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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很大，笔者还不敢胡说。这是上世纪80年代，文史大家金克木先生在一篇小文《书读完了》中提出的。近二十年教育改革，人们几乎天天谈阅读，但论问题和思考，还未有超出此文范围的。 总结起来，老先生的问题有两个：一，中国书读得完吗？“古书不过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一题先把读者打晕；二，随着科技大爆发，“怎样对付（今天）这无穷无尽的书籍（和信息）”？这一题我们不妨换个流行词，“内卷”和“焦虑”。 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 金克木给出的方案是：“先交代中国文化的本源，其他由各人以后的需要和能力阅读。”那本源如何交代呢？需要老师们先做“二道贩子”，给出一份参观指南。而且指南“不能代替参观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诉他们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来的东西。” 幸运的是，老先生自己做了一些，现在接着他做的人也越来越多。至于这么多指南到底哪本更合适，这就完全是读者的事了，或交给时间去淘洗。 比如本期封面故事我们报道的鲍鹏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八年来，他从大众的讲台回到儿童的讲台，办了浦江学堂，开枝散叶，又写下一套经典普及书：孔子“三来”。 实际上，不论是金克木，还是鲍鹏山，他们在谈指南时，都提到了一个人们很容易忽略的读写教育传统，就是“传习录”。 这个词来自曾子：“传不习乎？”传，传说往古之事也。习，鸟数飞也，引申为反复实践。古代传下来的经验和智慧，先做一番实践，从实践中去验证对不对。有新的经验和理解就记下来，久而久之便成了“书”。这既是古人读书的态度，也是写书的方法。和我们常常标榜的“批判性思维”很不同。 比如《论语》，就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传习”。“论语”是讨论切磋的意思。此后，从庄子孟子荀子，再到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书，都无不以这种模式阅读和书写（合称“经史子集”）。这在西方古典时代也是一样。宗教的东西难逃《圣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难逃《理想国》。 阅读和书写本是一体。读就是传，写就是习。前人提出了他们的“元问题”，后人又根据时代变化记下新问题。 问题和问题之间，便构成了整体的历史和个体的人生。阅读，实际是在读人生。写作，实际是在写人生。这就构成了读写教育本身的“生命底色”。 因此，古书看似“汗牛充栋”，其实是可以读完的。每个“作者”写下的书往往很少，不过在“太史公曰”和“异史氏曰”之间。人生不过一本。 但现在，我们汲汲于“进步”和“创新”，已经很少再有这种读书和写书的方法了。大量的书和信息，根据市场“创作”。大量的书单，也是如此。 那么，书还读得完吗？ 我们不妨换一种问法：我们想怎么度过一生，写下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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