的人就像射手：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怪比自己射得好的人，而是反过来找自己的原因。” 公孙丑章句上·第八节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益的话就向人拜谢。舜帝比他们两个更伟大：总是与别人一起做善事。舍弃自己的不足，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乐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他从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成为帝王，没有哪一个优点不是从他人身上学习来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所以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公孙丑章句上·第九节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不是他自己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就不交往，不在恶的人的朝廷里做官，不与恶人谈话；如果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和恶人交谈，就好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污泥和炭灰等污浊的东西上。推想他厌恶恶人的心理，想象他与乡下人站在一起，那人衣冠不整，他就会愤愤然离开，好像自己会被玷污一样。因此，诸侯中虽然有人用动听的言辞请他去做官，他却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柳下惠却并不觉得侍奉贪官污吏是耻辱，也不会嫌弃官职太小；他进入朝廷就不隐藏自己的才干，但是一定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就算被冷落遗忘而隐逸也不怨恨，处于困窘之境也不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哪怕你在我旁边赤身露体，你又怎能玷污我呢？’因此他怡然自得地与他人共处而不失常态，别人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的原因，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又说：“伯夷这个人狭隘，柳下惠又不够恭敬。狭隘和不恭敬，都是君子不该遵从和仿效的。” 公孙丑章句下·第一节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不如人齐心协力。譬如有座内城方圆三里、外城方圆七里的城邑，四面围攻都不能够攻破。既然四面围攻，总有遇到好时机或好天气的时候，但还是攻不破，这说明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另一种情况是，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守城的武器装备不是不锐利坚固，粮草也不是不充足，但是军民们还是弃城而逃了，这就说明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所以说：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不是靠险要的山河就可以保住，扬威天下也不是靠锐利地武器装备做到的。拥有道义的人会得到很多援助，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援助就很少。援助的人少到极点，连亲人也会叛离；援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天下人都会顺从他。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人都会叛离的人，必然是不战则已，战无不胜的了。” 公孙丑章句下·第二节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却碰上齐王派人来传话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能否来朝廷上，让我见到您？”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生病了，不能去朝堂。”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托病谢绝了齐王的召见，今天却又去东郭大夫家里吊丧，这是不是不太合适？”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病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呢？” 王使人问疾，医来。
齐王派人来问候孟子的病情，并且带来了大夫。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孟仲子应付说：“昨天大王召见的时候，他正生着病，不能去朝堂。今天病稍微好一点了，已经上朝廷去了，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朝中。”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到路上去拦孟子，转告孟子说：“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赶快去朝堂吧！”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不得已只能到景丑的家里去借住一宿。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出问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一个拿仁义之道去跟齐王谈论的，难道真认为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他哪里配得上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中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恭敬了。”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礼》书中说：'父亲召唤，不等到应'诺’，'唯’一声就起身；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了，这似乎与礼不和吧。”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是我们无法比的。不过，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应该是有道理的罢。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样是爵位，一样是年龄，一样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做到大有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不屑做管仲的人呢？” 