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 爱 张玉良 母亲年幼时就没了娘，她和我叔伯二舅一起被我大姨收养。起初，我姥爷把母亲送给她的九叔家抚养，后来，我大姨知道了，就把母亲从她九婶家要了回来。母亲10岁那年，我大姨从双合东大营子搬迁到经棚街居住，和姐姐一起相依为命。 母亲19岁那年，出嫁来到张家。她从来到张家那一天起，母亲为我们操碎了心。母亲生我那年是1956年，正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结束的那一年，我祖父突然得心脏病离世了。六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三，我出生了。母亲生下我之后，每月靠吃房租维持生活。我3岁时，母亲在皮毛厂当学徒工，把我送给街坊邻居胡老太太家哄养，每月为我交10元钱的哄养费。母亲生了我大妹妹之后，大妹妹的每月哄养费15元钱。母亲收入紧紧巴巴，还不够交我俩的哄养费。三年后，母亲出徒转为正式工，每月工资才挣到32.50元。母亲生我二妹时，雇不着哄孩子的人，没有办法，就主动把公职辞退回家了。她在家待了一年多，总是不甘心，又去了农具厂当刷漆工，干了不到一年。 1961年和1962年春，我们国家正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闹灾荒的年月里，谁家的粮食袋子里不是还没到月底就见底了？谁家不得想点儿辙，把自己的肚子给喂饱点儿？一般人家能够有什么法子呢？市面上买1斤核桃酥糕点需要花20元钱，买几盒烟或打1斤酒也要商业局长批条子，才能买到。吃的就更加困难了，城里和农村都是“瓜菜代”了，由于粮食短缺，米、面要大量掺瓜菜，人们把榆树钱、榆树叶都撸光了。大人小孩满山遍野挖野菜。经棚街办起了全民“大食堂”，大人和孩子都排着队打饭，每人都限量，大部分主食都是小米粥和“苦力”（把水烧开后，再撒上莜面，搅拌蒸熟即可），这种食物吃了不易消化，适合体力劳动者，所以，人们才叫它“苦力”，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食物了。小米粥不放多少米粒，是清汤清水的，野菜粥也是稀稀的都化汤了，一点蔬菜也没有，更难见到油腥，大人和孩子都吃不饱。  母亲和大姨耿凤兰（右二）及其叔伯二哥母亲被厂里精简之后，又回到皮毛厂当临时工。这时，厂里在灯棚底开办“大食堂”，让她当伙食管理员。大办食堂那年，提倡吃“大锅饭”，每天厂里职工和家属都凭餐票集体到食堂打饭，一日三餐，早晨稀粥、苦力，中午和晚上几乎都是小米糊糊和莜面糊糊。有的家庭人口多，凭餐票供应又限量，有的孩子吃不饱，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经常闹毛病。母亲心眼好，她当伙食管理员，总比别人优先，她有时把自己的那份饭省下来，让给别人家的孩子吃，她负责打饭时，偷偷地给家庭孩子多的多盛上一两勺饭菜。大办食堂维持不到两年就解散了。母亲从此解职回家。 我6岁那年，家从河西大宅院搬到河东村，在镇郊外落了脚。小镇的郊外，地处城乡接合部，那时全家搬到郊外是考虑我父亲上班离家近。父亲每日上班，母亲整日辛勤劳作，家里就剩下我和妹妹，我俩经常坐在榆树下晒太阳，看自家门，总期盼着父母每天早早回家。
村里门前有棵老榆树，枝繁叶茂。夜间风吹着榆树摇曳着树叶“唰唰”作响，不时传出猫头鹰刺耳的尖叫声。我半夜时常被猫头鹰的尖叫声吓醒，母亲早就醒了，她嘴里嘟囔着说：“听见猫头鹰叫，不是好兆头。” 母亲说这话，我更害怕了，把头紧紧缩在被窝里。 