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史前考古 14 诸文化族属的探讨

第十四章 诸文化族属的探讨
    甘青地处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因此，这个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特别繁多复杂。目前，据考古学研究，在甘青地区史前文化考古中被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有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早期文化、仰韶中期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诺木洪文化和沙井文化等10余种。其中，大地湾一期文化至仰韶中期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齐家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遗存，四坝、卡约、辛店、诺木洪、寺洼、沙井等诸文化，均属于青铜时代遗存。
    甘青地区上述各种不同的文化遗存，与古代的族属有何关系?考古学上的某一文化遗存是否可与古代的某一族系直接联系?有哪些具体迹象或遗物可作例证?这些问题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中心课题。
众所周知，甘青地区史前诸多文化遗存的族属，是一个比较复杂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考古界所瞩目的研究热门之一。
    用该地区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的记载来探讨古文化的族属问题，最早是夏鼐先生。1949年，他在《1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指出，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氐羌族曾行过火葬制度，寺洼山火葬制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1]。这就开创了考古学与民族学和古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揭开了探讨古文化族属问题的序幕。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界有不少学者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族属问题进行探讨，并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如有的学者认为："把安国类型、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结合起来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具备的特有的表征，说明它们都是羌人文化。......在湟水一带的唐汪、辛店文化，按其地望来说，显然应当还是羌人的文化遗存。......也许比较发达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就是发展得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先驱。"坦观点十分明确，把甘青地区主要的几支史前文化遗存都视为羌人的文化遗存。有的学者认为："甘肃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与西周遗址，应是汉民族的先民遗存相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火烧沟类型的文化和辛店文化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两个分支。寺洼文化早期的多见于甘肃西南部，或许是古代氐羌族的遗留。"[3 ]也有人把在甘青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都看成是上古羌族的子孙遗留下来的[4]。
    关于寺洼文化的族属讨论较多，除上述意见认为寺洼文化是氐羌人的文化遗存外，也有人认为寺洼文化是"薰育戎狄的文化遗存"[5]，或者"可能是商周时期活动于西北的混夷，或称犬戎的遗留。"[6]
    对四坝文化、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的族属，一般都认为是古代羌族的一支[7]。
    对于辛店文化的族属，多数学者认为，它与古羌人关系最密切，可从地望、年代、经济形态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加以论证[8]。有的学者进一步考证，认为辛店文化属于羌戎族系中的"羊帜部落"，"在四川羌人文化中发现过双耳羊头罐的原型，整个罐形很像羊的头形，......有些器物还画出羊的全形，这在辛店陶器上表现最突出"。
至于沙井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就地理位置而言，正处河西走廊的东端，与月氏族的原居地正好相符。......沙井文化就是古代月氏族的遗存。"[10]也有学者主张"沙井文化为乌孙族之文化遗存"[11]。不过也有人认为沙井文化仍然是"西北地区羌戎体系中的一支"[12] 。
    这些意见都是学者们多年研究的成果，持之有据，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从宏观上考察，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诸遗存可视为是古代羌人的遗存。从这些文化遗存所分布的区域和文化特征等方面均能找到古羌人的踪迹。