公孙丑章句下·第三节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陈臻问道：“以前在齐国的时候，齐王送给您上等金一百镒您不接受；后来在宋国，宋君赠给您七十镒金，您却接受了；在薛地，薛君赠给您五十镒金，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的不接受是对的，那后来的接受便是错误的；如果后来的接受是正确的，那以前的不接受便是错误的。老师在两种做法中，总有一个是错的。”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说：“都是对的。当在宋国的时候，我准备远行，对远行的人理应送些盘缠。所以宋君说：'送上一些盘缠。’我怎么不接受呢？当在薛地的时候，我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戒备。薛君说：'听说您需要戒备，所以送上一点买兵器的钱。’我怎么能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就没有说明什么用途，不说明用途却要送钱给我，这是想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公孙丑章句下·第四节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孟子到了齐国的平陆县，对那里的地方官孔距心说：“如果你的守卫战士在一天内三次擅离职守，你会开除他们吗？”长官说：“不必等三次才开除他。”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孟子说：“可是你失职的地方也很多，灾荒歉收的年份，你治下的百姓们，老弱病残的辗转于沟壑而死亡，年轻力壮的则散走四方，有好几千人啊。”长官说：“这不是我孔距心的能力能处理好的事情啊。”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孟子说：“现在假如有个人接受了替别人放牧牛羊的事，那一定要设法找到牧场和喂养牲畜的草料，要是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一旁眼看着牛羊饿死呢？”长官说：“这是我孔距心的罪过了。”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过了些日子，孟子见到齐王，就对齐王说：“大王的地方长官，我结识了五个，其中能认识自己失职罪过的，只有孔距心一人。”于是就为齐王讲述了经过。齐王说：“这也是我的失职罪过啊。” 公孙丑章句下·第五节 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鼁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鼁，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
孟于对蚔鼃说：“你辞掉灵丘的官职，请求去做治狱官，这事似乎有道理，因为这样就可以向齐王进言。可是现在你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法官了，还不可以向齐王进言吗？”蚔鼃向齐王进谏，齐王却不听。蚔鼃便辞职离去了。齐国人说：“孟子为蚔鼃的考虑倒是有道理，可为自己打算的怎样，我就不知道了。”公都子把这些话都告诉了孟子。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职的人，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进了言上边不采纳，就可以辞职不干。至于我，既无官职，又无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进退去留，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吗？” 公孙丑章句下·第六节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孟子在齐国担任国卿，奉命出使滕国去吊丧，齐王派盖地的长官王驩做孟子的副使。王驩早晚同孟子相见，但在往返于齐滕的路上，孟子却从未和他讨论过公事。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公孙丑说：“王驩作为齐国国卿的职位不算小了，从齐国到滕国的路程也不算近了，但往返途中您未曾与他谈过公事，这是什么缘故呢？”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说：“他既然已经独断专行，我还说什么呢？” 公孙丑章句下·第七节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安葬母亲后返回齐国，住在嬴县。他的学生充虞请教说：“前些日子承蒙老师您不嫌弃我，让我督办棺木。当时大家都很忙碌，我不敢来请教。现在我想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请教老师：棺木似乎太华丽了些吧！”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孟子回答说：“上古对于棺律用木的尺寸没有规定；中古时规定棺木厚七寸，椁木以与棺木的厚度相称为准。从天子到老百姓，讲究棺木的质量并非仅仅是为了美观，而是要这样然后算尽了人子的孝心。受礼法限制不能用上等木料做棺椁，当然不能够称心；没有钱不能用上等木料做棺椁，也不能够称心。既为礼制所允许，又有财力，古人都会这么做，我怎么就不可以呢？况且，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去世的人遗体不接触泥土，难道孝子之心就不可以有这样一点满足吗？我听说过：君子不因为天下大事而俭省应该用在父母身上的钱财。” 公孙丑章句下·第八节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沈同以个人的身份问孟子：“可以攻打燕国吗？”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孟子说：“可以！燕王子哙不应该把燕国轻率地交给别人，相国子之也不应该从子哙手中接受燕国。比方说，有一个人，你很喜欢他，不向国君报告，便把自己的俸禄和官爵都私自让给他；而那个人呢，也没有得到国君的任命就从你手上接受了俸禄官位，这样可以吗？子哙、子之私下互相授受的事和这个例子有什么不同吗？”齐国去讨伐燕国。有人问：“听说你劝说齐国去攻伐燕国，有这回事吗？”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孟子说：“没有！沈同私下问我：'燕国可以攻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们就这样去攻伐它了。如果他是问：'谁可以攻伐燕国？’我就会回答说：'只有上得天意的王者才可以去讨伐它，才可以攻伐燕国。’比如现在有一个杀了人的人，有人问道：'这个犯人可以杀吗？’我将回答说：'可以！’如果他是问：'谁可以杀他呢？’我将回答说：'只有治狱官才有权杀他。’今以一个和燕国同样黑暗无道的齐国去攻打燕国，我怎么会劝说他们呢？” 公孙丑章句下·第九节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燕国人背叛齐国。齐王说：“我很是愧对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