第二天早晨，母亲起得很早，她神神秘秘地来到老榆树下点着一炷香，然后嘴里不停地祈祷着什么，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母亲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我经常听母亲说，村里小孩外出之前，要在榆树底下转几遭，抱一抱老树干，有老榆树保佑，再远走也不会迷路，喝点用榆树叶熬的粥，离家再远也不想家，村风民俗醇厚，大概是因为有这棵老榆树吧，全村人无不为拥有这棵老榆树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每到中秋节，夜空静寂，皓月朗照，母亲特意在老榆树下摆上供桌，把月饼、西瓜和其他水果都端出来。月饼、西瓜她都切成月牙形，和糖果一起放在桌面上。母亲将圆圆的月饼用刀切成月牙形，分给妹妹和我，每人一块。我们拿着手里的月饼谁都舍不得吃，放在嘴边一点一点地品尝月饼的味道。可是，买的鸭梨大小不一样，我俩谁都不想要小的，母亲犯难了，怎么办呢？想办法和妹妹分鸭梨。母亲把她从识字班学到的《三字经》讲给我俩听。《三字经》中讲道：“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母亲解释说：黄香很小的时候，非常孝顺父母，在她九岁那年冬天，怕父亲冻着，晚上就用自己的身子给父亲暖被窝。东汉末年，四岁的孔融和他的兄弟们一块分梨时，在兄弟七人中，排行第六的孔融最先拿个最小的，在一旁的母亲问他为什么拿小的，孔融说：'因为我年龄小，所以应该拿最小的梨。’母亲讲述得非常激动。听了这个典故之后，妹妹就主动把梨让给了我。后来，我还是把大一点的梨给了她。
每逢中秋佳节，想起这些事，记忆犹新。我有时给弟弟妹妹们讲，他们都说：“那啥年月，咱家太穷了！”如今我们全家人过中秋佳节，在远方工作的弟弟带着全家人回来聚在一起同父母一块过中秋节。大家赏完月后，谁都没有动桌子上的任何东西，母亲说：“赏完月，该吃月饼啦！”孩子们仍然谁也没动，只是拿块西瓜吃，他们对月饼已经吃腻了。我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琢磨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月亮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身上，让人发出不同的感叹，产生不同的遐想…… 在郊外住了两年，母亲考虑我上学，又搬回了大宅院。我读到小学五年级时，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学校放暑假，为了能让自己填饱肚子，也想躲避家里的零活，我就想去农村的姥姥家去玩。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父母身边，想家的滋味可真难受呀！住了不到十日，我又回到城里。在姥姥家，我总共待了不到半个月，白面、莜面、小米及肉食都没少吃，吃的比城里要好得多。回到城里依旧半年吃不上一斤肉，平常吃菜全是盐腌制的咸菜，少放一些油和玉米面饼放在锅里蒸熟后再食用。
我15岁那年，我们全家八口人，兄弟姊妹6个，全靠父亲每月48元的工资过活。每月发的工资，仅够支付全家人的口粮，还得依靠母亲平时做零活挣钱贴补。母亲做活手脚麻利，白天在外面干了一天活，晚上还要坐在油灯下缝皮衣，我借着母亲的灯光写作业。母亲守在我的身旁，暗淡的灯光下，熬一晚上，灯烟熏得脸上黑黑的，鼻孔里像塞满了棉絮一样难受。我写字很慢，母亲就一直陪着我。光线暗，母亲那里更暗。母亲缝制皮衣时，皮子软的地方好穿针引线，遇到皮子硬处，针线很难穿进去，她用戴在中指上的铁顶针，顶着针用劲往羊皮里扎，针在顶针上打滑，一不小心，针头就扎进母亲的手指上，母亲捏着手指疼得直皱眉头，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明天还得上学，我做完作业就睡了。等我一觉醒来，看母亲还在油灯底下缝皮衣，微弱的灯光映照着她佝偻的身影，她又是小镇里最后一个跟星星和月亮道别的人。 “妈，还没睡呢？”我翻身迷迷糊糊地说。 “还没呢，再有几针就缝完了，明天等着交货，把钱拿回来好买粮。”母亲边缝边说。 母亲有时一晚上能缝制一件皮大衣，挣上1元钱。