    辛店文化包括山家头类型、姬家川类型(辛店甲组)、张家嘴类型(辛店乙组)等文化遗存。也有学者认为还可分出唐汪式陶器、上孙家寨类型和阿哈特拉类型。辛店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它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夏河、洮河、湟水、胃河等流域都有分布，以大夏河、湟水中下游流域为其分布的中心区域。卡约文化分布区和辛店文化相若，以黄河上游河曲地带和湟水流域为分布中心。寺洼文化以洮河、渭河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为其居民的活动范围。总而言之，这三种文化的分布范围都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等流域，亦即古羌人的活动区域内。故此推论这三种文化都是古羌人的遗存，它们代表了古羌人不同支系的文化。这可以从地望、活动时间、社会性质、经济形态、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加以论证。
    在地望上，古史记载古羌人的活动范围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的分布区域基本上是一致的。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
   《史记·周本纪》："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日：'嗟!我有国冢君，......及庸、蜀、羌、髯、微、卢、彭、濮人"，《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
三危在何处，学术界尚有争议，一时难以确指。但河关、析支、岷、洮等地却可追寻。只要搞清这些地点的原属地与今日的所在地，便能使我们窥视古羌族的活动范围。
    上引《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云："河关县属金城郡。"而析支一般认为在甘肃省导河县以西。据《甘肃地理沿革表》引记载，导河县后改为临夏县。换言之，上述析支在导河以西，即指现在临夏县以西地区。金城郡后来改为兰山道，领皋兰、狄道、导河、洮河、岷县、宁定等十五个县。《括地志》说的陇右、岷、洮等，即指现在的甘肃岷县和临洮等地。这里提到的临洮正是辛店文化典型遗址的所在县，即辛店文化的首次发现地。
从这些地点考证，所谓河关之西，应包括甘肃省西南部与青海省东部地区，即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等地区。而这个范围恰好是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即这三种文化居民生产活动的中心。
    我们说该地区是这三种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并不是说在这分布区以外就没有他们活动的足迹。实际上，古羌人几经迁徙，活动范围比较广，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也比较长。后来羌人甚至往东、往南和西南方向发展，特别是往四川方向迁徙的尤多。到春秋战国以后，羌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据有今甘肃省大部与陕西省西部，西边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西南直抵四川省北部及南部等地。羌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往外迁徙，或分化或融合，有的分化为不同的支系，有的逐渐与汉族或其他民族相融合，也有的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情况不尽相同。今日定居在四川境内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茂汶羌族自治县与理县、松潘等地的羌族人民，应该就是古羌人的后裔。他们继承并发扬了羌人的古文化传统。 辛店文化的相对年代要晚于齐家文化而早于沙井文化，与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的年代相当。辛店文化的绝对年代经碳一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400～前700年，其问约有700年的发展历程。辛店文化的早期相当于我国历史上商代，晚期可延续至春秋之时。卡约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700年。寺洼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00～前600年。这一段时间也正是古羌人在西方活动的重要时期。古文献中记载了羌人自商代以来频繁活动的史迹。《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记成汤与武丁时，曾两次"氐羌来宾"。《史记·周本纪》、《后汉书·西羌传》中都提及周武王伐商时，羌人也曾率师会于牧野以讨纣王。《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武王时八方来贡，"氐羌以鸾鸟"献等。在殷墟辞中记载羌事者亦为例不少。如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录有"羌方"、"马羌"、"多马羌"、"伐羌"和"获羌"等字[14]。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羌人十分活跃，而且与商周王朝关系至为密切，表明商周时期羌人也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把这三种文化推断为羌人文化，在时问上是适宜的。
