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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桂萍谈枕边书

 星河岁月 2021-05-16


杜桂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华读书报:您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戏曲、明清文学与文献,是否研究领域相关的书读得最多?

杜桂萍:是的。平时有教学工作,每年有进行中的科研项目,都是这些领域的,只能以读研究领域相关的书为主。似乎这些书都读不完。偶尔也读一些其他的书,以经典作品重读为主,比如这一年来读了《围城》(钱锺书)、《荆棘鸟》(考琳·麦卡洛),也读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作品。我还将电视剧《围城》与原著进行了对读(看),深叹作者对人物把握之精准和洞察人生之细密。当年电视剧《围城》上演,争议颇多,对比如今一些作品的虚假、做作、浅薄,《围城》电视剧的价值确实应该高估。我经常设想,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敢于重拍《围城》,并能真正理解钱锺书及其笔下的大小人物呢?动乱的时代给了人性展演的机会,可是人性也推动了一个个大大小小动乱的形成,这是一个多么别致的日常的人性景观,发现并揭示这一切多么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除了做学问,您个人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杜桂萍:喜欢读知识和哲理兼具的美文。我是1981年进入大学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概都有一个作家梦,我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奢侈的想法选择了中文系。如今看起来那是一个时代的症候,曾经的梦想那么朴素,又无比珍贵,留下了依然可供瞻仰的青春记忆,潜隐其中的那份激荡家国情感的力量亦历久而更见热诚。很多人最后都与作家梦渐行渐远,我也是,不过爱读文学作品的习惯保持了多年。最近二十年读作品越来越少了,当然好作品也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地鸡毛的生活挤压、磨损了这个爱好。网络时代,避免不了碎片化的阅读,尽可能选择一些我所理解的“美文”,阅读时的心、情也力求一如年轻时。多是一些短的篇什,漫无目的,随心随性,身心俱疲时甚至期待一种自我疗救的功能。也读一些有学术含量又具备美文特质的学术随笔,比如最近在读的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非常喜欢。

中华读书报:您确定研究题目,是基于个人兴趣,还是从学术价值方面考虑更多?

杜桂萍:就学术研究的领域而言,我主要关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现象,从戏曲研究切入,旁及诗文以及相关的文献问题。有这一个过程。最初选择戏曲研究的题目,完全出自导师的推荐,并非来自个人兴趣,所以曾经比喻我和戏曲研究的关系是“包办婚姻”,是“先结婚,后恋爱”,感情经过了培养但非常深厚。如果要选一位从一而终的学术伴侣,这一生的相伴者只能是戏曲研究了。我近十年也涉足诗文研究,其实也来自戏曲研究中旁逸斜出的阅读和思考。明清诗文与戏曲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彼此的对话关系亟需揭示。就具体研究题目的选择来说,从学术价值考虑更多,尤其是一些被认为是戏曲研究副产品的论文如《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从“佣书养母”到“名士牙行”——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等,都是基于学术价值之重大而思考的结晶。从戏曲研究进入诗文研究,绾结两个领域为一个整体,有机会面对更多缤纷旖旎的学术现象,反观戏曲研究也有了多维的视角,收获颇多。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女性视角对于研究有影响吗?