缝制半大皮衣5角钱，一副皮手套1角钱。那个年月，一般家庭生活水准都差不多，干部家庭双方都有工作，生活稍好些，但也常吃玉米面。有的家庭因为农村亲戚多，进城赶集总带点米面补给，生活比一般家庭稍好一些。农村亲戚少的人家，只能靠每月供应限量粮食来维持生活，供应粮不够吃，肚里没有油水，我们家就属于这一类。加之我父亲年轻时好生病，做了两次阑尾炎手术，花了不少钱。他术后七天出院，在家休养期间对饭菜很挑剔，母亲给他包饺子嫌肉放得少，生闷气不吃，母亲还得重新和馅给他包。母亲一生对父亲精心呵护，父亲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得到母亲的原谅。
自我有记忆始，我的脑子里就满是母亲的身影。尤其夜间，我做完作业躺在炕上，睁大眼睛看母亲在油灯下，不是缝皮衣，就是缝皮手套，微弱的灯光把母亲的身影投在墙壁上，像一幅移动的剪纸。母亲怕我受凉，干一会活儿，就扭头瞅瞅我，给我和弟弟掖掖被子，只有我们温暖了，她才不觉得冷。而她手里的针线所缝补的，除了皮衣、皮裤和手套，还有我们这个贫寒之家的生活以及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为受罪而活的，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睡眠上，即使躺在炕上，也心神不宁。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后悔当初嫁给我父亲，但我敢肯定，母亲自生下我们之后就认命了。必须把儿子抚养成人，还要亲眼看到儿子结婚生子，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的心愿和责任。否则，她就不配做一个母亲，或至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对于孩子来说，母亲永远是自己的福祉和天堂；可对于母亲来说，儿子永远是她的困境和宿命。 我们家祖辈留下点家业，到我父亲这辈子也折腾光了。父亲年轻时买的自行车、手表、羊皮大衣、皮夹克，随着家庭人口逐渐增多，一件件被卖掉，120元的上海“飞鸽”牌自行车没骑几年，80元钱卖掉了；貂面皮大衣十几元钱就处理了，用这些钱来添补家庭各项开销。记得有一次，到同学家里去玩，赶上中午时间，他家用胡麻油炸玉米面饼，我看了以后馋得直流口水，也不好意思要一块吃。回到家里，我让母亲做油炸饼。可是，家中油瓶里只有少半瓶油，母亲熬了一锅土豆和白菜，当锅里菜快要煮熟的时候，母亲一只手抓着油瓶，另一只手抓住一根筷子，把油瓶口顺着筷子往锅里点入几滴，我家真是困难到了极点。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户口、家庭出身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的。今天的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让人觉得除了缺钱，感受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可是在那年月，市场上日常生活用品紧缺得买什么都得凭票，凭本供应。做件棉衣、棉被，买棉布要用棉票、布票；买斤肉凭肉票，买包火柴、烟、酒、糖之类的凭副食本。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定量供应，否则，就是有钱你也买不来。而农村户口的家庭，连这也没有。城镇居民每月凭本供应细粮、豆、油都是限量标准，粮食依据不同工种供应，重体力劳动者和学生的供应量多一些，脑力劳动者和轻体力劳动者要少许多。父亲每月定量41斤，母亲只有28斤，学生正在成长发育时期，每月定量是35斤。供应的粮油中，细粮每人每月2.5斤，食用油每人二两五。