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今天将在波尔图讨论成员国在社会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因为这些社会事务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国家的监管,各国对特定准则存在不小的抵触情绪。 三年半之前, 2017年11月,欧盟在波尔图2500公里之外的瑞典哥德堡首次商定了共同社会基本标准,这包括恰当的最低工资,男女待遇平等,终身培训权利以及良好的医疗保健。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哥德堡商定了“欧洲社会权利的支柱”。
新冠危机期间在意大利排队领取食物的长龙 欧盟社会事务专员尼古拉·施密特(Nicolas Schmit)在波尔图举行会议呼吁,发出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欧洲的政治信号”。欧洲委员会为此设定了具体目标:在十年内让大约80%的成年人找到工作,每年60%的成年人应该参加进一步的培训,而处于贫困风险中的欧洲人的数量应该减少1500万。
实际上社会政策是国家事务。但是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条约第153条认为,欧盟只是提出倡议,由成员国自己做出决定。然而欧盟还是就此施加了压力:秋天,社会事务专员施密特(Schmit)提出了有争议的关于欧洲最低工资的指令草案。该指令草案虽然没有设定最低工资,但是却在规范成员国如何确定其最低工资。
这样的场景在欧洲很常见 在波尔图举行峰会之前,基民盟欧洲议员拉德克(Dennis Radtke)呼吁制定雄心勃勃且可衡量的社会政策目标:“通向更加社会化的欧洲的大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我们作为欧洲议会的一员将继续向社会各界施加压力。国家和政府也要打开大门。”葡萄牙社会事务部长戈迪尼奥(Ana Mendes Godinho)也提出:“必须言行一致,战略必须转变为具体行动。” 德国政府尚未签署欧盟的这项文件,默克尔总理也没有前往波尔图的社会峰会。其发言人称,考虑到德国紧张的疫情局势,可以通过视频连接参会。事实上,默克尔也缺席了2017年哥德堡的社会峰会。当时正值组建联盟执政的艰难磋商,理由也非常充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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