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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分支主编：黄长著、程工 世界上地位显著的语言之一，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中国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约13亿。 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称为华语。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韵母都是[aŋ]，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4个不同的字。 声母都是辅音。最复杂的韵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3部分组成。韵尾有的是辅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辅音声母有21个。介音有[i]、[u]、[y]，辅音韵尾有[n]和[ŋ]，元音韵尾有[i]和[u]。在组成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4部分里，主要元音不能没有，其余3部分都不是必须出现的。 声调是一个音节发音时音高的高低升降的型式。北京音的声调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型式。如果把音高分成五度，北京音的阴平是从五度到五度的平调，阳平是从三度到五度的升调，上声是从二度下降到一度再升到四度的曲折调，去声是从五度到一度的降调。以上说的是每个字单说时的声调。连读的时候，某些声调会发生变化。例如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会变得跟阳平调一样。此外，有些字连读时读得很短，并且失去了原来的声调。这种字调称为轻声，例如“石头”的“头”，“我们”的“们”。 传统的注音方法是反切。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ㄤ＝[aŋ]），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这种注音字母在中国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自1978年开始，拼写中国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字母，取代了威妥码式（Wade-Giles system）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合成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节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合成方式造成的。 把汉语跟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上的一些重要的特点。汉语和印欧语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没有系统的形态变化。这主要指以下两种情形：①印欧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后头可以加上一些只改变词根的语法性质（转化成名词）而不改变其基本的词汇意义的后缀，例如英语的-ness、-ation、 -ment之类，汉语缺少此类后缀。②印欧语的动词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的区别，汉语没有这种分别。这种差异使得汉语语法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与印欧语语法大异其趣。 首先，在印欧语系的语言里，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例如名词只能充任主语和宾语，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表语，限定式动词只能充任谓语里的主要动词。在汉语里，由于动词和形容词不变形，无论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出现，形式都一样。这就造成了词类多功能的现象。例如形容词既可以充任谓语（这儿干净）、定语（干净衣服）和补语（洗干净），又可以充任主语(干净最要紧)和宾语（他不爱干净）。词类多功能的必然结果是相同的词类序列有时代表不同的句法结构。例如“出租汽车”可以理解为一个名词性词组（=出租的汽车），也可以理解为“动词＋宾语”的结构。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汉语语法著作比印欧语语法著作更着重句法结构关系的分析。由于汉语词类多功能，划分词类时，手续要复杂一些。过去有人认为汉语没有词类，或者说汉语实词没有词类。这种说法不符合汉语事实。 其次，在印欧语系的语言里，句子和分句里必须有限定式动词，而词组（短语）里如果有动词的话，只能是非限定形式，不能是限定形式。因此，句子和分句是一套构造原则，词组是另一套构造原则。汉语的动词没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的对立，动词不论用在哪里，形式都一样；因此句子的构造原则与词组的构造原则是一致的，句子不过是带有语调的、独立的词组而已。正是因为这一点，有的汉语语法著作采用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即在词组的基础上描写句法，而不是像印欧语法那样以句子为描写的基点。 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还表现在主谓结构和动补结构（或称述补结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与印欧语的句子或分句不同，构造比较松散。这表现在主语后而可以有停顿（因此书面上往往用逗号点断），或者加上语气词（这个人呐，很会说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语里句子的主语常常可以略去不说（[你] 干啥？ ~ [我]扫地。）。主谓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充当谓语。例如： 中国地方真大。 这个人我从前见过他。 这两句的谓语“地方真大”和“我从前见过他”本身都是主谓结构。这种句式不但现代汉语里有，古汉语里也有（例如《孟子·离娄下》的“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史记·蒙恬列传》的“蒙恬者其先齐人也” ），应该看成是汉语的基本句式的一种。 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句法构造。印欧语里没有与它相对应的格式。简单的动补结构是由两个动词或者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组成的（听懂│切碎│染红│洗干净）。这种结构后面可以带动词后缀“了”和“过”，语法功能相当于一个动词。值得注意的是动词和补语的组合极其自由。例如“洗干净”是常说的，因为“洗”导致的最自然的结果是“干净”。可是除“洗干净”之外，也能说“洗脏了│洗破了│洗丢了”，甚至还可以说“把我洗糊涂了│把他洗哭了”。 从语序方面看，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的修饰语都必须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所以修饰语不宜太长、太复杂。 文字 从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后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就汉字与它所要记录的对象汉语之间的关系来看，汉字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例如[tàn kāu]的[kāu]、[kāu iàu]的[kāu]和[t' iàu kāu]的[kāu]读音相同，意思不一样，是3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由3个不同的汉字“糕”（蛋糕）、“膏”（ 膏药）“高”（跳高）来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可以说是一种语素文字。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用，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字义的变化比较小，而且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所以今天的普通人还能部分看懂先秦两汉的古书。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 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儿童学习汉字似乎比学习拼音文字还容易些，至少不比学拼音文字难。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把认汉字、写汉字和用汉字三者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三者之中，认最容易、写就比较难。比如许多人都认识“龙”的繁体字，但不一定会写。最难的是用。比如“维”“唯”“帷”三个字同音，但是使用场合不同，在“维持”“唯一”“帷幕”中是不能用混的。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这里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方言和非官话方言两大类来说明。 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 000千米，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 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徽方言（皖南）、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上海）、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中国台湾地区，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客家方言（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中国台湾地区）。 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与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汉语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差别最大，在声母的繁简、辅音韵尾的多寡以及调类的区分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词汇次之，语法方面的差别最小。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比如声母系统和韵尾都大大地简化了。 声调的演变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例如动词后缀“了”“着”和动补结构的产生。“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专门表示时体一类语法意义的动词词缀。动补结构（如“染红”“染得红”等）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 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的人嘴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书写的遗嘱也是使用文言。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不可能完全遵循先秦语法。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海外中文报刊有时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短短几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一种拿北方官话作为基础，深受到明清白话小说影响，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代表。上面说的是文学作品，至于新闻报道、政府文告、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习惯使用文言。这种情况大概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于白话文。书面语除了采用口语句式之外，还从文言文、旧白话小说和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中直接或间接地采纳和改造了一批句式。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节词的比重大，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纪末叶以来100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从日文转借过来，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素（书面上就是汉字）造成的复合词。总起来看，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对于外族人来说，学会了汉语口语不等于学会了书面语。对于本族人来说，即使能写字看书也不一定能写出文从字顺的书面语。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无论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还是研究现代方言，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不可或缺。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与《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1898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其研究对象是古代汉语。在马建忠之前，西方传教士已经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并且出版了一批汉语语法著作。比如西班牙人万济国（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英国人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1815）、法国人雷慕萨的《汉文启蒙》（1822）、英国人艾约瑟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1853）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57）、德国人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1881）等。但是，这种著作一般用外语写作，当时在中国流传不广，并没有对中国学者产生多少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其后李方桂等一批学者在上古音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20世纪前50年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近年来，汉语界和外语界的不少学者试图用多种新的语法理论对汉语语法作出新的描写和解释。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20世纪晚期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出现一大批新成果。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文字学乃至整个汉语研究的发展。最近几十年，大量简帛材料的出土和整理，推动了汉字研究和汉语史研究的进步。 推荐书目： 李荣 《语音常识》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 朱德熙 《语法答问》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中国语言地图集》 香港: 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1987—1989.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CHAO，Y R.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LI, F. K. Archaic Chines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编写者：朱德熙 撰 袁毓林 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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