除了粮本供应限量外，再买就得凭粮票买粗粮，粗粮全部供应玉米面，故而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成了很多人家难以实现的心愿。平时一般家庭把每月供应的白面、大米、油积攒到年底，留到春节时食用，素日里很少吃到细粮和闻到油腥味。我家里的食用油大部分是从父亲厂里收购的羊皮中获得，是用铁铲刀在皮张上刮下来的油块，再用铁锅提炼出的汤油。厂里的职工和家庭几乎都买这种油食用，价格也较便宜。有的家庭连这种油都买不起，平常人肚里没有油水，人就特能吃，粮食不够吃，就想别的办法来填饱肚子。每天一日三餐全吃玉米面锅饼。母亲做的玉米面锅饼很难吃，有时碱放多了面饼发黄，饼酥得掉渣，有的碱块没融化吃到嘴里发涩；有时碱放少了玉米面饼发不饧，吃起来面饼又酸又硬，吃得胃里直哕酸水。回想那时的生活真是难啊！母亲看我们生活太艰难了，就想法给我们解解馋，她隔三岔五到街上的肉食店，买回点羊下货（羊心、肝、肺）煮着吃，隔些日子，用缝皮袄挣的10元钱，买10个大羊头拿回家。母亲常说：“唉！肚里没有油水，顶顶素食吧！”她用刀子把羊头剔皮洗净后，用大铁锅全都煮上了，八口人一顿饭，10个羊头肉一点没剩，全都吃进肚里去了。平时，家里伙食没有其他填补，恰好，母亲有个亲叔伯四姐是郊区菜农。母亲经常领着我到四姨家的菜地里蹓土豆。因离家偏远，母亲和我就住在她的家里，一住就是几天不回去。母亲和四姨像亲姐妹一样。四姨夫是生产队的小队长，全家住着低矮黝黑的三间土房，因家庭人口多，日子过得并不比我们宽裕到哪。每年秋季，母亲冬储倭瓜、土豆、大疙瘩菜加起来足有上千斤，足够全家冬天和来年开春用。 60年代中期，“文革”刚开始，工厂停产，学校停课，一切都在混乱之中。这一年，母亲又生了大弟弟，父亲是个小手工业者，每月工资仅供全家吃饭，日常生活用的柴、煤都由我去弄。到了冬季，白天短夜间长，白天用柴草生两次火烧饭，晚上，土炕凉得冰身子，肚子咕咕叫。炕一凉，大弟弟就时常尿床，一床褥子尿得像地图似的，一时半会干不了，褥子潮湿，大弟弟就哭闹不止，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身子上，用身子驮着大弟弟睡到天亮。平时，大弟弟比我们吃得好，因为他最小，在家中他排行老四，母亲还没有生二弟和三妹时，大弟弟每天必须吃一个八分钱的糖烧饼。有一次，他正在睡觉，我给他买回一个糖烧饼，站在他身边故意逗他说：“烧饼的米西米西。”他忽地从炕上爬起来，把全家人都逗乐了。大弟弟从小就非常招人喜爱，他长得胖乎乎的，圆盘脸，大眼睛，厚眼皮，脖子上带着银锁子。听母亲说这是避邪的，整天让大弟弟戴在脖颈上。左邻右舍的大人和小孩也同样喜欢他。他小时候得了中耳炎，耳朵里经常往出流脓水，找大夫看一直也不见好，母亲就用火柴棍蘸上棉花伸进他的耳道里往出掏脓水。后来，母亲就用布和荞麦皮做了个圈式耳枕子，睡觉时，让他耳朵放进耳枕圈里，他的耳朵经常保持通风干燥。这招还真管用，不多久，大弟弟的中耳炎就好了，再也没有犯。 我们家平时用一个木制风匣来烧火做饭。当时，木制风匣家家户户都有，每当做饭时，左邻右舍的拉风匣声音此起彼伏，就像行进中的变奏曲。它的形状恰似长方形的木箱，风匣两头底处都带有一个木托板的进风口，箱内有一块木质的推拉横木板，横木板四周沾着用水胶固定的鸡毛，横木板由两根圆木来固定。当人往外拉时，木托板张开把风从进风口吸进来；当往外推时，进风口木托板就自行关闭，而另一个进风口木托板又自行张开，又将风吸进去，吸进风箱里的风从风匣的出风口处输送到灶膛内，将锅灶煤渣引燃来生火烧饭。母亲常年在外面干零活，中午回家还得做饭。有时她回家晚了，我放学先回到家，一进门就感觉到屋里冰冷，满是灰尘，扑面而来的是潮气。只要母亲在家，屋里绝不是这样，屋里屋外充满生机，充满温暖，充满家的气息。一次，大弟弟中午放学回来饿了，放下书包就到后厨房找吃的，看厨房一点剩饭都没有，便号啕大哭起来，母亲外出干活刚进门，他上前指责说：“家庭妇女还晚做饭？妈，我饿了。”母亲听了说：“你再将就一会吧！妈这就给你做。”看到大弟弟饿得不耐烦的样子，没办法，我只好用买书本的钱，给他买回一张糖烧饼，他这才止住哭泣。