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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重要 张红静 
一九八一年，五月。麦子金黄，香气在风中翻滚。父亲蹬着自行车从矿上回村。中午，太阳照着他的手表明亮亮的，有些晃眼。他定了定神，四十岁了，这条回家的路大约七十里，他一直骑自行车来回，从没觉得累过。当兵出身的人，觉得自己的身子是铁打的，累点，乏点，抽一袋烟，喝几口酒就啥都没了。明天他要去兖州出发三天，大概是学习哪一位先进人物，听说是煤矿上的先进典型。曾是通讯兵的他，到了矿上，也曾经报道过很多小人物，有清洁工，锅炉工，更多的是煤炭工人。他的一支笔给他们纷纷带来了荣誉，也给我们并不富裕的家带回不菲的稿费。父亲紧蹬车轮，盼望着快快到家，想着到家后往床上一躺，等着妻子叫他起来吃饭，要多惬意有多惬意。晌午头，父亲推着车子疲惫地进了家门。跟往常一样，他把黑皮包从自行车车把上提下来，往桌子上一放，我像个灵敏的猴儿爬上椅子去拿桌上的皮包。我好奇皮包里有什么好吃的，扒开一看，果真有饼干，有糖果，偶尔还有几个红艳艳的苹果。苹果泛着香味儿，不等我啃，姐姐会按下苹果不让吃。妈妈说，把苹果放到柜子里熏衣服，穿上衣服都是香的。父亲的眼里闪着褪不去的光芒，他看着两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女儿在那里讨论苹果的去处，耳边传来妻子在院子里嚯嚯磨镰的声音。母亲说，你回来了，下午正好去割麦。你要是不回来，我真愁一个人弄不完呢！父亲说，必须干完，晚上晚点也得把麦子收回家，明天我就出发了，三天后回来。我明天从矿上走，直接坐车。父亲的脸不像是拿笔杆搞宣传的文秘，白个生生的。他农民出身，又当了几年兵，黑里透着瓷实的光泽，地里的活都轻车熟路。镰刀在空中划着一道道弧线，父亲和母亲顾不得多说，像是跟时间在赛跑。母亲是个很丰满的女人，她俯下身子，一手挥镰，一手按麦，麦穗在她胸前碰撞着臣服到地里。父亲慢慢落到母亲后面，看着母亲的背影，忽然想起当兵时的女孩Y。Y长得水嫩，与妻子绝然不同。Y的脸很甜美，那种甜美是用牛奶和饼干泡大的甜美，Y的父亲是部队的高级官员。父亲想，我能让Y跟着我，回到我落后的家乡，贫穷的家吗？还是我要留下来，做她家的上门姑爷？Y什么都不愿意去想，只想着嫁给他，嫁给这个憨厚朴实又聪明能干的小伙子。父亲的文笔很好，被提拔到军事博物馆搞宣传展览工作，一待就是六年。在北京时，女孩一直写信给父亲，父亲从来不赴单独的约会。父亲越是回避，女孩越是热烈，她的信像一封封滚烫的火苗，灼烧着他。回乡探亲时，父亲遇见了在扫盲班上课的母亲。母亲穿着布鞋，怀抱着书，胸前戴着纪念章，并不窈窕的身影在教室外一晃，一幅青春的剪影定格在父亲的眼里。那一刻，父亲决定转业，然后娶我的母亲。y女孩像刚刚拔节的麦苗，有着青草一样的气息，而我的母亲身上散发的是成熟的麦子带来的馨香。女孩的信照旧寄到父亲手里，一直到我母亲抱着第二个孩子谈论回信的问题。母亲说，你怎么不回人家，跟人说你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父亲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回过，难道结婚了，有孩子了又开始给她回信吗？继续割麦。父亲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她，自从第三个孩子出生，已经没有她的信了。她一定是就此死心，且已经结婚了。上午他从矿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说心脏不行，非常非常不好，应该立即办理住院，尤其不可劳累。父亲觉得医生说得对，但得三天后出发回来再做具体的检查。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麦子全然进家。父亲和母亲都已经累得瘫坐在椅子上，但孩子们的饭还是要做的，猪也得喂。父亲从没这样累过，就是一直觉得累啊，累啊，既不想说话，也不想吃饭，只想安静地躺下，安然躺下。卧室床头的桌子上摆着几本《诗刊》和《红旗》。若是以前，父亲定是顺手拿起一本翻阅，现在他颓然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四点钟，鸡叫了。父亲觉得心口很闷，披衣到院子里抽了一袋烟。烟是提神的，烟治百病，他常常这样想。母亲也醒了，她穿好衣服要去做饭。一大早，父亲还要骑车到老远的单位上班，然后坐车去兖州出发。父亲说你再去睡吧，你做了我也吃不下。年轻的母亲，当时三十五岁的母亲，有了三个孩子，在父亲的眼里还是个大孩子。我也醒了，看卧室里没有了大人，衣服也不穿便跑到院子里。父亲刚刚抽过的烟味还在。他拿起黑皮包，我飞快地跑到自行车前面去，我张开双臂不让他走，他每走一次我都是这样的，挡住他，仿佛不挡住他就要立即失去他的样子。只是这次我执拗地哭个没完。父亲说我走了，便跨上车子，消失在黑夜里。天渐渐亮了，太阳升起来。很多陌生人看见父亲躺在路上，身体已经凉了。他躺下的那个地方临近火葬场，父亲生前说过，每个人最终都会钻进炉子重新冶炼，最后化为一缕青烟。他的话像一句谶语，他也像一阵风在自然界里消失了。医生后悔没有挽留他，如果立即住院，他不会走得那么早。母亲后悔她如果坚持一下为他做早饭，让他吃了饭再走，他也许不会猝死在路上。最躺枪的是那个叫兖州的城市，不知道有一个小女孩从小就憎恨那个城市。如果没有那个城市，如果没有他对那个出发城市的惦记，她也许不会失去他的父亲。父亲终于用他的离开阐释了他的人生信条——我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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