陈贾说：“大王不要忧虑。您觉得您和周公相比，谁更爱民，谁更有智慧？”齐王说：“唉呀，你这是什么话？”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陈贾说：“周公使派他的哥哥管叔去监管殷商的遗国，管叔却带领殷族人起来反叛；如果周公管叔会这样做还要派他去，就是不爱民；如果不知道而这样做，就是没有智慧。爱民和智慧，周公都没有完全做到，何况大王您呢？请让我去见孟子并向他解释。”于是陈贾去见了孟子，见面后陈贾问：“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
孟子说：“是古代的圣贤。”陈贾说：“他派管叔监管殷族人，但管叔却带领殷族人叛乱，有这件事情吗？”孟子说：“有的。”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
陈贾说：“周公是知道管叔将要叛乱而还要派他去吗？”孟子说：“他不知道。”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陈贾说：“那么圣贤之人也会犯错误？”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是合乎情理吗？况且古时候的君子，有错就会改正；如今的君子，明知有错还将错就错。古时候的君子，他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百姓都看得见，等到他改正过错时，百姓就会很敬仰。如今的君子，何止是让过错顺其自然发展，而且还会编一套言辞来为自己辩解。” 公孙丑章句下·第十节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准备返回故乡。齐王专门去看孟子，说：'从前希望见到您都不可能，后来终于有机会与您同朝共事，我感到很高兴；现在您又将抛下我离开，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够相见？”孟子回答说：“我只是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罢了，其实这本是我很希望的。”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过了几天，齐王对臣下时子说：'我想在都城中拨一所房子给孟子，用万钟粟米来供养他的弟子们，使我们的官吏和人民都有所效法。您何不替我向孟子说说呢？”时子便托陈子把这话转告给孟子。陈子也就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说：“嗯，那位时子又哪里知道这种事情做不得呢？如果我是贪图财富的人，辞去十万钟傣禄的官不做却去接受一万钟的赏赐，这是想要发财吗？季孙曾经说过：'子叔疑真奇怪！自己要做官，别人不重用，也就算了嘛，却又让自己的子弟去做卿大夫。谁不想做官发财呢？可他却想在这做官发财中搞垄断。’这正如古代的市场交易，本来不过是以有换无，有关的部门进行管理。但却有那么一个卑鄙的汉子，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捞劳去。别人都觉得这人卑鄙，因此向他征税。向商人征税，就是从这个卑鄙低贱的男人开始的。” 公孙丑章句下·第十一节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歇宿。有个想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来看孟子，严肃地端坐着与孟子谈话，孟子不理会他，就靠着几案打盹。那人很不高兴地说：“学生先一天斋戒沭浴后才敢跟您说话，先生却睡卧而不听，今后再也不敢请求见您了。”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说：“坐下！我明白地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如果没有人留在子思身边，就不能够使子思安心。泄柳、申详要是没有人在鲁缪公身边侍候，就不能使自己安身。请你为年长的人考虑，远远是比不上子思的，是你拒绝长者呢？还是长者拒绝你？” 公孙丑章句下·第十二节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
孟子离开齐国，有个叫尹士的人就对别人说：“不能识别齐王成不了商汤、周武那样的圣君，那是他没有眼力；如果能识齐王不行，但是还要来，那就是他贪图荣华富贵。不远千里来见齐王，得不到赏识又走了，却在昼地住宿了三天才走，是何等的想长期滞留在齐国，我最不高兴的就是这种人。”高子把这个话告诉了孟子。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孟子说：“那个尹士哪里了解我呢？不远千里来见齐王，是我的愿望！不得赏识而离开，难道是我希望的吗？我是迫不得已啊！我住了三天才离开昼地，在我心里仍觉得快了，就是希望齐王能改变态度。齐王如果改变，那就一定会过来找我。而我离开昼地，齐王没有来追我，我这才产生了想要回乡的念头。我虽然这样做，难道愿意舍弃齐王吗？这是齐王遵照足用为善的原则，齐王如果用我，我何止是齐国百姓能得到安居乐业，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居乐业。就是希望齐王能改变，我才每天盼望着。我难道像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小人吗？向国君进谏言而不被接受，就发怒，怨恨失意的神色露在脸上，一旦离开就竭尽全力走上一天才住宿吗？”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尹士听说孟子这番话后，说：“我才是一个小人呀！” 公孙丑章句下·第十三节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老师好像有点不愉快的样子。可是以前我曾听老师您讲过：'真正的君子是不抱怨上天，不责怪别人的。”’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从历史上来看，每五百年就会有一位圣贤君主兴起，其中必定还有以才德闻名于时的人出现。从周武王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从年数来看，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从时势来考察，也该有圣贤出现了。大概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了吧，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呢？” 公孙丑章句下·第十四节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孟子离开齐国，住在休地。公孙丑问他：“做官而不接受俸禄，这是古时候的规范吗？” 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说：“不是，在崇地的时候我见到齐王，退下来我就有离开的念头，我不想改变这种念头，所以就不接受俸禄。后来齐国发生了战争，不能够申请离开。长期留在齐国，并不是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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