中午的时间很短，母亲回到家中得紧忙活给我们做饭。最让人头疼的是，每天做饭时我们都得拉风匣，这活儿枯燥乏味。我那时长得瘦小，两只胳膊细得就像麻秸秆。我们姐弟几个我最大，做饭时谁都不愿意拉风匣，万般无奈只得由我去做。一拉风匣我就只好低着头，闭着眼，硬着头皮一边数一边拉，以此来消磨时间。有时我还朗诵小时候母亲教给我的顺口溜：“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外甥没钱还要去，去了没啥吃，挖个坑放个屁……”做熟一顿饭，我的胳膊又酸又疼。后来，他们也长大了，我们姐弟几个开始轮流去拉风匣，每人拉200下，完成后另一个人去接替。有一次，中午放学就大弟弟一人回来，母亲忙活着锅上的活，大弟弟拉风匣。不大一会儿就拉不动了，母亲一边搋面一边唠叨他，他就哭鼻子闹脾气，结果一不小心，把风匣杆扽断了。风匣不能用了，可是锅里的玉米馍馍已经贴在锅里，灶里火苗燃烧不旺了，锅底一凉，玉米馍馍全都出溜到锅底水里了。等我们回来，看锅里的馍馍已经被水浸得很黏，馍馍蒸得半生不熟，大弟弟还在一边哭，母亲看样也非常生气，我们谁都不敢吱声，悄悄地吃下了这顿夹生饭。
在60年代末期，母亲又生下二弟弟，全家又新添了一口人，可想而知，日子过得更拮据了。为了维持全家生活，母亲白天在父亲厂里找些零活做；晚上，她又从厂里带回几件皮衣、皮手套回家来缝制，挣几个零花钱。暑假期间，我和大妹妹也去厂里打短工，晒羊皮、牛皮，摘羊毛。厂子里的活大多是季节性的。季节活干完后，可找别的零活干。这时候，母亲就到镇上的大车店给牲畜铡干草。母亲常年劳累，衰老得很快，她不到40岁，头发就有些斑白，脸呈核桃皮色。年轻时常干重活，造成她左右手指关节佝偻，身子骨落下了许多后遗症。起初，我母亲是跟一个叫王华的人一起干泥水活，整天给别人家修缮房子，抹墙，脱坯扒炕、瓦房。有一次，不知是啥原因，王华说啥也不让母亲跟他在一起干活。母亲一气之下在巷子街路口昏倒了。我听说以后，立刻跑过去，只见母亲躺在地上，浑身上下抽搐，她的双腿和胳膊蜷缩着。我蹲在地上，用两只手使劲掰开母亲的胳膊和双腿。旁边站着的人上前说：“快给你妈掐 '人中’穴位。”我使劲用手指掐着，母亲才慢慢地缓过劲来。我扶她坐起来，她满眼是泪，我问她到底咋回事，她却不说，后来，我从别人口中才知道事情的原因，是因母亲家庭出身不好，他们要和母亲划清界限。从那以后，母亲就不跟王华在一起干泥水活。她又和街坊邻里的杨大娘、范大娘、孟广荣、翟秀荣、海玉珍在一起干零活。又隔了三年，母亲生下我三妹。三妹从小就苦，在她四岁那年，流行一种可怕的怪病——天花。镇区不少小孩得上这种病夭折了，三妹也未能幸免。三妹的死，让母亲伤心欲绝。父亲用干草将三妹尸体包裹住，埋在南河边的西沙坨子上。母亲每隔三五日就蹚过冰冷的河水，到埋三妹的地方哭泣。我见到这伤心的场面，心里也难过极了。三妹的死，使我们全家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尽管这样，迫于生活，母亲在平日里，只要有能挣钱的活，她都想去干。到了冬天学校放寒假，母亲领着我上敖包山打柴火、捡牛粪。我家距离河西冷库约3公里，中间还隔着一条河。入冬以后，镇区食品公司冷库开始屠宰加工牲畜，我就和母亲到冷库做零活。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夜中，我和母亲顶着刺骨寒风从街中心穿过，往街西头经过那座颓败的西冷库桥。早起晚归干了一个月零活，冻得耳朵和手指丑陋不堪。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家仅有这三间老宅，因修建年代久远，土木房屋低矮破旧，房屋的后墙离地面不足两米高，小时候玩耍，踩着后墙头就直接爬到房顶上。快到雨季时，为防止房屋漏雨，就提前修缮，房顶要在雨季前用土泥抹一遍。抹房要大量用水，事先用车把黄土拉回来，然后将土掺上麦穰子拌和后，再用水闷上土，如果遇到雨天，用雨水闷泥土就省事多了，用不着那么多的人工运水。再就是秋季糟酸菜，需要两大缸水。一般情况下，一年两次用水比较多。