    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羌人远较华夏民族落后。《后汉书·西羌传》在记述羌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习俗时犹说："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这说明当时羌人的社会并未产生统一的政权组织，其社会发展阶段大概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即将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就这一点论，这三种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性质和文化面貌亦与此不相悖。它是处于父系制的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可以想见，生活条件的艰难，"以力为雄"的氏族关系，令羌人陷于发展缓慢的境地。
    下面再就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的经济状况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做一简单的剖析。
    辛店、卡约、寺洼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一般地说，是农业和畜牧业兼营的经济类型。但由于它们的居民生活地域有差异，其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并不完全一致，经济生活就会产生差别。如有的生活在河流两岸的河谷地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暖，适于种植农作物，发展农耕生产。有的栖息在高原或山地上，多有林木草地，植被茂盛，水草丰美，为牛、羊等动物的畜牧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是以狩猎与畜牧业为主，或即《后汉书·西羌传》所云"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经济生活亦会不断发生变化。
    当时居民所用的生产工具，既有石制的，也有骨制的。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有石斧、石刀、骨铲、石杵、石臼等。从这些工具可以看出当时居民是经营农业生产的。从考古发现观察，当时人们以粟类为食粮。例如，在民和制喇嘛坟遗址发现一个辛店文化窖穴，窖内贮有粟类粮食。这无疑是当时遗留下来的粮食遗存。
狩猎与畜牧的工具有骨箭头、骨梳和铜矛等。铜矛后端有长方形銎，可安柄。骨梳发现于辛店文化遗址中，它是用动物的肋骨加工制成的，器一端截平，另一端先加工成平板状，然后刻制成排列整齐的尖齿，齿数不等，少者四齿，多者达八齿，长约13～15厘米。这是辛店文化很有特点的一种手工业工具。它应该是为梳理羊毛而特制的工具。
    驯养的动物有牛、羊、狗、猪、马等，并以畜养羊群为主。在已发掘的遗址中普遍都发现有羊的骨骼。如辛店文化遗址，在永靖姬家川的发掘中发现有羊、牛、猪、狗、鹿等动物骨骼，而以羊的数量最多[15 ]。在墓中也经常发现以羊作为随葬品。在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一座墓中，死者的大腿处放置了一只羊腿。在永靖姬家川的一座墓中，墓主人头端随葬一只羊。在卡约文化遗址中，如循化阿哈特拉的墓葬中也普遍发现羊、牛、鹿等动物骨骼，有的墓内随葬羊角达百余对。在湟中潘家梁墓地的M144中随葬有羊蹄和鹿牙饰共70多件。可见，羊在经济生活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人们对羊特别重视、喜爱，这在文化芗术毕活中巾．右所反映。如辛店文化的彩陶器上往往以羊或羊角(象征的羊)作为彩绘图案的母题，成为辛店文化陶器的一个特点。卡约文化的彩陶上也普遍绘有羊和鹿的形象。这些特点在史前诸文化的彩陶器中是很突出的。
    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羊在这三种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也许就是许慎《说文解字》所云"羌，西戎牧羊人也"的真实写照。据民族学研究，由于羊在羌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羌人把羊作为崇拜的对象。在今天羌民的各种宗教崇拜中最具普遍性的便是羊神。他们视羊为很特殊的动物，认为羊是神的化身，并且把羊用于各种祭祀大典。有报道说："今四川羌民......唯以两羊角象征羊神，供于壁上。又端公(羌民巫师)所戴羊皮帽有两角，亦由羊皮做成。"[16]端公在羌民心目中是能与一切鬼神交往的人物，是人与鬼神之间的中介人，因此是神通广大的特殊人物。端公对崇拜敬奉羊神有种种规定，譬如说："祭祀羊神的那头活羊，不得杀食，且享受特殊的饲料--干白菜。不仅如此，人生病往往用一只羊杀死祭神，代人免病消灾，人死后杀羊剖析以寻找死原"。羌人不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羊，而且人死后还得杀一只羊。报道说，"羌人死后，常杀一羊为死人引路，称为引路羊子"。姬家川辛店文化墓中发现在墓主的头端随葬一只羊，是否也具有这一含义?
