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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七年（公元623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这是记录在唐人《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中的一段文字。按照唐朝建制，朝廷设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其职责是当朝廷举行大礼时在典礼中宣唱节目，以便仪式进行。而在贞观年间，担任太常卿萧瑀，曾经上述给唐太宗，向唐太宗表示，他愿意写一篇文章，歌颂他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的丰功伟绩。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唐太宗对于萧瑀的这一建议竟然断然予以拒绝了。他之所以拒绝，其原因则让人十分感慨：那是因为他认为从前自己杀伐四方，实乃情不得已——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百姓陷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今天朝廷中的很多将相，都曾经是敌人阵营中的人，并为自己打败，如果再现当年他们被俘获的情景，必然让他们难堪，也让自己不忍。一般说来，在皇位争夺战中获胜的一方，大都会醉心于对自己获得胜利的过程的渲染和赞颂，以显示自己非同寻常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强化自己在臣民中的无比高大的英雄形象。然而，唐太宗与那些皇帝所思所想很不一样——他转换角度，站在昔日自己的手下败将、今天朝廷中的将相的角度，努力体会那种有些难堪与尴尬的心理，由此而得出结论，对于过去他“救焚拯溺”的过程宜粗不宜细，以免伤及那些当事之人的感情：对于那些人来说，最最为难的恐怕是，他们今天的地位还挺高的，并在努力为新王朝工作；然而，《破阵乐舞》之类，却在打他们的脸，损害他们的形象，削弱他们的威信，让他们不尴不尬。太常卿萧瑀为什么会主动向唐太宗请缨，要为他的丰功伟绩大书特书？这恐怕与他的工作职责有一定关系，但与此同时也一定与他试图通过此举讨得唐太宗的欢心有关——做臣子的，有几个不想在政治上能够不断进步？但是，或许确实如他所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当他给唐太宗歌功颂德的时候，是有可能有意无意地伤及朝廷中的某些“过来之人”的，而这些“过来之人”，其中不少困难还是朝廷的重臣。比如说，名臣魏征，就是当年唐太宗最为强劲的政治对手隐太子李建成的人。如此这般，是有可能影响到今天的朝廷上一众臣子之间的关系的，进而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唐太宗真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他看问题的深度和远度。都是萧瑀们无法比拟的。作为政治家，就要有这样的气度和心胸，已经成为过去某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了，你不能太过沉醉于过去的胜利之中而不能自拔，而不能适度考虑失败者的感受——尤其是这些失败者他们同时还可能是今天你的合作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收益的不仅是社稷和民众，也还有你自己——你在历史上的地位无疑将更高，形象将更高大。所以，唐太宗的“所以不为”认为不可，堪称远见卓识，超凡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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