后来，我去了运输部门工作，负责机关行政事务，最大的好处便是有了便利的交通工具。我就和母亲商量，把老宅拆了盖新房，母亲和我的想法一样。想要盖房，必须先解决“水”的问题。平时生活用水都很难，盖房没有水哪能行。只能先在院子里打井，再提盖房的事情。老宅地势高，地下水位离地面有十几米深，想要打出水，困难可想而知。我们先在地面上挖大坑，挖不到三米深时，把1.5寸的圆钢管放进坑内。然后，在地面上用三根檩木搭上三脚架，脚架顶上安装上滑轮，吊上几十斤重的大锤，打井时，用力拽绳索，把吊锤从滑轮上拽起一米多高再放下，正好砸在钢管上，开始时，吊锤每次拍打钢管时，钢管就往地下伸缩一点，钢管伸缩到地下约七米深时，就不再往下伸缩，我们用吊锤使劲撞击管头，因用力过猛，圆管口有些弯了，管箍被吊锤撞击得出现裂痕，钢管仍纹丝不动。没办法，又重新用导链把钢管从地下拔出来，这才发现管尖在地层下触碰到河卵石，管尖已经弯曲，只好重新下圆管。还得用人工往出取土，把河卵层石块取出来。井坑越挖越深，使得井口底下越来越窄，取土也越来越困难，后来，就让小弟弟下井坑里取土，然后，用绳子拴上小筐往出提土，就在这时候，地层河卵石有些松动，出现了局部塌方，母亲一看不妙，立刻叫我们把弟弟从坑下面用绳索拽上来，小弟弟从坑内拽上来的一刹那，上面的土石块塌陷了下来，母亲不顾一切上前抱住弟弟，一边拍打着他的头，一边伤心落泪地说道：“我们没造孽！”一场虚惊把我们都吓蒙了。后来，母亲说啥也不打井了。可是，父亲心想，这不半途而废吗？他不肯，我老姨父韩春和我们商量不再往深处挖了，稍微换下井口位置，离原来的钻井眼稍远点，重新下圆管，这样果然奏效，井管重新下好后，用吊锤拍打圆管，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井管子就下到10米多深。然后，老姨父用细绳拴上铁块，顺到圆管孔里，测试地下水位，发现有水了，立即安上井头，尽快往出抽水，水终于出来了，这下全家人和院里的邻居都高兴极了，大家往后吃水不用再去远处挑了，盖房用水不用发愁了。建房的材料备齐了，开工几个月的时间，四间土墙瓦房就盖成了。搬进新居之后，母亲特意在井旁边栽了一棵果树。我们在新房里住了8年才离开了大宅院。
转眼到了2006年是我五十岁的生日，母亲突然来家给我过生日。那正是深秋时节，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清早，天色朦朦胧胧，雾气笼罩着整个小镇，天阴得像锅底一样黑，外面的小雨始终下个不停。我冒雨走出家门，准备去车站给朋友送站，迎面来了一个打着雨伞的人，由于天色暗淡，看人模糊不清，当那人把她遮脸的雨伞撩开时，原来是母亲。她一清早顶着小雨来找我做什么呢？她手里提着用薄薄的塑料袋包裹的东西。当我问她时，她颤颤巍巍地把手中塑料袋里的东西高高擎起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娘给你送点面条。”听了这话，我立时不知对她说什么才好。这么多年来，随着岁月的推移，母亲丝丝缕缕的白发在两鬓闪现……为这个家操劳，母亲显得苍老了。 正赶上那段时间，我患了一场病住进医院，每天躺在病床上，要输四个小时的液体。在医院住了一周时间，病情稍有些好转，大夫告诉我出院，回家服些中药调理一下。因妻子外出工作，我就把中药送到母亲那里。本来母亲刚搬进楼房很高兴，我也不便告诉她我在生病，后来她听说了，立时心情就沉了下来，新楼房还没收拾利索，就来精心伺候我，给我熬汤药，让我每天早晚服用。医生嘱咐这期间不要多吃油水，母亲就给我熬稀粥、熥馒头拌小咸菜让我吃。我病情稍微好些，她就给我做疙瘩汤喝。几根土豆条，一小撮面，一个鸡蛋，最后再放些香油拌葱茉，点上几滴醋，那叫一个香！或许，和现在的“香”比起来差远了，但在那时候再好不过了。这期间，我又连续服了几副中药，病很快就痊愈了。母亲看我病好了，她那爬满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了，终于流露出笑容。