    在丧葬习俗方面，辛店、卡约、寺洼文化的埋葬制度比较复杂。在葬制上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葬法共存，既有土葬，又有火葬。土葬的土坑墓可分为长方形竖穴墓和偏洞墓，葬式可分为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多种形式。在这里要着重研究的是火葬墓，因为火葬是氐羌人的一种古老葬俗。据古文献记载，古羌人曾实行火葬的习俗。《苟子·大略篇》云："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日："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虏，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四夷部》(卷七九四)引："庄子日：羌人死，燔而扬其灰。"这三种文化遗存中均有火葬墓的发现。1980年，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曾在民和县中喇嘛坟辛店文化墓地发掘，发现在一座墓内置一近似方形的木棺，木棺长、宽约1米，在棺内尚遗留有被烧过的人骨，棺外随葬一件辛店文化的典型陶罐。卡约文化的循化阿哈特拉和苏志两墓地中均发现火葬墓，在墓坑内将死者和木棺之类葬具一起焚烧，于墓壁及墓底都留有焚烧的痕迹。众所周知，在寺洼文化的命名地寺洼山遗址，早在1945年就发现有火葬墓。因此，火葬墓是这三种文化中很有特色的葬俗。
    在文化艺术方面，当时的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生息繁衍中，出于对艺术的追求，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乐器，那就是利用羊等动物的腿骨加工制成的骨笛。这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时有发现，虽然各地出土笛的粗细长短和音孔数目不尽相同。例如，永靖县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的一个窖****出土有保存完好的骨笛(原报告称之为骨哨)，作圆管长条形，管身磨光，管长5．7厘米。西宁朱家寨遗址亦发现卡约文化骨笛一件，管身较细长，长为15．4厘米，穿有八个音孔，孔间距离不等，短者0．8厘米，长者1．9厘米。保存这么多音孔的骨笛，在考古发掘中是非常难得的。
    发掘出土的这些骨笛，可能就是羌笛的前身。在乐器中很有特色的羌笛，据有关文献记载最早是由古羌人发明的，故名之为"羌笛"。马融《长笛赋》可以为证："近世双笛从羌起"。西北地域的笛在传统观念上也被视为羌笛，脍炙人口的唐人王之涣《出塞》诗中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种羌笛现在仍然流行于羌族的乐器中。而最早的羌笛是什么样子的呢?研究者都认为"羌笛是利用羊腿骨或鸟腿骨加工制成的"。这与考古的发现可说是不谋而合。
    据《羌族史》[18]一书的记载，羌族擅长挑绣技术。挑绣图案大都采自现实生活和自然景物，如花草、瓜果和鹿、狗、鱼、飞禽之类的动植物以及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存在大量的变形回纹、锯齿纹和菱格纹等几何形纹样。现今羌族服装袖口上的装饰图案多作条纹和曲折纹。
    上述的这些羌族挑绣图案都能从考古出土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彩陶纹饰中找到它们的祖型。例如，在辛店文化张家咀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就有花草纹和回纹等几何形纹、鸟纹和像生的犬形纹等动物纹。在民和县边墙辛店文化遗址发现彩陶壶和瓮上绘有人物、羊、鹿和犬纹。在姬家川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多饰有锯齿纹、菱格纹等几何形纹。在阿哈特拉和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墓中出土的彩陶器上也可见到像生的鹿、蝙蝠、青蛙等动物纹。服装袖口上装饰纹样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常见的平行条纹、曲折纹和三角纹相同。
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的彩陶花纹与羌族装饰图案的酷似，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明确地揭示出羌族图案艺术的历史渊源所在。
    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民乐、张掖、酒泉、玉门等县、市。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 "张掖郡，......骶得，......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人海。""酒泉郡，......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人羌谷。""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人其泽。"上述"羌中"、"南羌中"、"羌谷"、"羌谷水"等应当是皆因羌人居住而得名，该地区也曾是古羌人活动的场所。四坝文化即分布在这个地域内，这为四坝文化的族属考察提供了文献依据。
    从考古资料上分析，火烧沟和民乐东灰山两墓地中都发现有羊、狗等动物骨骼，出土的彩陶器上也多绘有羊、狗、蜥蜴等动物图案。这些现象似乎说明四坝文化也是古羌人的一支文化遗存。
    沙井文化的族属问题比较复杂，学术界意见不一，目前难以达成共识，尚待将来继续探索。
注 释
[1]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51年。
[2]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创刊号，1980年。
[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4]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上编)，《民族研究通讯》1979年第2期。
[5]胡谦盈《试论寺洼文化》，《文物集刊》(2)，1980年。
[6]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7]吴汝祚《略论诺木洪文化》，《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3期，1981年。
[8]谢端琚《辛店文化族属蠡测》，《华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石兴邦《中国人种与族系的形成和发展》，《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8--1998)}，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11]刘起钎《周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华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
[12]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张维纂《甘肃地理沿革图表》，大北印书局1934年版。
[14]陈梦家《殷墟h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考古队《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16]胡鉴民《羌民的信仰与习为》，《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
[17]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