杜桂萍:这是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一个问题。性别差异在任何工作或日常行为中都会表现出来,学术研究中也如此。我更愿意欣赏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学术研究中的平等对话形态,不涉及选题,也不涉及方法,只面对人类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只致力于现实文化的多元和丰富。我个人之所以不刻意从性别的角度考虑问题,并非去女性化,也不代表我不看重女性的权利。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男权意识弥漫于生活的诸多细微之处,深藏在观念或意念中,也影响了女性之于自我的审视,很多时候并非优劣高下可评价。立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从明代中期开始,女性的文士化已逐渐上升为文学创作的主导性意识之一,学术研究也在关注其所带来的繁复多姿的文学现象。这些厚重、丰富的成果问世后,很多问题应当会迎刃而解。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杜桂萍:少年时代,我生活在东北的伊春林区。如今那里是一个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当时却是一个偏僻甚至有点荒凉的地方。很少书籍,那又是一个缺“书”的时代,阅读最多的是语文课本,因为反复阅读弄坏了课本,曾经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批评。栩栩如生的一幕曾经让我午夜梦回时多次感叹唏嘘。枕边有书,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是偶尔才可能有的一点幸福。半夜时偷着读,拿着手电筒读,躲在被窝里读……就是枕边书的定义。如今回忆起那少年时代的书香生活,真是贫瘠岁月中最美好的片段,快乐,新鲜,令人激动。记忆深刻的只有《红楼梦》《桐柏英雄》等几部,还有一两部残缺不全的俄罗斯小说,名字至今都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少有读枕边书的机缘,读书经常让我难以入眠。有时会听书,“喜马拉雅”里面的内容很丰富,通常会选择听一些关于历史的书,中西历史都喜欢听。最近听得多的“书”是关于南北朝时期的,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实很长,内蕴其实很丰富,崭新的历史认知往往改变我们审视历史的姿态,校正我们理解现实的角度。我很看重这样的补课学习。

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杜桂萍:其实很少有时间重温已经读过的书,除了备课的需要。我每年给本科学生开《四大名剧导读》课,每年都要读一遍《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疫情影响了世界政治和历史格局,可能会改写人类历史,对人的阅读的影响已经在实际发生中。难得的家居生活,让阅读变得自由、舒展、愉快,比如刚才说到的重读《围城》《荆棘鸟》等,就是一种带有审美快感的任性阅读。这当然也赐予了反观自我的自觉。这二十多年,似乎一直在向前走,努力着,忙着,几乎没有机会停下脚步,也很少认真地回头看看,甚至属望一下道路两边的风景。人生真正的风景在哪里,细想其实很茫然。我常常教育我的学生面对问题思考时,要走两步停一下,或者退一步,其实是得自近年的生存经验,我自己也需要这样。谈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会归责于时代,或者理解为生活所迫,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反观自我的自觉过于缺乏,被时代裹挟太紧而成为“套子里的人”,恰恰是一个人文学者最需要规避的行为方式。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杜桂萍:我想,如果有机会,最想见到的应该是鲁迅。许多人喜欢鲁迅,我看了这个栏目邀请的作家和学者,很多人都谈到了鲁迅。最近我在参与撰写2016-2020年《中文学科发展报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鲁迅研究。总有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言说鲁迅,鲁迅给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殊的视角,提供了最为丰富的阐释人生的资源,确实应该感谢他、关注他。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渴望接近鲁迅,鲁迅日益以一个“烟火漫卷”的姿态介入我们的人生,成为一种话语方式。这样的鲁迅才能构成一种真实的力量。如何理解鲁迅,可能依然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系统地阅读鲁迅,其实一直是我的阅读计划,可惜总是中断。我愿意一厢情愿地理解鲁迅,相信他是一个率真的人,欣赏他个性中单纯的那一面,敬佩他审视生活表现出的冷峻。曾经设想,如果与他生活在一个时代,能否成为朋友?不过这不重要。有一个令人敬慕的思想家存在着,始终引领人生,真是一件充实而且幸运的事。当代比较活跃的作家,最喜欢的是迟子建。我见过她,只是打过一个招呼。她不会记得我。我觉得自己跟她有一点相像,都与空阔、荒凉的兴安岭有关,都有一个得益于森林、冰雪养成的个性,甚至可能都曾在童年的某一个春天躺在松软的树叶堆积的山坡上,长时间地仰望高远、孤寂的天空。我喜欢迟子建的文笔和小说选题、叙事方式。我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喜欢的马尔克斯,也捕捉到了熟悉的生活经验和寂寞的人类童年。我觉得或者可以给她写一封信,又觉得不能准确地表达自我。

(栏目主持人: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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