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理解我的母亲。母亲的爱是火热的，只有拥有这全部的爱，才是真正的幸福。当我把母亲那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吃下去时，打心眼里感激母亲。 再说父母离开大宅院，搬进楼房里居住，因楼房空间小，又遮光。2010年，我们兄弟姐妹又凑些钱，给他们又换了一处80多平方米新装修的楼房。不承想，2013年，母亲突患心血管疾病，需要做手术。在赤峰邀请北京专家给她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她支了六个架，花去十几万元。术后三年，心血管疾病一直没有再犯，却出现术后缺铁性贫血，后期因服用过多补血药，她整天说胃疼。考虑父母岁数越来越大，身体又有病，为了照料好他们晚年的生活，我们商量给父母雇个保姆，照看他们日常生活起居。但一提起这事，母亲怕花钱，总是不肯，我们告诉她雇保姆我们出钱，经过几次做工作，她不情愿地同意了。雇佣保姆不长时间，母亲就把保姆给辞退了。因我每年都去包头儿子家帮助照看孙子，对他们总是不放心，后来又做工作，还是想给他俩雇保姆，母亲考虑我担心他们，就又同意了。
2015年7月，母亲身体日渐消瘦，脸色蜡黄憔悴，我问母亲，她总说是胃疼。我又领她去医院做胃肠检查，通过化验和检查结果，被确诊是胃癌。我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即使做了手术，还要进行化疗。她的身体会承受不住，心里更会有压力，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暂时向她隐瞒病情。所以，她一直蒙在鼓里，母亲后来察觉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提出要回家。在家待了几天，输了几天液，病情越来越重。我们又护送她去住院治疗，她躺在医院病榻上一直煎熬了四个多月。 转眼之间进入了孟冬时节，窗外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大片的雪花飘飘洒洒，把街道两边的树木压得弯腰驼背，电线上也挂了冰溜，平时站在上面东张西望的鸟雀，全都销声匿迹，躲避寒冷去了，只剩下一地的洁白。 医院病房窗外的雪花仍在继续飘飞，有那么几片静静洒落在窗棂的玻璃上，母亲躺在病榻上，她微弱的躯体勉强支撑着，两眼呆滞痛苦地望着窗外飘散的雪花，默默在与病魔顽强地抗争……
母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兄弟姐妹轮流陪在她身边。药物只是用来止疼，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她的身体飞快地憔悴下去，有时咬牙站立都很困难，天好的时候，我们陪护她在医院走廊里慢慢走动，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搀扶到病床上，陪着她晒晒太阳。她渐渐吃不下去饭，喝口水都会吐出来，我望着她那样子，十分揪心。母亲老了，确实老了，她像快耗完的灯盏，摇曳着那样微弱的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啊！到后来，母亲就不停地呕吐，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痛苦的表情。那段时间里，母亲斑白的头发有些长了，我找来理发师给她理发，母亲点头同意了。母亲理完了头发，她的面容消瘦却光洁，只要醒着，亲戚朋友来看她，她强支撑着身子，脸上总漾着微微的笑容。我给母亲换上一条新内裤，看见她的腿那样细，细得像麻秸秆，骨骼都突出地格外明显。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观察她的腿，居然瘦削得这样刺目，我感觉到万箭穿心之痛。母亲！你咋瘦成这样呀！我责备自己的无能，自己对母亲缺少理解和关心，自己太大意了！谁能够妙手回春，替我把母亲的病治好？一晃2015年的中秋节又来到了，母亲勉强支撑着瘦弱的身体非要回家过中秋节，我们按照她的嘱托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中，一起在中秋夜晚圆了月，第二天早晨，我们又把她送回医院。可是，又过一个月，母亲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支撑不住了，就颤颤巍巍地对我说：“妈可能身体不行了。”我握着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想握牢，又不敢用力，只能轻轻的。她轻轻将手抽回，然后突然告诉我说，她这些年还积攒了20多万元钱，存放在哪里，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明白，父亲是个小手工业者，挣的钱少。母亲一个家庭主妇，不挣工资，仅靠父亲每月那点微薄收入，竟积攒了这么多钱。再说，母亲在2012年自己拿出两万元，入了城镇“五七”工养老保险，她每月领不足800元的工资，领取才不到三年的时间。她这么些年，是怎么省吃俭用节省下这么多的钱呢？更让我伤心的是，在她临终时刻，还一直牵挂着我们和儿孙们，让我从她的积蓄中拿出7万元，给她的孙子和外孙添补安家的费用。叮嘱我成家的给一万元，未成家的每人给两万元。母亲啊！在您人生灯盏的油将要耗尽之时，您想的依然是孩子们，孩子们！什么是母亲？这便是母亲，母亲！而我们呢？我们做儿女的呢？母亲，还是说您吧！您以牺牲自身幸福为代价将我们拉扯成人，照理，您早已完成了您的使命和责任，现在应该由我们让您度过一个愉快舒适的晚年，可我们非但没有做到，反而还要让您来继续替我们下一代劳神，难道您活着注定是要来承担一个家族的疼痛和重负的吗？倘若真如此，那您养育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证明活着的伟大，还是苦痛的永无止境？ 母亲病重住院期间，曾几次对我们说，我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父亲。临终前几天，她始终处于昏迷状态，突然一天醒来，略微睁开眼看我，点头示意我过来，我急忙来到母亲身前，她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是老大，往后要照看好你父亲，我就放……放……心啦！”她慢慢地抬起胳膊，然后对我伸出大拇指，点了点头。我深知母亲对我的嘱托顿时落泪了。母亲说完把眼睛慢慢地闭上，就再也没有睁开…… 母亲的去世，是我们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伤口，母亲大半生在辛苦操劳的贫困岁月里度过，在生活逐渐好转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母亲已成了残月下的一枕泪。母亲，您留下了一辈子的操劳与煎熬，留下了一辈子的喜忧和苦乐！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母亲能让我这样一次又一次留下滚烫的泪水。梦里花落，梦醒心殇。我送母亲入土，肝肠寸断，从此阴阳两隔，母亲一生，草木一世。草木一生，母亲一世……
母亲啊！您在，人生即有来处，您离去，人生只剩归途。
作者简介  原 创 平 台 合作单位：克什克腾作家协会、克什克腾旗民间文艺家协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书画家协会、克什克腾旗摄影家协会。 微信号：kskt150425 主编微信：aimin1966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